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当沙特成了美国特殊盟友，中东进入一场不可逆的试验

握手发生在一个看似普通的下午。

2025 年 11 月 18 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 2 点 47 分，一场简短的握手仪式在镜头前完成。

画面并不戏剧化，话语也极为克制，但资本市场却先一步给出了本能反应：

仅仅六个小时内，三家美国大型防务承包商的盘后成交量飙升了 340%，布伦特原油价格日内波动幅度达到 4.2%，债券市场几乎纹丝不动——

这反而说明，大多数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刚刚见证了一个可能影响未来十年的转折点。

这次握手的主角，是美国总统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双方宣布达成一项规模空前的和平时期战略安排：沙特方面提出一份金额高达 1 万亿美元的资本规划，未来将持续投入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产业、民用核能以及国防制造业；

作为回报，美国将授予沙特“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开放 F-35 隐身战斗机的军售大门，推进依据《123 协议》的民用核技术合作，并推动恢复沙特参与“亚伯拉罕协议”相关谈判的进程。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份“框架协议”，当天舆论反应远称不上喧嚣。

但如果把时间拉长，这更像是一次对未来几十年的地缘格局重构：它将重塑能源流向，改写中东安全架构，并在欧美、中东与亚非之间增加新的力量平衡变量。

更微妙的是，这一切发生时，全球不少分析师还沉浸在上周美联储会议纪要的句读之间。

我们来跟你认真解读一下。

从钱开始，一条没人提前预判的资本大动脉

要理解这场变化，必须先从最“冷冰冰”的东西说起：资金。

到 2025 年第三季度，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管理的资产规模约为 9250 亿美元。

此次对美合作框架中，PIF 承诺在未来七年向美国直接投下 6000 亿至 1 万亿美元。

这里的“直接”，有两个含义：

• 不是去买美国国债，
• 不是被动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基金，

而是进入现实世界里看得见的项目：制造工厂、半导体厂、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核电站以及国防工业生产线。

这些钱落地之后，最直观的变化是就业。

根据美国劳工部门对防务与先进制造业的测算，每 100 万美元资本支出，大约能带来 0.3～0.6 个全职岗位。

按照保守口径估算，6000 亿美元意味着约 18 万个工作机会；如果最终规模逼近 1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可能接近 60 万。

更重要的是，这些岗位并不是零工平台上的临时时薪工，而是工程师、技师、焊工、程序员——

集中分布在美国选举格局中极为关键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密歇根、亚利桑那、佐治亚、北卡罗来纳以及得克萨斯。

如果把时间往前拨：2009 年，美国推出《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十年内预算总额约 8310 亿美元，官方宣称“创造或挽救”了约 250 万个工作岗位。

沙特此次的投资承诺，一旦完全兑现，在就业贡献上将逼近这一规模，但不需要美国国会新增一分钱财政拨款，也不会直接抬升联邦赤字。

在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未来十年美国累计赤字可能达到 22.1 万亿美元的当下，如此体量的外部资本，相当于给美国财政掘出了一条新水渠。

在外国央行增持美债基本放缓的背景下，这条渠道为美元计价资产引入了一类“股东型”的长期资金，而不只是“债主型”的被动配置者。

军事版图一套正在悄悄重排的防务拼图

真正让这份协议“不同以往”的，是它在安全与防务上的安排。

沙特获得“主要非北约盟友”（MNNA）地位后，将正式进入一个全球仅有 18 个国家在内的小圈子（其中包括以色列、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

这张“身份卡”背后，是一整套此前无法触及的渠道：

优先采购关键防务物资、参与新一代武器系统的联合研发、获取部分敏感技术资料、并有机会在测试评估阶段使用美国军备设备。

F-35 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块。

利雅得方面正就首批 24 架 F-35 的军售展开谈判，并预留未来十年增购至 72 架的选项。

按照单机含配套保障设施与培训约 1.2 亿美元估算，整个项目金额可能超过 150 亿美元。

这不仅是一笔大生意，更是一次“代际跨越”。

F-35 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空中作战逻辑：雷达隐身、传感器融合、网络中心战能力，让战场从“谁的飞机飞得快、飞得高”，变成“谁的信息更多、谁看得更清楚”。

以波斯湾地区为例，伊朗目前的防空体系主要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苏制架构，经过多年本土升级固然有提升，但要在远距离识别并锁定第五代隐身战机，难度极高。

地面装备同样在升级。

沙特计划采购 300 余辆配备贫铀装甲与新一代火控系统的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也门战场曾暴露出沙特装甲部队在面对非对称威胁时的脆弱：昂贵装备在简陋武器面前损失惨重。

升级之后的坦克体系，加上训练体系与与美军装甲师的联演，更像是整个作战理念的更新：从以往偏重静态防御，向机动化、联合兵种作战转型。

这一切背后的逻辑，是在波斯湾西岸构筑一到多层的常规威慑网——

让伊朗依托伊拉克、也门、叙利亚等地代理人展开行动的成本显著上升，同时减少每次出现地区危机时美国亲自出兵的压力，把部分安全责任“外包”给更强的本地盟友。

核能与核风险：那道最敏感的分界线

真正棘手的问题，在核能合作部分。

美国与沙特正在就一份依据《原子能法》第 123 条制定的合作协议展开谈判。

沙特早就在“2030 愿景”中写明，计划到 2040 年建成约 17 吉瓦核电装机容量，如今境内却还没有任何一座投入运行的核反应堆。

对美国而言，所谓“黄金标准”早已写进模板：合作方承诺不在本国境内自行开展铀浓缩和乏燃料再处理。

2009 年阿联酋签署协议时，就接受了这一条款，后来也成为后续协议的参考范本。

沙特至今不愿照搬这一做法。

王储曾明确表示，如果伊朗迈向核武器门槛，沙特也不会坐视不理，而是要拥有自己的“选项”。

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核电燃料的能源安全；但任何熟悉核技术的人都知道，浓缩设施天然具有“双重用途”。

从工程角度看：能生产 3.5% 低丰度铀燃料的离心机，通过增加级联数量、延长运转时间，理论上就有能力进一步提高丰度，直至达到 90% 以上的武器级水平。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体系，就是为防止这一过程失控而存在的。但历史经验提醒我们，这套体系并非无懈可击：

伊朗在纳坦兹的秘密浓缩设施，曾多年未被外界察觉；朝鲜在 2003 年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三年后便完成了首次核试验。

一旦美国在与沙特的协议中放松“黄金标准”，就等于打开了一个区域性先例。

土耳其已经对本土浓缩能力表达过兴趣，埃及也在探讨核选项。

十年之后，中东从“一个拥有实际核能力而不公开承认的国家”，变成“多个具备快速突破潜力的国家”，并非不可能的情景。

这种风险不是抽象的道德焦虑，而是一种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的结构性隐患。

“亚伯拉罕协议”的续集：一枚被巴勒斯坦牢牢握着的“否决权”

协议的第三个支柱，是关系正常化。

2020 年 9 月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使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沙特一直被视为这条链条上的“终极一环”：一旦利雅得加入，意味着阿拉伯世界的领头国家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在中东的长期存在，为数百亿美元级别的贸易、投资与防务合作打开新通道。

但沙特早早摆出了前提条件：巴勒斯坦问题必须出现可被视为“可信”的双国方案进展。

具体包括：约旦河西岸需要保持领土连贯性，未来巴勒斯坦建国的路径要有清晰的政治与法律设计，同时在东耶路撒冷的地位上，必须为巴勒斯坦一方保留某种形式的参与或准入安排。

问题在于，这些要求与以色列国内政治现实存在尖锐碰撞。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依赖极右翼政党维系执政联盟，而这些政党几乎在所有场合都反对任何形式的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沙特王储则要面对本国宗教保守力量与社会舆论：尽管沙特外交已显著向务实合作转向，但国内民意整体上对巴勒斯坦仍抱有强烈情感支持。

于是，谈判变成了一种高难度的“走钢丝”：

倘若巴勒斯坦建国议题停滞不前，沙特与以色列的正常化进程就可能半途而废；

如果以色列为了推进协议在定居点等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可能垮台，从而使整个进程被迫重启。

美国选择在此押上一手，试图在这些互相牵制的约束条件中找到一个“刚刚好”的平衡点。

但从经验看，这并不是一个胜算特别高的赌注。

伊朗、其他大国与“后单极时代”的新棋盘

把视角再拉远一些，一幅新的区域结构正在隐约成型。

伊朗如今几乎被一圈军事存在包围：

• 美国在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部署有部队；
• 沙特的军备升级速度达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少见的水平；
• 以色列拥有核威慑能力，并在历史上多次对周边国家的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如 1981 年的伊拉克与 2007 年的叙利亚行动）；

而全球约 21% 的石油供应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要道如今在事实上由一个拥有压倒性常规优势的安全体系长期巡逻。

在这样的环境下，德黑兰的选项并不多：

它可以通过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代理力量制造摩擦，但这些更多是一种消耗与骚扰；

它可以选择加速推进核计划，却必须同时考量可能引发的空袭风险；

它也可以尝试与其他大国深化合作，但俄罗斯深陷自身地区冲突，难以投入足够资源，而中国在中东一贯奉行谨慎、平衡的政策，不愿卷入高烈度对抗。

对其他大国而言，这个新格局同样带来压力。

过去二十年里，中国与中东产油国的能源与贸易纽带迅速加深，成为沙特、伊朗以及多数海湾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

2024 年中国原油日均进口量约 1060 万桶，其中约 48% 来自波斯湾地区，“一带一路”倡议也将中东视作联通亚欧非的关键节点。

如果美沙关系在安全与高技术领域进一步靠拢，沙特在部分关键项目上更偏向与美国深度捆绑，那么其他国家在能源供应、技术合作、基础设施投资上的议价空间都将发生变化。

例如，一些海湾国家在 5G 建设等领域，可能会更加谨慎地平衡与美国防务合作和与其他国家数字合作之间的关系，“数字丝路”在当地的推进节奏有可能因此出现再平衡。

俄罗斯同样面对现实掣肘。

自 2015 年起，莫斯科通过介入叙利亚局势、向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等国出口武器，努力扩展在中东的存在感。

但与美国相比，它既难以提供同等等级的防务技术，也拿不出规模接近的长期投资，更难提供稳定政权所需的“安全保险”。

从华盛顿的视角看，这更像是一种“重塑主导权”的尝试：

通过与那些更看重政权安全、在理念上相对务实的伙伴进行交易式结盟，来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再次巩固自身的核心影响力。

被压低音量的代价：原则与现实的互换

任何大规模战略合作，都不可能只有收益而没有成本，只是成本往往不会写进新闻通稿。

沙特过去几年中，曾有过一些引发全球舆论强烈关注的人权案件。

一位长期生活在美国的知名评论人士在境外发生的不幸事件，曾被多国媒体持续追踪，美国情报系统也对相关背景进行了评估，外界普遍认为事件与高层决策密切相关。

那件事的细节至今仍充满疑问，也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讨论沙特政治与新闻环境时绕不开的话题。

如今，美国与沙特推进这套全新合作框架，在事实上意味着：这段争议性的章节，正在被悄然翻篇。

双方没有把改革作为先决条件，没有就司法透明度设置硬性约束，也没有在新闻或政治问题上附加过多条款。

传递出的信号很直接：在关键利益面前，价值观议题可以退居二线。

从国际关系史角度看，这并不新鲜。

冷战时期，只要某些国家能在大方向上配合遏制苏联扩张，美国就愿意在政治体制问题上保持“选择性宽容”。

一些拉美、非洲与亚洲的高度集权政权，曾在这种格局中获得长期外部支持。

这种做法在短期内也许能提供稳定，但长期风险同样真实存在：

缺乏制度合法性、严重依赖强制手段维持统治的政权，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社会撕裂，往往会在极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动，而接替者往往对原先的外部支持者缺乏好感。

1979 年的伊朗革命，就是典型案例——这段历史的阴影直到今天仍影响着区域格局。

沙特并不能完全免疫于类似压力。

年轻人失业率持续在 25% 上方徘徊，“2030 愿景”提出的经济多元化目标推进并不轻松，补贴改革对中产阶层的挤压逐步显现。

这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长期依托三块基石：石油收入、宗教权威以及强有力的安全管控。

一旦国际油价遭遇大幅下跌，或社会内部的不满情绪在某个时点集中爆发，政权稳定性就可能在短时间内承受巨大考验。

在这种结构下，美国实际上是把自己绑定在一个高度个性化、对资源依赖很强的政治体系上：一旦局势出现波动，是否继续投入与支持，就会变成一个极难抉择的现实问题。

三种可能的十年后：我们真正该推演的，不是“会不会”，而是“怎么变”

从策略角度看，最负责任的做法不是给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而是认真推演不同路径的后果。

可以粗略想象三种情景，它们并非占卜，而是基于历史经验与既有激励结构推演出的三条轨道。

情景一：高度成功的整合

沙特投资按计划落地，大规模项目有序推进，就业增长达到预期上限。

“亚伯拉罕协议”扩展至沙特、阿曼等更多国家，中东常规威慑体系有效约束伊朗的区域行动。

核合作在严格监督下进行，没有实质性突破风险。油价保持在全球经济可承受的区间。

最终，一个以美沙以色列为核心轴心的安全与经济网络，成为中东秩序新的组织力量，其他大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受到一定挤压，美国在全球的战略空间重新扩展。

粗略概率评估：约 35%

情景二：效果有限、隐忧犹存

部分投资因官僚流程、监管阻力或经济波动而延宕，实际创造的岗位只有 20 万左右。

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反复拉锯，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迟迟无法真正落地。

伊朗通过代理人组织加大袭扰力度，也门胡塞武装导弹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布伦特原油一度突破 110 美元。

美国被迫进行有限的军事介入，以稳定局势。核监督体系形式上仍在运作，但各方猜忌明显增加，这条轴心关系虽未崩塌，却布满裂痕。

大致概率：约 50%

情景三：失控的连锁反应

核保障体系出现严重漏洞，沙特被发现暗中推进铀浓缩突破。

以色列出于安全考虑，对相关设施发动空袭，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全面升级。伊朗跨越核门槛，土耳其、埃及也加快获取“突破能力”的步伐。

局势从低烈度冲突一步步升级为美伊直接对抗，油价突破 150 美元，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核不扩散”体系遭受根本性打击。

这种极端情形的概率相对较低，但并非可以完全忽略：

大致概率：约15%

这些情景不一定会如数上演，但都是在现有结构与激励下可以被认真对待的可能路径。

真正的考验：不是协议本身，而是是否准备好接住后果

2025 年 11 月 18 日签署的这份协议，更像是美国为“后单极时代”开出的一张新筹码：

用高度务实的交易方式，

换取长期的安全合作与资本投入；

在现实利益层面压过价值观分歧；

把稳定性置于一切政治理想之前。

这种路径未必一定失败。

过去 80 年里，美国正是通过一系列同盟体系：北约、美日同盟、与海湾国家的安全安排，在很长时间里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证明了“共同利益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压过意识形态差异”。

但这一次的赌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在一个区域、几个人物以及极其敏感的技术门槛之上。

按照目前的时间表：

• 首批 F-35 战机预计会在 2026 年春季抵达沙特；
• 首批核电项目有望在 2028 年前后破土动工。

十八个月之内，外界就能看到这场“豪赌”的前几个实质性信号：

• 资金是否按期到位
• 项目是否顺利动工
• 地区紧张是否缓和或反而升温

协议已经签下，流程已经启动，回到“要不要做”这一命题已无意义。

真正重要的问题，变成了：在押下这枚筹码的同时，是否对可能出现的多种后果，包括最理想的、次优的、以及最坏的做足了准备？

这才是这场握手真正的重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