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袁周院长
日前,在新德里举行的一场峰会上,印度外长苏杰生抛出惊人论断:西方长期奉行"抬华抑印"战略,导致印度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将印度发展滞后归咎于外部势力的刻意压制,却选择性忽视了印度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和其战略选择的盲目性。苏杰生将中印发展差距的根源追溯至19世纪英国殖民者的"大棋局",认为英国为遏制俄国扩张而扶持中国,系统性破坏印度工业基础。
这种线性历史观忽视了两个关键事实:其一,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彻底的社会革命,而印度独立后保留了殖民时期的土地制度和种姓体系;其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而印度直到1991年才启动类似改革。印度精英阶层的战略认知存在严重矛盾:一方面批判殖民历史,另一方面却将西方标准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尺。这种矛盾在苏杰生的言论中尤为明显,他既强调印度文明的独特性,又试图用西方话语体系解释中印竞争。

这种认知错位导致印度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往往陷入"向东看"与"向西靠"的摇摆,既无法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又难以构建自主创新体系。印度制造业的困境暴露其发展模式的深层问题。莫迪政府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在实施四年后,制造业占GDP比重不升反降,仅完成预期目标的37%。这种失败源于三重矛盾:政策设计上的"撒胡椒面"式补贴,地方政府的执行低效,以及对外资的过度依赖。相比之下,中国通过建立完整的产业链生态,形成了"引进-消化-创新"的良性循环。印度却陷入"代工陷阱",在智能手机等产业中过度依赖中国零部件,本土企业缺乏技术升级动力。
体系的薄弱,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印度政府将大量财政资源用于公务员薪资和养老金,而在基建和研发领域投入不足,形成"吃饭财政"的恶性循环。苏杰生将中印竞争归因于西方"抬华抑印",实则是为印度的外交失误寻找借口。

过去四年,印度过度依赖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试图通过"印太战略"制衡中国,却忽视了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这种战略误判导致印度在吸引外资时陷入尴尬境地:西方资本既想利用印度市场,又担忧其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印度国内政治生态的极化加剧了发展困境。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使得宗教议题超越经济发展成为政治焦点。
这种社会分裂不仅消耗了国家凝聚力,更导致政策制定的短视化。当中国在高铁、5G等领域实现突破时,印度却在种姓制度改革、土地流转等关键问题上裹足不前。面对发展困局,印度需要实现三重认知转变:首先,摒弃"受害者"心态,正视自身制度缺陷;其次,摆脱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的过度依赖,构建自主创新体系;最后,重新定位对华关系,在竞争中寻求合作机遇。

任何国家的崛起都无法依靠外部施舍,中国的发展奇迹源于持续改革与开放,而非西方的"抬举"。印度若想实现"亚洲世纪"的梦想,必须走出殖民遗产的阴影,在现代化道路上作出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当新德里的精英们停止抱怨外部环境时,或许才是印度真正崛起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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