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普通家庭的收入、购买力和消费不足，而短期内缓解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是政府给普通家庭无差异发放一笔现金。
在谈到发钱的问题上，一些人总是可以找到无数条理由反对。比如，人人发钱等于没发，发钱引发通胀，给14亿人发钱导致政府财政负担增加，政府不可能发钱，等等。
本文把发钱这事说清楚，回答为什么要发、怎么发。
一、其实每天都在发钱
二、给普通家庭发笔钱
三、国资全民分红基金
01
其实每天都在发钱
关于发钱的疑问，下面一一回应。
第一，政府不可能发钱。
只要稍微了解中国的财政收支体系，你就会发现，政府每年每月每天都在发钱。所谓发钱就是政府财政账户上的钱转移到企业或个人的账户上。
中国从1994年开始实施分税制和转移支付，中央财政从地方财政抽取一定比例的税收，然后向经济落后省份转移支付。
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9.69万亿元、增加1.4万亿元，增长16.9%。全年转移支付占中央公共预算财政支出的比重为73%。
这笔钱发到哪里去了呢？
根据2022年转移支付决算，转移支付规模前三的省份为四川、河南、湖南，分别为5313亿、4653亿、3902亿。
再看具体项目，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的大头是基建支出4932亿。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大头是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分别为2.11万亿、3.69万亿。
共同财政事权中规模比较大的有：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1881亿、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9277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616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3704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2300亿、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3546亿。
细化到这里，我们也未必清楚转移支付的钱最终发到谁的手上。但是，大致可以推测，接近10万亿的转移支付，通过基建、养老金、医疗保险、贫困补助、公务员及教师工资、农业补贴等支出的方式转移到相应的人手上。
若按人均计算，人均转移支付规模前三的省份为西藏、青海、宁夏，分别达到6.8万、2.6万、1.6万。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甘肃、吉林、海南人均转移支付超过1万，贵州和云南人均转移支付达到9400元。
所以，中国政府不是没有发钱，相反每年发钱的规模非常大，真正要讨论的问题是，钱发往何处、发到谁手上。
第二，发钱引发通胀。
2020年美国联邦政府给普通家庭发放了大约2.1万亿美元的纾困基金，这笔钱很快转化为家庭消费，引发了最近40年以来最大的通胀。这让很多人坚信，发钱引发通胀的观点。但是，中国政府每年都发钱，而且规模巨大，为什么没有引发通胀？
发钱不一定会引发通胀，是否引发通胀的关键有两点：
一是发钱不等于印钱，印钱才引发通胀。
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无中生有印钱会引发通胀。但是，如果钱来自税收，只是从政府账户转移到个人账户，相当于钱搬了家，不会引发通胀。
二是超发的货币发到哪里，哪里先通胀。
根据坎蒂隆效应，市场要素是不完全自由流通的，超发的货币发到哪里，哪里先通胀。流到房地产，房地产通胀；流到股市，股市通胀；流到家庭部门，商品通胀。在超发货币的规则中，先得到货币的人对后得到货币的人构成财富剥夺。
所以，通胀不通胀，关键看钱从哪里来、发给谁。
第三，发钱养懒汉。
欧美福利主义的担忧在中国似乎颇为流行，一些人担心发钱养懒汉，反对给普通家庭发钱。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两点：
一是中国人的劳动参与率已经很高，男性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均很高，而且劳动时长不低。换言之，中国人很勤劳、很卖命工作，需要更多休息、更多福利，而不是继续奔命。
二是我们能发多少钱可以达到养懒汉的程度，实际上中国普通家庭收入并不高，发一部分钱也无法达到高福利的水平。
如今，国人的劳动时间很长，家庭收入也不高，如果政府发钱能够提高普通家庭收入，改善消费福利，降低一点点劳动时间，让过度劳动的人多休息，身体更加健康，这本身就是这个国家的福音、政府的责任。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发展经济不是目的，提高国人的收入和消费福利才是目的，不能把手段与目的搞反了。
第四，发钱也不消费，他们把钱存起来，不能带动经济增长。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居然是一些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反经济学的。
认为发钱不消费无助于经济的观点是不懂经济学的，他们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富人更强，给普通家庭发钱更容易促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更高。与工资增长相比，天降“红包”更易刺激普通家庭消费。
二是把钱发给普通家庭，即便一些家庭存起来，同样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你只要记住，你自己支配这笔钱，要比政府帮助你支配这笔钱更有效，那么就能够明白发钱对经济的作用。这笔钱，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存起来，有人还房贷，有人买股票，有人去旅游，有人缴学费……每个人自己支配这笔钱比政府统一支配更有效率。更何况，那些把钱存起来的家庭，其储蓄增加点，焦虑减少点，生活更好点，这不正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吗？
第五，政府财政困难，债务压力大。
有人说，中国是人口大国，给每个家庭发钱，14亿人，财政负担太重，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缴纳税收时，中国也是人口大国。
当前，政府的财政与债务压力是显而易见的，接下来地方债进入化债阶段。不过，当我们在考虑财政与债务问题时，需要建立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思维。各级财政系统中，收入、支出以及债务是多少，支出中基建支出多少、行政支出多少，哪些支出可以砍掉、可以节省。只有把账目搞清楚，我们才能够明白政府是否还有能力发钱、发多少钱、如何安排这笔支出。
2
给普通家庭发笔钱
经上述分析，发钱本身没问题，关键是两点：钱从哪里来？如何发？
钱的来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通胀、是否引发政府债务风险，其优先秩序是：
一、税收和国资，能不借钱尽量不借钱；
二、有限借钱，能不透支尽量不透支；
三、透支借钱，能少透支尽量少透支。
用税收发钱，不会引发通胀，也不会提高政府的负债率。这是最理想的方式，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中国每年发放规模最大的一笔钱——转移支付，就是用税收发放的。
用税收发钱，其实就是税收返还，相当于减税。与之相比，直接减税的效果可能更好。政府每年征收大额的税收然后用于转移支付，还不如直接减税。直接减税、降低税率相当于不征收这笔钱、也不需要返还，降低了交易费用，让利于民，让个人去支配这笔钱比政府二次分配更有效率。
建议提高个人所得税抵扣金额。今年提高了三项个税抵扣标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个婴幼儿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相当于直接给普通家庭发钱。建议降低增值税税率。增值税是一种间接税，最终纳税人为广大普通消费者，占中国税收比重的40%，为第一大税种，降低增值税也相当于给普通家庭发钱。还建议给小微企业免除企业所得税，相当于将税收返还给广大小企业主。
有人提出，转移支付可以缩减地区、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减税无法覆盖到低于纳税起征点的个人。实际上，只需要引入负个人所得税制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国资，作为全民共同享有的资产，发放给国民，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不会推高通胀和政府负债。
债务不是魔鬼，政府也可以适当借债发钱，借助合理的杠杠来提高国民福利。从国家市场理论来看，竞争性政府作为市场主体，从市场中有限融资给国民发钱，不会引发通胀。虽然这会提高政府的杠杆率，但引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小。
但是，在有限借钱与透支借钱之间，政府如何把握？借多少钱算透支？
经济学讲究逻辑而不是经验与数量，政府是否过度借债完全听命于价格。换言之，只要政府在自由市场中借钱，在债市或自由银行市场中融资，利率起到调节作用。当政府信用下降、债务风险上升时，投资者卖出该政府债券，债券价格下跌，利率逐步上升，以抑制政府过度借债。如果政府不顾利率飙升执意扩大债券发行，债券价格大跌，利率飙升，投资者避之不及，政府无法如愿，债务被限制扩张。
若此时，央行扩张货币或国有商业银行扩张信贷给政府提供融资，这被称为财政赤字货币化，说明政府在透支信用借钱，严格说是银行系统在透支信用给政府借钱。银行系统的信用透支压力最终传导给货币，若引发大通胀、汇率崩溃则说明货币信用被透支。2022年美国大通胀说明联邦政府的纾困基金发放对政府与美元信用构成透支。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极端情况下，如瘟疫大流行、自然灾害、战争时期，政府可以适当透支借钱给家庭发钱。通过透支政府资产负债表来保全家庭资产负债表，是极端情况下的一种操作经验，也是成立国家的目的之一。待灾害过去，紧缩货币，重振信用。
接下来，我们按照上面三个优先秩序讨论给全国普通家庭无差异发钱。以每人3000元，14亿人核算，一共4.2万亿，占GDP的比重为3.4%，低于纾困基金占GDP比重10.9%。
如何安排4.2万亿？
第一，税收及转移支付。
去年全国税收收入16.66万亿，中央转移支付规模为9.69万亿元，转移支付项目能否优化、节余5000亿，发给普通家庭？这5000亿不是额外增加的，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发放，过去是发放给特定的项目与人群，如今无差异发给普通家庭。
第二，国资与国企利润。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根据《国务院关于2021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国有资产可以分为企业国有资产、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四大类。
具体来看，2021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08.3万亿元、负债总额197.9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86.9万亿元；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352.4万亿元、负债总额313.7万亿元、形成国有资产25.3万亿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54.4万亿元、负债总额11.5万亿元、净资产42.9万亿元。三项国有资产合计达到714万亿元。
2022年，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82万亿元，利润总额4.3万亿元。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2.3万亿元，同比增长5.4%。
去年从央行利润中拿出1万亿用于减税，今年能否从国企利润中挤出1万亿，或者通过抵押贷款等方式从国资中变现1万亿？
第三，无效与低效投资。
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投资比重过大，尤其是公共投资，而家庭消费比重太低。我们需要降低投资比重，节约无效、低效的投资与支出，将其发给普通家庭，转化为普通家庭的储蓄和消费。
去年，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8万亿，占GDP的比重为48%，而欧美国家的投资比重一般为20%左右，印度为27%。考虑到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假定合理的投资比重为30%，那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大约是36万亿。这意味着中国可以从固定资产投资中节约22万亿左右的无效的、低效、过剩的投资。
根据国有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50%推算，中国可以节省11万亿左右的国有投资。2022年全国基建投资金额为14.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2%。根据低效、无效、过剩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8%推算，中国可以从基建投资中节省5.7万亿左右的国有投资。那么，能否从这笔无效的、低效、过剩的国有投资中，挤出2-3万亿用于普通家庭的现金发放？
以上三种方式可挤出4-5万亿，在现在的基础上不额外增加政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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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全民分红基金
如果还有其它方面的担心，可以尝试一次、发一小比，如1万亿。若没有问题，可以建立以下三种机制，即两个国资基金和负个人所得税制度，为全民发钱。
第一，国资全民分红基金。
如今家庭收入与消费不足，政府财政又困难、债务压力大，而国资充盈、利润丰厚，此时需要国企担当，国民启动压舱资产，建议成立国资全民分红基金。
国资全民分红基金并不特殊，先举个例子。
1968年，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普拉德霍湾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由于普拉德霍湾是阿拉斯加州州政府的土地，州政府从普拉德霍湾油田的租赁中得到9亿美元的巨额收入。许多阿拉斯加人担心这笔巨款被政府挥霍一空，于是州长提议建立一个永久基金计划。1980年，州议会通过了永久基金分红方案。
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分红方案将每年及前四年平均下来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的50％发放给每一个在阿拉斯加州居住满六个月的居民。1982年秋冬两季阿拉斯加州40多万居民每人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的支票的社会分红。从1982年起至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每个公民发放永久基金分红。
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分红方案是国民分享国有资产收益的经典计划，如今中国各大城市的许多村集体均采用类似办法给村民发放集体资产分红。
早在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生詹姆斯·米德在其著作《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中提出了社会分红的构想。他写到：“国家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两年后，米德又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称其还能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的作用。这一构想美国政府在疫情危机期间已付诸实践。
新加坡政府2008年曾公布“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给国民发了一个相当于43亿人民币的“大红包”。此举将政府视为企业，仿造企业回馈股东的办法给国民分红，多盈余多分、少盈余少分。
作为国有资产庞大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有必要建立国有资产分红基金。
过去20多年，国有资产持续增值。2017-2021年，全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年均增长14.6%，金融企业国有资本权益年均增长11.8%，行政事业性国有净资产年均增长20.3%。这笔资产是国民压舱底的资产，在关键时刻需要拿出来支撑民生。
但是，国企利润上缴偏低，资产变现能力不够。央行利润上缴比例在10-20%之间，若加上返还部分，实际上比例更低。2022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689亿元，与4.3万亿元利润、714万亿元国有资产相比，这一收入显然不能算高。
所以，建议成立全国国有资产全民分红基金，划拨30%-50%国有股权进入该基金。全国国有资产全民分红基金通过资本运作、全球投资获利，50%利润充实社保基金，用于发放养老金，另外50%利润无差异发放给国民。
第二，国有土地与住房保障基金。
在全球范围内，极少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拥有庞大的国有土地资产。
截止到2021年，国有土地总面积52346.7万公顷，其中国有建设用地1796.3万公顷、国有耕地1955.5万公顷、国有林地11245.7万公顷、国有草地19757.2万公顷、国有湿地2178.3万公顷；林外，管辖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千米、水资源总量29638.2亿立方米。
由此，中国拥有大量国有土地可为国民提供大量的保障性住房。新加坡政府利用国有土地的优势为85%的国民提供了公共住房，其中约94%是自有住房。
过去，中国发展商品房经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拍卖获得大量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接下来，为了解决长期困扰广大家庭的居住难题，建议各个城市成立国有土地与住房保障基金，将当地城市的国有土地纳入该基金。国有土地与住房保障基金的收入的50%（土地出让金收入、经营性收入）用于当地的保障房建设。
第三，负个人所得税制度。
很多人并未意识到，现在各国实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企业所得税是对利润征税，也就是减去了各项费用，但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征税，不是对利润征税。这一点对个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个人打工也有成本，个人所得税应该减去个人的租房、教育、交通、吃饭等费用，对个人的利润征税。
当然，有人说，个人起征点以下的就是你的成本。但是，这个算法过度粗暴。当前，全球主要国家流行个人抵扣。为什么？其实，个税抵扣就是一种成本抵扣，把教育、住房等成本减去，对个人的利润进行征税。所以，建议进一步提高个税的抵扣标准，降低家庭的税收负担。
对个人减税是一种直接发钱的方式，但是有人提出，减税对穷人不利。原因是，多数劳动者达不到个税起征点，没法享受减税福利。个税起征点调整后纳税人数在6000多万人，多数未达到起征点的人无法享受减税的福利。
不过，这不难解决，可以实施负个人所得税制度。所谓负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弗里德曼提出的一种累退制税收制度。超过起征点的人给政府纳税，低于起征点的人政府给他反向“纳税”，把累进制与累退制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税收制度，可以给低收入家庭提供税收补贴。
给普通家庭无差异发钱是短期内改变收入结构、提振消费的直接办法。如果要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则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
例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商业银行和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债务负担，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财政收入改革降低普通家庭的税收负担，以基建投资为主转向家庭福利为主的财政支出改革提高家庭养老、教育与医疗福利，等等。
普通家庭收入增加，才能催生经济的内生动力。反过来说，家庭收入与消费福利增加，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
本文只是想把发钱这事说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