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旧城闲谈
公元626年夏，太白经天，昼见长庚，“天下革、民更王”的谶语让皇宫里的大唐皇帝李渊惴惴不安。这时候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矛盾已经闹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李渊束手无策。
是年六月初四，李建成与李元吉奉命进宫对质大臣告其淫乱后宫之事，行至临湖殿发现了李世民设下的伏兵。
两人策马逃走，但为时已晚，一个被李世民亲手射杀，一个在逃往武德殿时被尉迟恭拦下杀死。随后李世民带兵面圣，获得了统治天下的权力。
李建成、李元吉手握4000府兵，李渊更是天下之主，玄武门之变中的李世民却不仅能够从容不迫地伏杀兄弟、夺取皇权，事后还挡住了李建成部下的围攻，显然经过一番详尽的谋划，但史料中却对此少有提及，为世人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
直到20世纪，人们才从一份名为《常何墓碑》的碑文中找到了合理的答案。然而这份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碑文现在却不在中国，而是被保存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中。
与秦琼、尉迟恭、程知节等名将相比，后世对同为隋末名将的常何知之甚少。这个人与玄武门之变有何关联？他的墓碑又为什么会出现在万里之外的法国呢？
百战名将常何
常何这个名字不曾出现在《隋书》中，新旧《唐书》中与他有关的内容也不过寥寥数语，然而此人无论是地位还是人生经历都足以与秦叔宝、尉迟恭等名将并列。
据《常何墓碑》所载，常何生于汴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一带，在古时属于“河北”地区，这里正是隋末河北起义军的策源地。
在当地民风的熏陶下，常何自幼习武。《新唐书·马周传》对他的早年经历只给了一个“何武人，不涉学”的笼统描述，不过碑文中的常何却是“习行阵于通庄，植族旗于曲陌”，并且他青年时代倾尽财产周济穷人，前来投奔的侠士络绎不绝。
正因如此，当他决定起兵时，马上就有一支队伍跟着他揭竿而起，当他需要寻找靠山时，立即得到了义军首领李密的赏识。
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和李密属于双向奔赴，在所有现存史料中，常何是第一个投靠李密的义军将领，王伯当、秦叔宝、程咬金等都要排在他后面。直到李密做出那件致命的蠢事后，他都一直追随左右。
李密与翟让合谋讨伐张须陀、攻取洛口仓的过程中，常何一马当先，为瓦岗义军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到李密当上瓦岗首领时，常何已经是一人之下的上柱国、雷泽公了。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大唐王朝，而李密的瓦岗义军却在内忧外患中逐渐式微，这时候常何又成了劝说李密归附唐朝的第一人。
唐高祖李渊对常何的大名早有耳闻，李密来投后他不仅保留了常何的上柱国、雷泽公头衔，还封他为清义府骠骑将军，仍归李密节制。
但让常何没想到的是，李渊让李密去山东收复旧部，李密却又产生了反叛之心。常何、王伯当等人苦谏未果，只好跟他一起反唐。最终李密落了个兵败被杀的下场，常何怕被当成同谋，索性投靠了河南王世充。
然而常何很快发现王世充刚愎自用，一肚子小算计，没有一点帝王气象，此时秦叔宝、程咬金也都在王世充帐下，皆“疾世充多诈”，几人一商量，带着几十个亲随再次回到了大唐。
由于常何是第二次降唐，这次他只被封了一个车骑将军，比之前的骠骑将军低了一个等级。不过李渊感念常何对李密的忠心，事实上反而对他寄予厚望。
武德二年，李渊遣常何往柏崖招慰李密旧部，配合刘弘基对战宋金刚。武德三年，随李世民攻灭夏县。
武德三年，随李世民破王世充、窦建德联军。武德五年，随李建成讨伐刘黑闼。武德六年，与李勣等人并列李孝恭帐下七总管，共讨辅公祏。
这几年是奠定大唐基业最关键的几年，每逢大战必有常何的身影，“骋七纵七擒之略，腾百战百胜之威”。
更难得的是，李建成、李世民都视常何为自己的部将，天下大定后又被委以镇守玄武门的重任，这使他成为了玄武门之变中最大的变数。
玄武门之变
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渐渐白热化的时候，他们为人处事的差别也渐渐显露出来。
李建成和李元吉曾经给尉迟恭送过不少宝物，只因后者是李世民的人。那时候太子派和秦王派都在邀买人心，这种背地里拉人头的做法双方都没少做。
不过到了“心腹”常何这里，李建成却好像没给过他什么好处，至少两部《唐书》和《常何墓碑》里都没有写。就算不送宝物，凭李建成的太子身份和常何的赫赫战功，顺带提拔一下总是可以的吧？
很遗憾，常何的左右骠骑将军是李世民帮忙提上去的，玄武门宿卫的职务也是李世民安排的。
至于钱财，李世民也没少给，光《常何墓碑》中记载的就有两次。
一次给了“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另一次给了“数十金刀子”，只不过这些财物是让常何拿去赏赐玄武门守卫将士的，不光给他一个人。
在其他正史记载中，李世民赏赐常何的东西还有仆人、细马、珍玩、器玩等不一而足。
春秋时晏婴只用两个桃子就能让三个壮士全部自杀，桃子没那么甜，甜的是桃子代表的那份肯定。
作为一个位至上柱国、掌管千军万马和宫廷禁卫的大将，常何想必看得上几枚金刀子，但他一定会在意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分量。
两位潜在的未来老板，一位签合同前先发一笔奖金，可签完合同就不发工资了，另一位时刻想着自己和一众兄弟们，应该不难做抉择吧。
于是乎，当李世民把800个披坚执锐的武士运进皇宫里，六月四日又亲自带着几十人提刀跨马从玄武门进宫时，任何一个士兵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可在常何的节制下，玄武门的卫兵中没有任何人去向李建成或李渊告发这件事。
而其他人警告李建成后，他还认为常何是“自己人”，有他在没什么好担心的。
在此之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常何只是不想帮任何一边，或者当时常何没在玄武门。可按照墓碑所说，常何“趋奉藩朝，参闻霸略”，参与了李世民一派的全部筹谋，并且李世民在“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专门让他在当天负责玄武门的防务。
《旧唐书》中也有一处可以佐证常何心向李世民的观点，当李建成的部下冯立、薛万彻等人带着两千府兵来为李建成报仇时，《旧唐书》载：“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兵，屯玄武门，挺身出战。”
初唐的宫廷禁卫分为南衙兵和北门兵，这里的宿卫兵指的就是驻守玄武门的南衙兵和北门兵，其中北门兵为主力。
这里的守将有三个，分别是检校北门驻军的云麾将军敬君弘、南衙兵的中郎将吕世衡和我们的主人公常何。
三人中论官职敬君弘最大，但他们事实上互不统属，这也是李渊确保宫廷安全的手段之一，真正长期统领玄武门主力的是常何。
这场宫廷守卫战异常凶险，他们手下的宿卫军直接参与了对太子党的防守，敬君弘、吕世衡力战而死，常何则一直坚守到了援兵增援。
倘若没有常何直接下场，李世民、长孙无忌、尉迟恭这些人就算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恐怕也要在太子党的报复中命丧当场，更无法从容不迫地找李渊摊牌。
从李世民夺权后对玄武门功臣的封赏中也可以看出常何的重要性。敬君弘被追封为左屯大将军，吕世衡被封为右骁卫将军。
而常何作为唯一一个幸存的守将被封为太中大夫、行延州刺史，进爵武水县开国男，就连他的老爹也凭空得了个朝散大夫的官位。
只可惜老爹福薄，刚受封没多久就病死了，李世民听说这件事后又专门派大臣去常何的家乡吊唁。
从前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玄武门之变中的宿卫兵怎么就能任凭李世民驱使，直到这份《常何墓碑》的出现填补了史料中缺失的细节。
历史中的历史
常何的一生更换过许多主人，在唐朝之外有李密、王世充，在唐朝内部有李世民、李建成、李渊，但从来没有人说过他卖主求荣。
太子、秦王二分朝堂的时代结束后，常何再一次成为了战场上的猛将。玄武门之变后仅仅两个月，“匈奴至便桥，授马军副总管。贼退，除真化府折冲都尉，特令长上。”
此后他奉太宗李世民之命征高丽、讨突厥、防薛延陀，战功日隆，官位也一路晋升。唐高宗即位后已经是黔州刺史、迁使持节都督黔思费等十六州诸军事。
永徽四年五月十六日，常何病死，高宗追封其左武卫大将军。敬君弘享受的哀荣他享受到了，敬君弘没享受过的生前富贵他也享受到了。
关于常何，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贞观年间，太宗曾令所有大臣上书献策，常何“不通文墨”却献上了一篇令太宗茅塞顿开的策论。当太宗问及此事时，常何照实回答说这是他的仆人马周所作。
事后太宗对常何的坦诚赞赏有加，对马周更是重点培养，最终马周官至中书令兼左庶子，也就是唐朝的宰相，为贞观之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常何举荐家臣马周不假，不过墓碑中对常何的才智多有赞颂，不论是少时“习行阵于通庄”，还是归唐后“骋七纵七擒之略”，都证明常何绝非一个大字不识的莽汉。
不论如何，征讨四方、亲历兵变、举荐人才的功劳都足以使常何为后人所铭记。不过到了近代，他的事迹却逐渐沉寂。
1905年，法国人伯希和被任命为法国西域科考探险团团长，带着测量师路易·瓦杨和摄影师查理·努埃特一起进入了新疆、甘肃一带。
伯希和名义上是汉学家，实际上是一个盗窃文物的贼首。由于伯希和与晚清重臣端方过从甚密，他在西域一路畅通无阻，大量敦煌国宝经他之手被偷运到法国，这其中就包括《常何墓碑》。
这份碑文为唐代大家李义府所作，凡190行、3372字，不仅记录了常何辉煌的一生，也透露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历史信息。
然而当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开始研究这段历史时，他们能见到的却只有一份从法国传来的拓本。
时至今日，这件国宝仍被法国人非法占有。令人感慨的是，伯希和和那个年代的许多西方文物小偷至今仍被冠以“汉学大师”和“文物保护者”的头衔，引得许多人顶礼膜拜。
说来，也令人不胜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