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最近认识到“一危俱危”，宣布采取更多措施帮助全球“更加平价和平等地获得疫苗、治疗和诊断”，以抗击COVID-19。但将口头意愿转变为实际行动需要果断的国内政治领导和大大超过金融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支持。实现这一点绝非易事，但如果富裕国家想要避免画地为牢，就必须这么做。
目前，疫苗可及性和分配的不平等性令人触目惊心。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数据，到目前为止，仅仅十个国家就占了COVID-19总接种数的75%。130多个国家连一剂疫苗都没有。
面对如此不平等性，G7同意将疫苗相关援助提高到75亿美元，并敦促其他行动方，包括G20国家和多边组织，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不管是通过COVAX便利还是获取COVID-19工具加速器计划。
这些行动不仅是正确的事——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它们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除非世界其他部分也成功地阻击病毒，否则新变种将层出不穷，发达经济体也将面临没完没了的潜在双输前景。
第一个双输前景来自“输入”的新变种能抵抗疫苗，带来新的感染、住院、死亡和封锁循环。目前，COVID-19之战因为病毒新变种的出现而变得更加困难，如肯特（英格兰）株和南非株。幸运的是，尽管这些变株传播速度有所加快，但它们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疫苗和治疗的效果。
如果各国想要扭转蹂躏生命和生计的冲击，尽量减小更加凶险的毒株风险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只能在边境严防死守。
这已不再是二进一的比赛。现在，我们都在为免疫鼓劲，它不但要战胜原始的病毒，还要战胜新变株。否则，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在降低传染和接种疫苗取得重大进展的国家——将再次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面对海外新变株的破坏，要么急剧减少公民、居民和游客的出入境。两种选项都不可持续。
也有其他办法：帮助其他国家抗击COVID-19是一项国家要务，特别是对西方国家及其盟友而言。
如今，中国正忙于提供疫苗，俄罗斯亦然。比如，非洲医药供给平台最近宣布，非盟以获得3亿剂俄罗斯史普尼克V疫苗。俄罗斯还将为需要的国家提供资金。
G7采取有效方法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疫苗获取可抵消G7已经放弃全球舞台的感觉。这也符合拜登政府重新参与全球事务的目标。
G7在这方面的效率不仅仅在于充分兑现最近许下的重要承诺。时间也很重要，不管是让发展中国家获得金融援助，还是把发达国家预计的和已经确保的冗余疫苗捐献给它们。
G7还必须从两方面超越这样的援助。首先，在必要时和有要求时，成员国应该提供技术协助和物流支持，以克服破坏供应链的微观失灵（这种“瑕疵”长期妨碍了早先的接种计划，如疟疾疫苗，现在克服起来比较容易）。其次，G7应该施压疫苗制造商与本地生产商共享知识，促进它们的法律和经营能力。
前路艰难。在诸多层面都会有反对，有的人只想在国内花钱和采取行动，有的人想要保护眼下COVID-19的获利机会以及未来科学突破的获利机会。但前路再难，替代方案会更难：与病毒的破坏共存，生活在国家的严防死守中，或者两种情况同时发生。
穆罕默德·艾利安是安联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剑桥大学女王学院院长，曾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他最近著有《负利率时代》。
来源：报业辛迪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