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我承认，我是某种绝症的晚期患者……（附几十张我的“带病工作照”）_

（1985年8月，普陀山海边自拍）

我承认，我是“摄影痴迷症”晚期患者。这是一种“不治之症”。

严格说起来，我这臭水平，是不能冒用“摄影”这个说法的。但明明没有达到摄影的水平，却患上了职业摄影家才有的“绝症”，这正是我的“悲剧”所在。

尽管我对自己有的照片——不敢说“作品”——还比较满意，但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总的说来，我的那“几刷子”还属于未入门的初级阶段。许多朋友都把我的照片，称作“摄影作品”，还说是“专业级别的”，但我在心里说，这都是外行人的评价——今天把这“心里说”公开说出来了，请朋友们不要生气。

其实，真正的专业水平的摄影家，看了我的照片都会指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致我非常沮丧，因而不得不绝望地追问：“难道就没有值得您鼓励的地方吗？”

每当这时，朋友总是怜悯地看着我，然后又盯着照片看了又看——显然是在吃力地找“闪光点”，然后“鸡蛋里面挑骨头”地表扬我：“嗯，照得还比较清晰！”我差点气晕：只是照得“清晰”而已，而且还仅仅是“比较”。

但这不妨碍我对拍照的热情，更不妨碍我渴望早日达到“摄影”级别的追求。

其实，我从八十年代就开始拍照了，那个年代是拍黑白照片。当时工资微薄（每月52.5元），但我节省了又节省，从牙缝里挤出钱，积攒起来买了一台海鸥牌120双镜头相机。出去旅游，拍了许多黑白照；平时还给学生拍照。为了省钱，我自己冲印，买来相纸还有显影粉和定影粉，自学暗房制作，“暗箱操作”。

今天看着这些黑白照，就是看到了我的青年时代——本文的压题照片，就是我1985年8月在普陀山海边早晨等待日出时的自拍，也是自己冲印的。当时我还不满27岁。

我的师傅很多：杨子杰、翁明、王瑞林、薛晓哲、贺延光（我现在的佳能5D3就是贺延光大师推荐买的）……这些名字有的在百度上都可以查到。虽然并没有正式拜师，而且他们也不承认是我的“师傅”，但我确实向他们学习了不少技巧，有时候通过网上把照片发给他们，请他们指点一二。我虽然愚笨，但总算还能拍出一些至少可以自娱自乐的照片。

有人问我：“你那么忙，哪有时间拍照？”我的回答是：“只要是你喜欢做的事，无论多么忙，都会有时间。”比如成都人搓麻将，再忙都有时间。还有读书，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哪会没有时间？拍照也如此。

我每天走路上班，一边步行，一边拿着手机（有时也拿相机）拍下眼前的美景。外出讲学或开会，我往往都会背上沉重的双肩包——里面装着两部相机、四个镜头，有时候甚至还带三脚架——虽然水平非常业余，但这一点都不妨碍我装模作样，摆出一副专业的架势，招摇过市。

为了拍美景，我真是拼了。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我曾经伏在草丛中，一边凝视镜头中的小花，一边慷慨地把肥胖的躯体献给饥饿的蚊子；在泰山之顶的天街，我曾经披着军大衣用冻得发僵的手拍月亮，瑟瑟寒风中，悲壮的鼻涕藕断丝连，随风摇曳；在卡塔尔，我每天凌晨四点便全副武装出门去波斯湾迎接朝阳从海里升起；在丹麦，我曾经在步行参观考察一天之后，又拖着疲倦的身躯步行四公里去海边拍落日；有一次，出差回家已经凌晨一点，可进屋放下行李，立即扛着三脚架直奔26层楼顶，因为那晚有初月……

尽管拍照技术没什么长进，但我拍的一些照片还是受到部分朋友真诚（而不是假装）的喜欢。随行的伙伴，还给我抓拍了许多我的“工作照”。这些照片都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拍的，所以特别自然（见下面的图片，您最喜欢哪一幅呀？）。我去丹麦学校参观时拍照的姿态和嘴脸，居然还上了丹麦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见最后一幅）！不知这算不算有了“国际影响”。

我的“摄影痴迷症”的确越来越严重，渐渐“病入膏肓”。我也不想治了，就这样吧！

2018年11月8日

内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