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秦朔朋友圈
“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
此话出自南宋词人刘克庄笔下。背景是金兵来犯，大敌当前，他主张放宽尺度，重用人才，并举出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韩世忠的例子。韩世忠并没有哪位名师提点，也没有什么神仙传授的法术，却在谈笑间指挥宋军打败了金兵。可见人间自有降龙伏虎的好汉，只是能不能不拘一格加以任用。
我知道刘克庄的句子，是大学毕业到《南风窗》，社长曹淳亮对我说的。曹师是1949年生人，在华南师范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后遭逢“文革”，到南海平洲公社三山大队当知青，后来恢复高考、推荐报名，本属于他的一个名额被顶掉，再后来回城、学工、当汽修工人，1981年以工人身份报考《黄金时代》杂志社记者，从此进入新闻行业。好几年后他通过函授方式获得了大学学历，当时他已是《南风窗》副总编辑。
曹师给我讲此话，是说社会的机会分布很不平等，幸运者如我们这代高中毕业可以直接考大学的人，不要觉得只有自己才是“天之骄子”，而看不到社会中其实埋藏着很多人才，只不过他们没有被“宽些尺度”罢了。
回忆打住。以下切入正题。
2016年4月，第一财经《首席旅行官》节目有一站是到不丹，邀我参加。我2004年就写过不丹国探索“国民幸福总值”的文章，很愿意亲自去体会一下。此行还有几位嘉宾，其中一位是做互联网金融的，公司叫NONOBANK（诺诺镑客），他叫何建，朴实、爱学、善思，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不久何建离开了NONOBANK，专注于企业管理的研究和培训，也给秦朔朋友圈写过几篇文章，反响都很好。虽然没再见面，但我想，他的事业一定蒸蒸日上。
前几天突然收到何建发来的微信，定睛一看，是他妻子发的，说何建因为麦子金服（NONOBANK的母公司）的事情牵连，暂时失去了人身自由，让妻子代他向我拜年。他妻子说，他视这段经历为另一种财富，带领室友健身、为他人提供心理辅导、坚持读书，还计划在未来有条件的时候写三本书籍：
《爸爸奇遇记》以奇幻的故事情节，结合他的心路历程和禅修经验，书写内在的觉醒、和自己的和解、爱与成长。
《社会基因》基于阿德勒心理学、PAEI（注：一种角色管理模型）和脑神经科学，写一本关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书籍。
《囚者禅心》写他在里面修禅的经验和故事。
春节来临，何建为女儿创作了一首诗歌《宝贝，爸爸陪你一起长大》——
当太阳西落的时候 鸟儿 回家
当桂花飘香的时候 晚风 拂耳
当思念的种子伴着黑夜 发出 了芽
当麻雀在窗台摇晃身影 叽叽 喳喳
哦 我亲爱的宝贝
我会陪你一起长大
无论天有阴晴 无论雨有多大
爸爸 在这里 想着你和妈妈
再等一等吧 爸爸就快回家啦
哦 我亲爱的宝贝
我会陪你一起长大
无论你开心快乐 还是难过害怕
爸爸 每天都 想着你和妈妈
再等一等吧 爸爸很快就回家啦
哦 我亲爱的宝贝
我会陪你一起长大
未来的未来的明天
我就会回家
再等一等吧 爸爸就快回家
……
诗最后的署名是：阿庸，一位虽无害人之心但因缘际会身陷牢狱的囚者。
何建的妻子还告诉我，何建说“痛楚不可避免，磨难也可选择”，他一天也不会消沉。
我还能够想起那个德才都很完善的80后有为青年微笑时的模样，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只能苍白地回一句，“愿上苍赐福于他”。
何建暂时失去人身自由，是因为麦子金服的事。
麦子金服的创始人叫黄大容，2020年1月12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发布警方通报，对麦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容等14名犯罪嫌疑人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2016年我和黄大容在浦东一家茶馆见过一面，听她讲她的创业故事。她在2015年“沪上金融家”评选中荣获“沪上金融创新人物”，是9位当选者之一。和她同时当选的还有证大财富董事长戴志康、上海盐商集团董事长吴友建，这三位当年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者如今都失去了人身自由。
我是上海高级金融学院DBA四期学员，黄大容是五期的，但除了那次喝茶，在学校里竟然没有遇到过。
黄大容生于1981年，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士，上海大学经济学硕士，2005年到2006年担任克莉丝汀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后来转做投资管理，2009年创办了P2P平台NONOBANK，后来逐步发展成麦子金服集团。
印象中黄大容有些瘦弱，是一个聪明、执着、有想法、对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也很了解的创业者。她说自己从克莉丝汀出来后选择了创业，因急需资金，就在民间借贷市场上借钱，其间还有过把钱转账给收款方、对方却“人间蒸发了”的教训。当时她就想建立一个平台，“让有能力挣钱的人可以拿到更多的资金，也让民间市场的资金可以找到更好的项目”。
2009年，黄大容在和一位加拿大朋友的沟通中，了解到美国出现了个人对个人的在线借贷平台，如Prosper和LendingClub，其基本模式是通过互联网撮合有闲钱的人和急用钱的人，用户有贷款需求，可在网站上列出期望数额和可承受的最大利率，潜在的贷方则对数额和利率展开竞价。黄大容看到了商机，迅速从投资领域转战互联网金融，2009年6月NONOBANK上线。
NONOBANK是两个英文的no之后加一个bank，一重意思是不通过银行也能借到钱，即“不要银行”；另一重意思是只做信息中介与借贷撮合，即“不是银行”，不做资金池和资金中介。
做互联网金融并不容易，像2012年钢贸坍塌、2014和2015年融资融券火爆、2015年房地产首付贷，里面都埋着巨大风险。黄大容多次拒绝了高息诱惑的大单，她重视安全，最终聚焦到服务年轻的“亨利一族”的客户群体身上。
“亨利一族”是英文中的HENRYs，指收入较高但还不富有的人群（High Earners， Not Rich Yet），在美国特指收入在10万到25万美元的家庭，这个群体占美国消费支出的40%，一般在交完税、供完学费、房费、家庭开销后，收入所剩无几。他们有借贷需求，同时因收入稳定，年轻还有奔头，还款较有保证。
在麦子金服平台办理撮合借款的用户中，绝大部分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绝大部分借款者的年龄不超过30岁。黄大容认为，以这样的客群，加上自研的“水滴风控系统”，能有效提升自动审核率，降低首次逾期率。在麦子金服，百分之四五十的员工都是“技术+风控”人员。
黄大容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互联网金融的探索，而是她提到她的孩子得了一种罕见病，她四处寻医，甚至到了波士顿的儿童医院求治。那一刻我觉得，她什么困难都不怕，都可以克服，但孩子是她的命，如果孩子出事她受不了。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政策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变化。
2014年，互联网金融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过去一年工作时说“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谈到下年工作时说“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口径变为“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
2017年，口径再变为“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
2018年，口径更是“健全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监管”；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没有互联网金融的字眼。
2020年11月，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在《财经》年会上表示，互联网金融风险大幅压降，全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的约5000家逐渐压降，到2020年11月中旬完全归零。
P2P平台的清零并不等于P2P故事的终结，大量和剩余存量、兑付清退等相关的问题依然需要解决。
P2P肯定存在诸多问题，但高峰期有几千家公司在运营，而且基本都是正式注册的公司，显然其存在本身有合理性，即提升融资的便利性和包容性，并通过互联网实现以分散化、小额化为特征的供需撮合和风险控制。
那P2P怎么又会全军覆没呢？
2015年秦朔朋友圈上线不久，我采访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和他有过这样的对话——
秦朔：我觉得互联网金融还是存在“跑路”等乱象，鱼龙混杂，可是又怕“一管就死”。作为业界代表，你觉得应该如何平衡？
马明哲：今年7月出台的《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监管拿捏的尺度很好。创新有底线，监管有包容。《指导意见》将P2P、股权众筹、第三方支付定性为金融业的中介，划了一条红线，即不得进行自营业务，不得非法集资、搞资金池，不能提供增信，客户资金必须在商业银行存管，我简称为“三不一管”。按这个标准，现在市场上大部分互联网金融公司都需要对自己的业务模式做调整。市场、行业对互联网金融的期望值过高了。
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DBA同学群的讨论中，有人提出，P2P是一次涉及人数很多、极为沉痛的万亿级教训，应该客观、理性、认真地总结它的来龙去脉。如果就是一关了之，一抓了之，统统归结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那就太简单了。
我在中国庭审公开网观看了关于黄大容集资诈骗罪的两次庭审过程，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刑初4772号，每次都有3个多小时。顺带说一句，观看庭审后，我对中国司法审判的公平性和专业化增添了信心。
根据控方指控，黄大容在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通过设立麦子金服、财神爷爷线上融资平台，并以电话推销广告宣传等公开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销售理财产品，承诺保本付息，对外进行非法集资活动，……经审计麦子金服、财神爷爷理财平台分别自2010年7月至2015年3月上线运营至案发，两平台共计吸收资金人民币336.36亿元，造成47070名投资人实际损失17.43亿元。
控方指出，被告人黄大容在2013年5月至2019年9月间，共计获得薪水薪金246万余元。（注：相当于月收入税前3.2万元）
控方指出，被告人黄大容对上述犯罪事实基本无异议，但否认构成集资诈骗罪。本院（注：指检察院）认为，被告人黄大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建议判处被告人黄大容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
以上是控方主要观点。
黄大容对事实的大致经过没有意见，但认为罪名不妥，一是她没有主观意愿想要去非法占有出借人的资金，二是客观上确实也没有占有出借人的资金。她说她的理想是推动中国民间借贷的阳光化，这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诈骗犯了？“我是公司的实际大股东，接近70%的股份，我是经济学硕士，金融管理学博士，公司那么多年连续盈利，我直接分红就可以了，干嘛去诈骗几千万或者几百万呢？”
辩护人指出，历史上多个监管部门都曾对麦子金服线上出借人和借款人的数据进行过非常详细全面的核实，表明麦子金服所有数据都是真实有效的，是按照一对一模式借贷，不存在设立资金池的情形。公司一直以来合规合法化运营，也具备较强盈利能力，客观上不仅没有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挪用出借人的资金，出借人的出借款全部是按照双方之间的约定进行对外出借，不存在公司或者黄大容本人挥霍出借人出借款的行为。麦子公司700名左右员工，90%多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公司从来没有过拖欠员工工资以及相关供应商的款项，也足额向国家缴纳税款，为社会做出过较大的贡献。“如果最终真的是因为没有取得牌照而认定其构成犯罪，那么其也并非是明知道违法而故意去做。”
在同学群讨论中，有同学说：“我一个朋友买了400万元的麦子金服产品，现在血本无归，麦子金服不应该承担责任吗？”
的确有47070名投资人损失了17.43亿元，他们很痛苦，望眼欲穿。辩方指出，这主要是因为麦子公司有30多亿的债权没有收回。由于疫情的不可抗力原因，耽误了最佳解决问题的时机。黄大容多次向辩护人反馈，她将尽自己所能将工资收入予以退回，希望能在最大程度上弥补出借人的损失，降低社会危害。
辩方还指出，“导致今天的局面是因为有部分不明真相的出借人急于拿回出借款，而去公安机关报案所致，这种举动不仅使已经做出选择的出借人回款计划落空，更使麦子公司陷入了停滞，导致外部债权没有办法再去收回。这些去报案的投资人的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们都希望尽快将外部债权收回，挽回出借人的损失。客观上，麦子的外部债权其实都是十分优质的债权（注：相当多债权是打了7折抵押的房产），稍加一些举措，能够将其中大部分收回。但是由于麦子目前的局面，导致了有些有还款意愿的借款人，一直处于观望状态。我们也希望政府或者司法部门对此应当稍加干预，不能让这些想要还款的借款人还不了款，也不能让那些不想还款的人从中获利，从而损害了广大出借人的利益。”
据和黄大容接触较多的同学介绍，整个网贷平台中像麦子这样正规清白的少之又少。黄大容在上海这么多年，因为全身心创业，个人身家性命都在公司里，自己只有一套房子，她现在的希望是，以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重组公司，但她同时也做好了最坏打算，如果判了实刑的话也会坦然接受，“大家都不要担心我，只需要努力在监狱谋个可以看书的差事，比如教书当老师等，几年后我会成为一个更强大的自己。”
我对互联网金融和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方面的法律问题研究不深。法本无情，尊重法律也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
但把P2P平台的纷纷暴雷，以及大批公司创办人与高管的获罪，简单往“坏人存心做坏事”的方向演绎，既不客观，也无助于更好解决出借人的问题。
形形色色的P2P公司里肯定有坏人，欺诈、自融、挥霍、破罐破摔；但大部分应属正常人，和做其他生意的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就是想借互联网风口解决金融的一些痛点，最好能让公司成为独角兽，可以说他们有些投机思想，也打打擦边球，但并无恶意和害人之心；最后，我相信这个行业也有一些好人，好人也可能犯错，无力回天，甚至犯罪，但好人终究是好人，因为他们内心里、行动中，怀的是理想和善念，他们是不欺骗、不作恶的人。
P2P大潮已经终结，但P2P的理念并非没有价值。前不久证大财富董事长戴志康的家属转告我，他希望我做一些金融研究。他研究了孟加拉国尤努斯创立的“穷人银行”，基于对劳动者个人未来可能创造的价值，对其提供信用支持，而不是基于传统的资本、资产负债率等指标。他认为P2P创新本来是针对金融脱媒的，是利用大数据时代征信的互联网化，让借贷脱媒，金融深化，效率提升。同时也是针对劳动者的普惠金融，让金融下沉，惠及普通劳动者。“在整顿金融秩序时要有一盘棋的考虑，适当保护创新，不能让过去的金融改革沉没，让传统金融力量重新形成‘垄断’。”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2017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显示，在有统计的2292人的企业家犯罪中，共涉及84个具体罪名，其中民营企业家最高频率的罪名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企业家触犯该罪共计415次，其中国有企业家1次，民营企业家414次。
为什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几乎是民企的专利？
如何增强政策的预判性、响应的及时性，避免大起大落？
当问题爆发，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如何相互通气，加强协调，以真正解决问题为导向，尽可能实现软着陆？对于不同情况，实事求是加以处理，不搞一刀切？
从何建传达给我的信息以及我从庭审公开网看到的黄大容案件审理的全过程，没有对政府与社会的丝毫抱怨，更多都是从自身做起。何建在修炼自身，黄大容希望给她机会，重组公司，追回债权，还给出借人。
我从何建和黄大容身上，感受到一种“德性自省”的品格。这可能也是我们的文化的影响，就是凡事注重省己之过，克己复礼，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自戒自讼自责自省。
前天看到黄光裕获释后在国美内部的讲话，说“经营企业的时间越久，就更深刻地领悟到爱国爱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馈社会对企业长远发展的意义”，也是在自省。
如果“德性自省”是在我们的制度、社会、文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人们的一种常态化反应，则即使他们犯了错乃至犯了罪，要依法惩处，能不能从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高度，宽些尺度？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更多的有生力量，我们的司法建设也需要更多的柔性转化，这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之举。
谁与宽些尺度？希望那些掌握尺度的部门，能多些思考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