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有很大的潜力来解决一系列的挑战，成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一个重要支柱
文｜王兆轩
编辑｜郭楠
3月30日至31日，由亚洲发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香港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政策对话及未来之路”论坛在北京举行。
为提高对现行制度的认识，探讨制度在设计、运作和管理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促进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来自国内外政府机构、高校、金融机构等专家学者等齐聚论坛，就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的现状与挑战、政策治理和机制、未来的部署和实施、及中国的ETS对发展中一些国家的启示等话题展开讨论。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经济研究与发展影响局局长Albert Park表示：“中国的ETS碳交易系统取得了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不管是从理论上海是从实证上仍然有改进的空间。”Albert Park同时介绍，亚洲开发银行已经承诺提供1000亿美元的融资支持气候变化的减缓。
亚洲基础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Erik Berglof在致辞中表示，亚投行此前制定的2025年实现50%的气候融资的目标已经提前实现，现在希望把这样一个比例进一步提升。“多边开发银行可以帮助国家实现净零排放的过渡，我们可以去支持个体单体的项目，但更重要的作用体现在帮助国家建立政策框架，能够去提供合理的激励机制，去推动这样的一种转型。很多国家可能需要巨量的资本撬动才能去让过渡成功，多边发展银行可以去让这样的一个资金流入更加的稳定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去推进。”
“要应对气候变化，协调与利益的诱导非常重要，市场机制在其中也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ETS体系要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市场机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促进碳减排，更好地在经济的不同部门以及在全球做好资源的分配，鼓励减排，鼓励相关一些减排技术的研发和实施。”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表示，“我相信，中国的ETS的有很大的潜力来解决一系列的挑战，能够成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一个重要支柱。”
中国ETS的发展与挑战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介绍，中国政府早在2009年就开始了碳定价政策讨论论证，经过深入讨论，最终决定采用ETS而非碳税，把ETS作为主要的碳定价政策。2011年政府开始推出ETS的地方试点，到2015年开始着手准备建设全国范围内的ETS。在建设之之初中国政府就确定国家ETS将覆盖电力行业和主要的工业行业等8个行业。2021年中国国家ETS在发电行业实现了交易运行，未来将大概管控7500个实体，覆盖的排放量大概占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70%左右。2021年7月国家ETS在发电行业上线之后，已经完成2019年-2010年、2021年-2022年两个履约周期。
“比较一下这两个履约周期，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ETS市场的价格、交易量都在提升，更重要的是数据显示有82%的企业是参与了在第二个履约周期的配额交易，这意味着现在交易更加频繁，低成本减碳机制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张希良表示。
据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逯世泽介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交易更加活跃。截至2023年底，累积成交额达到249亿元，成交量达到4.4亿吨。第二个周期成交量是2.12亿吨，成交额达到144亿元，和第一个周期比，交易量增加19%，成交额增加89%。通过碳市场的建设运行，中国已初步摸索出符合中国特色的碳市场框架体系，这一体系在推动中国实现“双碳”目标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发达国家的碳市场是大学生、研究生，中国碳市场则是刚刚起步的小学生。” 逯世泽表示，“这几年中国碳价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整体中国碳价上涨的速度和幅度较大。2021年开盘时碳价为48元/吨，去年收盘价为80元/吨左右。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数据，3月29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收盘价为90.66元/吨，首次突破90元/吨。”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在不断变化，不可能保留原有的设计不变，我们需要改进全国的ETS，考虑到中国的双碳目标，我们会调整从基于强度转向基于总量，我们希望这种过渡期比较短是比较好的，但是也需要考虑到转型中间的困难。”清华大学能源环境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段茂盛表示。
而在世界银行首席环境经济学家Giovanni Ruta看来，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所有国家中最独特的。“中国在碳达峰的时候人均收入水平比其它各国碳达峰人均收入水平要更低，中国面临的关键挑战就是如何不妨碍经济增长的计划情况下减排。同时，中国ETS的初步部署当然也反映了，中国企业对于ETS的规则是不熟悉的，很多工具并没有成熟得到应用，另外数据透明性和准确性仍然值得商榷。”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香港绿色金融协会主席马骏更关注国内自愿碳市场与国际标准趋同的必要性。他表示，短中期之内，强制碳市场标准的国际趋同还面临很多障碍，尤其是因为各个国家有对保护国内某些产业的考量、政策工具选择受限等因素，但是各个国家的自愿碳市场如果走向标准统一和互联互通，在短中期的可能性相对来的大一点，必要性也更大一点。“我们的CCER市场在国内是和ETS联动的，如果CCER率先开始跟国际标准接轨之后，可以间接、逐步推动我们强制碳市场的标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
此外，对于ETS的发展，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集团可持续发展与基础设施团队研究经理Carolyn Fischer量化分析了在气候变化领域政策重合的重要性。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张俊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Douglas Almond、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副教授张爽、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何国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李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赵静围绕“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影响”展开陈述，介绍了中国ETS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设计有效的碳市场，提到了金融机构以及监管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改进，证实了ETS使得更高效的发电厂在增加发电量的同时也减少了碳排放。
中国ETS的未来之路
展望未来，逯世泽表示，中国碳市场建设还需要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二是扩大行业覆盖范围，目前只有电力行业一个行业，下一步要把排放量大、产能过剩相对严重、降污降碳协同效益比较好，同时数据质量比较好的重点行业要陆续纳入进来；三是扩充自愿碳市场支持领域；四是丰富市场功能，对于市场比较关心的有偿分配的问题，正在紧锣密鼓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对于中国ETS未来发展的期待，张希良表示，首先，相信2030年前将覆盖所有的8个碳密集型产业，行业基准值也会有更严格的标准，会引入配额有偿分配机制；其次，扩大更多的交易主体，比如机构投资者可以尽早进入到碳交易市场。
“中国ETS市场的转型在未来会发生，从基于强度转向基于总量。” 张希良预测，“ETS体系能够为碳减排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具有贡献80%中国碳达峰目标所需减排量的潜力。”
“关于转向总量控制，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考虑，总体考虑是在国家达峰前各行业总体还是要以强度控制为主，在达峰前后，我们会陆陆续续选择一些行业，特别是产能基本上已经严重过剩、已经达峰、数据质量相对可控的行业，我们会优先过渡到总量。” 逯世泽在讨论会上表示。
对于碳市场的扩容，张中祥建议，从顺序上，首先要扩大行业，第二是扩大参与主体，现在我们主要是排放企业，要把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加进来，第三步加入衍生产品。涉及到部门，张中祥认为需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增加部门的时候，这个部门的排放是不是能够比较精准地核查；二是部门排放占的比例有多高；三是考虑外界因素比如碳关税，是不是可以把这部分有限考虑。
对于拍卖机制，张希良表示，根据国际的经验，一开始第一步是免费的配额，再接下来一步开始引入拍卖，中国也会采用这样一种做法，采用国际的经验，一步一步来。“希望在2025年之前能够真正推出我们的拍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