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查韦斯到马杜罗，委内瑞拉的石油经济兴衰史

来源：静观Finance

从查韦斯到马杜罗，委内瑞拉的石油经济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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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马杜罗以特殊方式赴美，委内瑞拉的发展似乎将翻开新的一页。回望从强人查韦斯到马杜罗的执政历程，恰恰是一部委内瑞拉的石油经济兴衰史。

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极其丰富，凭借约3030亿桶的已探明石油储量（按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23口径，占全球17.4%），稳居“世界最大油库”之位。这个南美国家曾因石油红利跻身拉美富裕经济体行列，却在短短二十年间遭遇经济深度衰退，陷入资源富集与发展困境并存的悖论。从乌戈·查韦斯到尼古拉斯·马杜罗，两个行政治理周期，清晰展现了委内瑞拉石油经济从繁荣到波动的完整轨迹。

一、高油价红利期：查韦斯时代的石油经济模式

1999年查韦斯执政后，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展开深度调整，核心是强化国家对PDVSA（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绝对控制——通过提高外资企业税率、收回特许权等政策，将原本具备市场化运营基础的国企改造为政府财政的核心支撑。2002—2003年的行业大罢工成为关键转折点，大量技术骨干流失与管理层政治化改造，导致PDVSA的生产效率与技术迭代能力持续弱化，企业职能逐渐从“石油生产运营商”转向“政府现金供给机”。

恰逢2004—2012年国际原油市场的黄金周期，布伦特原油均价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高额石油收入为委内瑞拉的福利政策提供了充足资金。免费教育、全民医疗、住房与食品补贴等大规模社会计划落地，使全国贫困率从1998年的近50%降至2012年的27%，基尼系数降至0.39，民生改善成效显著。但表面繁荣下，经济结构失衡的隐患持续累积：制造业与农业持续萎缩，国内物资供应对进口依赖度飙升；PDVSA的利润多用于财政支出，设备维护与产能升级投入严重不足，2013年石油日产量已从巅峰时期的330万桶降至240万桶，产业衰退的苗头已然显现。

二、周期逆转与制裁冲击：马杜罗时期的石油经济困局

2013年马杜罗接任后，委内瑞拉石油经济迅速遭遇双重打击。一方面，国际油价从2014年开始大幅跳水，2016年布伦特原油均价跌破45美元/桶，仅为高峰期的一半，石油收入锐减直接导致财政收支失衡；另一方面，单一依赖石油的税收结构缺乏缓冲空间，政府不得不通过印钞弥补赤字，引发恶性通货膨胀——IMF数据显示，2018年通胀率飙升至65374.08%的历史峰值，进入典型“恶性通胀”区间。

2017年起逐步升级的外部制裁，进一步加剧了石油产业的困境。2019年美国全面禁止进口委内瑞拉原油，使其丧失最大出口市场，同时冻结PDVSA海外资产、限制融资渠道，导致石油产业陷入“资金匮乏—设备老化—技术封锁”的恶性循环。产量从2013年的240万桶/日持续下滑，2020年跌至30万桶/日的历史低位，仅占全球原油总产量的0.3%左右。尽管2021—2024年受制裁放松影响，雪佛龙等外资企业恢复合作，产量逐步回升，OPEC Secondary Sources数据显示2024年12月日产量为94万桶；2025年产量数据为作者根据雪佛龙复产节奏与2024年Q4趋势估算，全年均产量约91.6万桶/日，11月约93.4万桶/日，出口量同步收缩至65.3万桶/日。

经济数据的恶化直观反映了石油经济的崩塌：2014—2020年委内瑞拉名义GDP（美元计价）累计收缩80%，从2014年的2038亿美元跌至2020年的425亿美元；同期实际GDP（不变价）跌幅约65%，成为西半球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案例。虽2021年后进入缓慢复苏期，据IMF WEO 2024年10月更新数据，2024年名义GDP为969亿美元，人均GDP为3422美元，仅为2010年峰值的31%。通胀问题虽有阶段性缓解，2024年通胀率参考委内瑞拉央行（BCV）官方公报为年化55%，反对派议会（AN）的独立监测数据约93%，整体仍处于高位区间；2025年底通胀率飙升至556%，IMF预测2026年将进一步升至682%，经济复苏根基脆弱。人口外流方面，UNHCR 2024年12月更新数据显示，登记难民与移民逾772万，受重复登记、二次流动等因素影响，实际常住境外人口约620万—650万，占全国人口的20%—23%，社会民生受到严重冲击。

三、能源合作的调整与局限：地缘经济中的石油突围

查韦斯时代，高价石油曾成为委内瑞拉拓展对外合作的重要依托，通过优惠供油等方式构建的能源合作网络，在油价高涨期实现了一定的经济与外交效益。但这种“石油换支持”的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当油价下跌、收入锐减后，合作的经济负担显著增加。

马杜罗执政后，为突破制裁封锁，深化了与俄罗斯在石油领域的合作。2024年双方延长了PDVSA与俄罗斯海外石油天然气公司的15年石油项目协议，保障博克隆、佩里哈等核心油田的持续运营；2025年5月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进一步明确了在油气勘探、产量提升与贸易拓展等领域的深度协作，俄企还协助其探索绕开制裁的出口渠道。此外，委内瑞拉始终保持与“欧佩克+”框架内的协调，试图通过产能调整影响国际油价，但受自身产量规模与制裁限制，实际影响力有限。这些合作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汇短缺压力，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等核心问题，石油出口仍面临诸多制约。

值得关注的是，委内瑞拉石油的品种特性加剧了出口难度。其产量中67.5%为高硫重质原油，核心出口品种马瑞原油（Merey）的API度仅16-18、含硫量3.5%-5%，需专用炼厂加工且依赖稀释剂辅助运输，在全球能源结构向轻质、低硫原油转型的背景下，市场竞争力持续弱化。

四、单一产业的结构性失衡

委内瑞拉石油经济的兴衰，核心症结在于经济结构的深层失衡，而非单纯的外部环境冲击。学界研究表明，资源并非发展陷阱的直接诱因，唯有当发展质量低于特定阈值时，资源租金才会演变为“诅咒”——这一点在委内瑞拉的案例中得到充分印证：

其一，单一产业依赖的结构性脆弱。长期以来，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80%以上，2025年政府预算仍有三分之二依赖石油，使经济完全暴露于国际油价波动风险中，缺乏抵御周期冲击的缓冲机制。

其二，产业治理失效的效率损耗。PDVSA的政治化改造导致专业管理能力丧失，加上长期投入不足，即便拥有全球最大石油储量，当前产量占全球比例仍不足1%，资源禀赋未能转化为生产优势。

其三，市场机制扭曲的累积风险。长期实施的价格管制、汇率双轨制与全面补贴政策，严重扭曲了市场信号，抑制了非石油产业的发展活力，粮食自给率与工业制造能力持续下滑，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对石油的依赖。

从量化研究结论看（CAF 2022、Harvard CID 2023），2013—2016年的经济崩盘70%由油价暴跌与内部宏观政策失误导致；2017—2020年的二次塌陷，55%—60%可由金融与石油制裁解释。制裁并非危机根源，却显著压低了衰退底部、延缓了复苏进程。

随着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委内瑞拉会有自己的复苏之路吗？

近年来，委内瑞拉为挽救石油经济推出一系列调整措施：2025年提出“石油引擎”计划，依据《反封锁法》向国际投资者开放油气、石化及炼化领域，通过生产-供应-出口强化体系（PAE加强版）提升出口竞争力；放松部分汇率管制、开放私人零售市场，试图修复市场活力。这些举措在短期内推动了产量与经济的小幅回升，但缺乏制度性保障，可持续性面临考验。

要实现石油经济的真正复苏，委内瑞拉需突破三大核心瓶颈：一是重构产业治理体系，恢复PDVSA的专业运营能力，通过合规化的合资合作引入资金与技术，加快老化设备修复与产能升级；二是稳定宏观经济环境，确立中央银行独立性，遏制恶性通胀，建立透明的财政管理机制，修复市场信心；三是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利用有限石油收入投资农业与基础设施，培育非石油产业增长极，降低对单一资源的依赖。

作为全球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国家，委内瑞拉仍具备重返能源大国行列的自然基础。但当前其石油经济仍受制裁限制、技术瓶颈、治理缺陷与市场需求变化的多重约束，2025年四季度已出现储油设施饱和、稀释剂短缺导致的部分油井关停现象，进一步凸显了产业困境。

从查韦斯到马杜罗，委内瑞拉的石油经济史深刻印证了一个核心逻辑：并非资源本身导致贫困，而是对资源的不当治理引发的失衡与结构僵化。当石油成为经济的唯一支柱，市场理性被取代，再丰厚的地下财富也难以支撑健康发展。这段历程为所有资源型经济体提供了重要启示：真正的发展底气，不在于地下储量的多少，而在于健康的体系、产业结构的多元与治理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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