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铲史官
也许有人会问，战争年代，大家优先保住性命即可，至于文字材料，大不了通过幸存者回忆，照样可以记录下来。
其实文件档案工作绝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有些不重要的文件，当然可以焚毁，但有些事关党的创建，或者是一些机密文件，则非留存不可，如果仅仅只是依托于人的记忆，很有可能出现偏差，那么文档的保存工作，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由周恩来、杨尚昆护送的这一批重要文件，在过去战争年代，也经历过多次转移，也有不少的同志，为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搬与安”
“自延安起，三年来均在搬与安二字上工作。”
杨尚昆在1949年2月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所谓的搬与安，一方面是指人的；而另外一方面指的就是这一批批的文件档案。
从1946年年底，党中央已经考虑准备要撤离延安，那时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盘踞在陕甘宁根据地周边，随时准备进攻，当时身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杨尚昆，还担任了中央机关警卫司令一职，负责转移人员。
党中央自长征结束后，便一直在延安经营，说要离开，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除了大量人员的转移外，最重要的是一批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核心机密的文件和档案。
这批文件和档案中，不仅有党中央在延安时候机关往来的档案电文，还有一批是当年上海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经过大量人员转手保护保存下来的。
图|陈独秀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21年7月23日，但要从筹备建党算起，就要从1920年8月开始，那时陈独秀第一个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为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建党前以及建党初期，中共中央来往的文件电文，均由各个部委保存，那时的党组织还没有专门保存文件档案的机构。
一直到1923年，陈独秀在三大上才正式提议，在党内加强秘书制度，秘书制度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加强党的文件档案工作。
1926年，党中央明确颁布《组织问题决议案》，正式提出设立秘书处，并在秘书处单独设立文书科文件保管处，大量的文件被汇总到文件保管处保存。
党的文件保管工作，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期。
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也决心以武装的革命来反抗武装的反革命。中共中央也做出决定，由武汉迁往上海。
图|张唯一那时，秘书处也随同中央一起迁往上海，一同搬迁的还有中共中央与各部委往来的文件，文书科科长张唯一与于达、张小妹两位同志，搜集了4万余文件档案，也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内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档案管理。
即“一式三份”，一份交共产国际；一份交文件保管处；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
1930年9月，中央尽管决定要精简机构，但还是保留下了文件保管处，那时的文件保管处，已经保存了20多箱不可焚毁的重要机密文件和档案，张唯一在党的指示下，在上海找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建立了秘密档案库，被后来人称之为是红色档案库的中央文库。
中央文库的文件，从建党之日起，包括几个部分，如中央文件、红军文件、苏区文件以及地方文件。
1931年初，中央文库的分管工作者周恩来视察文库，发现大量的文件成捆地堆放在一起，立即指示张唯一找到瞿秋白，拟定一份文件处理办法。
图|周恩来瞿秋白于1931年4月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建国后刊载于1952年第五期《材料工作通讯》上。
在上海白色恐怖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这一批秘密文件，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中央文库自设立那天，就一直不断地在搬迁，光是在上海就搬迁了几次，一方面是国民党当局搜捕，而另外一方面，也和叛徒有很深的关系。
中央后来前往苏区工作以后，党中央的文件交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管。
前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上海临时中央局始终负责代管这批文件档案，也历经了数个人的牺牲，如陈为人（1937年3月去世）、缪谷稔等。都是因为心理压力大而病倒的。
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管的这一批档案，负责管理这批档案的陈来生，才将这些机密文件文档完好无损的交给党组织。
图|瞿秋白为了顺利移交，陈来生将中央文库所有文件挨个整理了4个月，才移交给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组织部于9月4日还专门开出给陈来生的证明信：
“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装16箱，这些文件､资料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特此证明。”
战争年代，保管这一批文档已经颇为不易，但有时需要，还必须要调阅，风险重重。
1943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急需要调阅一批在上海的重要文件，党组织找到了陈来生，调取了两万多份档案，考虑到这些档案数量巨大，为保险起见，专门拍成胶卷，装在干电池里，这才运送到了延安。
周恩来也考虑到调阅文档极不便利，几次想要将上海的中央文库调往延安。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交代将中央文库一同迁往延安，那时得益于飞机的便利条件，周恩来也想通过这个渠道，快速的将上海中央文库搬迁到延安，但遗憾的是，后来只转移了5000余份，国民党方面就禁止了专员携带文件上飞机，于是搬迁工作只好作罢。
图|中共中央文库旧址不过，随着蒋介石撕毁和平协定，掀起内战的浪潮，延安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与各部委、各个根据地之间也有往来的文件档案，需要马上处理。
从1946年年底开始，周恩来负责主持文件转移的准备工作。
“筹建一个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
周恩来主持文件的转移工作，首先就是要集中所有的文件。
一个是将被裁撤掉的部门的文件（如北平调处执行部）；另外一部分是分散在高级干部个人手中，如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等人手中留存的数量不菲的文件。
尤其是在各个领导人手中的文件，搜集整理出来的就非常多。包括周恩来自己手中，就有两箱又33包之多。毛主席手中也有三箱。另外从1946年11月间，中央秘书处从各处收来的文件，也有1.6万件之多。
党中央在延安经营十几年，自然有大量的文件留存，这批文件甚至远远多于在上海的中央文库，其中还包括红军长征以后，从中央苏区带出的文件以及长征时期的文件。
对这些文件，当然不可能全部撤走。对重要的文件，要指定专人妥善保管，而不必要保留的事务性文件，则一律销毁。
图|曾三尽管整个过程都是在监督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局限于战争环境下，有些部门在处理文件时比较仓促，还是销毁了不少不应该销毁的文件。
这些情况后来被毛主席知晓以后，对档案管理工作一贯重视的他立即批示：
“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存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专门派安子文到中央组织部等安慰，检查疏散转移档案的情况。
为了中共中央机关在大迁移的过程中，安全稳妥地运输这些文件，专门负责此事的杨尚昆还建议专门设立一个机构：
“从中央秘书处、机要处、中组部、中央军委一局、总政秘书处等有关单位抽调干部，组成一个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由中央秘书处处长、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曾三统一领导。”
材料保管委员会从延安最早疏散出两批档案，一批运送到了陕西保安县安条岭中共西北局农场，总共16箱，由中央秘书处派专人管理，而另外一批档案运送到了陕西清涧县，共13箱，由中共清涧县委负责代管。
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对延安实施轰炸，中央机关陆续准备撤离延安。
曾三率领的材料保管委员会是第一批从延安离开的队伍，他们不仅携带着几十箱重要的文件档案，随队伍出发的还有党中央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者以及家眷。
由于曾三一路上既要看护这些文件，又要带队出发，一路上走的并不是很顺利，胡宗南开始进攻延安以后，曾三指挥运送文件的队伍落在后面，结果与前面走的老人与孩子失去了联系。
任弼时找到杨尚昆，让他专门负责处理这件事，杨尚昆只好承担起来护送老弱妇孺到根据地的重任。也就是在途中，杨尚昆与曾三也取得了联系。
原来曾三将押送的几十箱档案与掌管的一批经费，一起送到了晋绥根据地的兴县刘家曲。
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危险仍然没有杰出。
图|画作《转战陕北》整理档案工作是一个十分繁琐的工作，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还需要时间，当时运送到刘家曲的几十箱档案，仍然是杂乱无章，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量大且杂乱的档案很难处理，容易丢失和落入敌人手中。
中央也考虑到了档案问题的重要性。
1947年4月5日，曾三领导的材料保管委员会，依据刘少奇、朱德以中央名义宣布《关于处理文件向中央的报告》的精神，将档案划分成三类，除了特别需要保管的档案外，将一些不重要的事务性文件销毁了一部分，档案从原来的92箱，精简到了64箱。还精心编写了一份《材料保管委员会材料目录》。
基本上这64箱文件，后来就没有再动过。
另外还在安条岭之16箱档案、在清涧县的13箱档案，党中央也从来没有忘记过。
胡宗南部队进入瓦窑堡以后，曾搜出一批中央的书报刊物等文档，引发了党中央对于保存在敌占区的文件档案的关注。
也就是在刘家曲整理档案间隙，任弼时以前委的名义致电西北局副秘书长曹力如：
“前中秘曾三交你保管在安条岭之文件16箱，主要是《两条路线》、《六大以来》、《军事文献》等书。其次，为一部分抗战后、四零年以前个根据地文件原文及各种废旧印章等，待无法保存或转移时烧毁，在目前敌人乱窜情况下，请再检查原藏地区是否安全，请你们赴绝对保管责任，在危机时彻底烧毁。”
图|任弼时另外对保管在清涧县的13箱档案，中共中央也做出了专门的指示，材料委员会派遣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材料科副科长谷先南等人，前往被敌人重兵包围的清涧县，在冒着极大风险的情况下，将这一批档案做了分门别类的整理。
清涧县这批档案，经过整理以后，销毁了7箱不重要的，又藏了一箱，整理出的四箱格外重要的档案，用驴驮着一直度过和黄河，来到晋绥根据地。
交归中央档案馆
1948年3月，全国解放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中央毛主席也决定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中共中央各个机关来到了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建屏县西柏坡。
留在晋绥根据地的这批文档，也要跟着一起到西柏坡。
图|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曾三临走前，曾三领导材料保管委员会，对这批文档又进行了一遍更加细致的整理工作，主要是接受了一批已经裁撤部门的文件，并将之前撤离延安是藏在陕北各处的文件，统一收归整理了一遍。
这一次因为时间上比较充裕，加之有了之前的经验，处理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1948年4月，经过精简以后的这一批64箱文件，被统一装入到事先准备好的铁皮箱里面，用驴驮着，从兴县刘家曲出发，一路由岚县、静乐、忻县、五台山进入河北阜平，并于5月上旬抵达西柏坡。
至此，随着全国形势逐渐好转，这一批档案再也没受到过更大的危险。
1949年3月24日，党中央迁往北平，周恩来、杨尚昆特别抽调了两辆卡车，将这一批64箱文件都装上卡车，运送到了北平，至此档案的保管运输正式结束，历时两年零八个月，中国共产党这批珍贵档案文件，在三次迁移中，被完好无损的保存了下来。
图|毛主席陈来生将上海临时中央局保管的中央文库移交给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以后，1949年9月17日，华东局请示中央《关于大批历史文件如何处理》。
中央办公厅于9月18日复电：
“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
另外在中央复电中，还有一句特别提到了保管文件的陈来生：
“对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请你处先予奖励。”
毛主席批阅文件后，将文件中“对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改为“人员”，意思是除了基于职责保管的党员除外，所有参与文件保管的亲属人员，都应当受到奖励。
中共上海市委于10月4日发布了《给陈来生的嘉奖信》。
图|陈来生1950年2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派专人携带礼品和慰问信，对协助陈来生守护中央文库有功的甄德荣(陈来生父亲)､甄福顺和甄长顺(陈来生弟弟)进行了慰问。
上海中央文库的这一批珍贵档案，被全部移交给了中央秘书处。
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档案文件，随着全国各大城市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接受了一大批原国民党政府的文件，对于这批文件，毛主席、朱老总于1949年4月25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指出：
“负责保护好各机关的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
1959年，位于北京西山的中央档案馆建成以后，这一批历史重要档案，被全部移交到中央档案馆保存，成为日后党史、军史的珍贵资料。
图|中央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