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法案
1970年，美国自由之风正劲，两个年轻的女性主义女律师威丁顿和科菲，突发奇想，准备向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反堕胎规定发起挑战。
他们精心物色了一位希望堕胎的孕妇当原告。这名孕妇的名字叫迈康维，时年21岁，未婚，意外怀孕，处境艰难，没有钱到堕胎合法化的州做手术。
这年3月，迈康维化名为罗伊，起诉达拉斯市检察官韦德，指控德州反堕胎法违宪。案子审了好几年，经过诸多周折，最后上诉到最高法院。
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7票对2票，通过堕胎合法化的裁决：妇女受宪法保护，有权决定是否为人母。这个判决，引用的条文是正是《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保护妇女隐私权条款。
此案标志着堕胎合法化运动的开启，然而，该案的判决，同时也解锁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左右之争。争论之激烈和久远，在美国法律和政治史上极其罕见，至今未息。
从判决甫一生效，保守主义者就不断呼吁推翻判决，全面禁止堕胎。是否认同堕胎合法化，成为左右阵营之争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衡量一个人自由还是保守的标志。
近些年，随着保守宗教势力得势，反堕胎声量变得更大了。
尤其特朗普上台后，“捍卫生命”（Pro-life）反堕胎阵营声势大振，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纳州相继通过禁止女性堕胎法案，而且没有剔除强奸和乱伦导致怀孕这样的特殊情况。
2019年至今，美国已有15个州提出《心跳法案》，该法案规定，怀孕超过6周，医学判定胎儿有了“心跳”，就必须禁止母亲堕胎。一位孕妇一旦被认定在怀孕6周内堕胎，可以视为二级谋杀，最高刑期30年。
问题是，在怀孕6周内，很多女性根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怀孕，从而可能错过堕胎期。但保守派不管这些，目前包括阿拉巴马州在内，佐治亚、俄亥俄、阿肯色、肯塔基、密西西比和北达科等6个州，都已通过严厉的反堕胎法。
金斯伯格坚定不移支持女性自主堕胎权。
不过作为一名审慎的法官，她并不完全认同1973年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在她看来，认同女性堕胎没错，但过于泛化、非针对性的判决，容易招致保守派有组织的抵抗，不利于一步步推进保护女性堕胎权。
正是这份审慎，使得她的意见更显专业，也更加令人信服。
1993年，她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时，记者询问她如何看待她女性堕胎权，她的回答清晰有力：“是否要生孩子，是关乎一个女性一生的重要决定，关乎她的福祉和自尊，她必须自行决定。当政府将这个决定的选择权夺走，女性就没有被当成是一个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的成人。”
2013年，一家私人公司以违反《恢复宗教自由法案》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反对强制适用《可负担健保法案》。该公司认为，该法律规定的提供给女性员工的20种避孕措施保险中，有4项与宗教信仰不符。
为此，金斯伯格发表了长达35页的“异议”，坚决捍卫女性权益，反对剥夺女性堕胎权。
她的理由一如既往，“这是剥夺女性的平等权。堕胎权平衡了女性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自主义务。平衡了她作为一个独立、自立、平等的公民与男性、社会乃至国家的关系”。
从年轻到年老，金斯伯格始终坚守着美国自由派底线不动摇。
但随着金斯伯格的去世，保守派恐怕会占据上风，敏感的堕胎权议题面临右转风险，女性堕胎权可能遭禁止。
女性堕胎权被禁止是小事，更严重的后果在于，右翼保守势力将因此更加极化和兴奋。
此前，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比例，一直保持在4:5的比例。大致平衡。（其中一名保守派支持女性堕胎权）。如果特朗普再次提名一位保守派大法官，那最高法院左右平衡将被彻底打破，变成3:6。
如此一来，最高法、总统和国会三权都有可能偏向右翼。
最新的消息是，特朗普将提名艾米·科尼·巴雷特为最高法院法官。巴雷特48岁，是一名严厉的保守派。在移民、医疗保健和同性恋权利问题上，都与自由派完全相反。他很有可能投票通过反堕胎法案。
这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第三次提名保守派法官，这在美国历史上相当罕见，真可谓时也命也。
2017年，特朗普提名保守派尼尔·戈萨奇为最高院大法官。2018年，他又提名另一位保守派布雷特·卡瓦诺为最高院大法官。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两次提名的大法官，在参议院投票时，都是勉强通过的，卡瓦诺以50:48的票数确认资格，戈萨奇是55：45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当年金斯伯格获得提名，得到的参议院票数比例是96：3，几乎是满堂彩。
尤其是戈萨奇的任命，第一次打破了“任命大法官至少需要60票才能通过”的传统。当时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触发“核程序”，改变议事规则，以简单多数通过任命。
对这种不符合政治惯例的举措，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数十年后，我们将悲伤地回首今天，发现这一天我们改变了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的历史。”一直到今天，民主党都在为这事耿耿于怀。
由此可见，特朗普每次提名大法官，都掺杂着激烈的政党斗争，也能看出，此时的美帝撕裂之严重。
金斯伯格的去世，只会进一步加重两党斗争和撕裂。
宗教和政治
当然话要说回来，历史上，美国大法官“翻脸不认人”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事。一名保守派总统提名一位保守派法官，但没过几年，甚至刚上任，这名法官就可能改变立场，变成自由派。
比如，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厄尔·沃伦的任命。当时沃伦被认为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法官，但没想到沃伦引领了20世纪60-70年代自由风潮（除了女性权益）。事后，艾森豪威尔大呼上当，认为提名沃伦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西奥多·罗斯福提名的霍姆斯大法官，也有一点“不听话”，以至于老罗斯福曾发牢骚：“我就算拿香蕉雕一个法官，也比这小子有骨气！”
法官“变节”，跟美国高院高度的独立性有关，也跟法官的任期远比总统任期长有关。大法官一经确认，就不能随意撤换，他当然可以不用“太听话”，且时移势易，观念发生改变也正常。
再者，特朗普提名的巴雷特，也不一定能顺利通过参议院投票确认。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有53:47的比例优势，但此前有两名共和党议员公开表示，反对大选前提名新法官。这就为提名顺利通过增加了不确定性。
所以说，金斯伯格离世，美国高等法院，乃至高院影响下整个政治系统是否真会右翼化，还不好下结论。
其实真正要担忧的，不是大法官左右失衡的问题，而是失衡能否快速纠正。
美国一直就是一个左右互博的国家，一时半会儿的失衡，从来不是大问题，60-80年代自由风潮狂飙突进，但相应的，保守势力也在暗中默默积蓄力量。以堕胎法案为例，在经历过70年代的飞速自由化后，这几年中南部的州府就出现了“复古”现象，以对冲此前的狂飙突进。
问题在于，最新一波的右翼化风潮，并非单纯来自经济结构变迁，或者国际竞争格局的改变，而是来自于一个更加顽固、几乎无法更改的东西——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
2018年10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影响人们支持禁止堕胎的因素，并非性别，也非阶层地位，而是宗教和政党。
59%的共和党人，赞同禁止堕胎，76%的民主党人认可堕胎合法。美国占主流的新教徒中，白人新教福音派，61%是坚定的反堕胎者，与之相反，主流白人新教徒67%认为堕胎合法，74%的非宗教人士认同堕胎合法。
美国本是一个极端世俗化的国家，1787年制宪会议也明确了“政教分离”的传统。但吊诡的是，美国也是一个宗教传统非常发达的国家。
目前，美国70.6%的信众信仰基督教，新教徒占美国总人口的四成。在美国宣称信教的人口比例，远比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高，加拿大只有46%宣称信教，法国37%，瑞典29%，但美国超过60%。
在“政教分离”的传统中，美国宗教团体有点像一个个传销公司，相互竞争，向公众推出“信仰套餐”，以吸引更多的私人资助。
在这样的大乱斗中，白人新教徒、自由派天主教徒、黑人、犹太人和无信仰者，慢慢走向同一个阵营，拥抱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和平、公正、包容多元价值观。
这个阵营，主要成长于1900年的进步主义和1960年的民权运动。他们支持堕胎，相信科学，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属于左翼。
但我们前面提到过，左翼激进地支持女性堕胎权这个在宗教中极其敏感的议题，极大地刺激了保守基督徒的反抗和抱团。
事实上，正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中反父权、反越战、反体制和主张性自由的激进左翼，点燃极端保守右翼的危机感和抱团取暖的热情。
保守的右翼抱团后，主要盘踞在美国中南部各州，他们普遍注重家庭、严格遵循《圣经》启示、相信道德绝对主义、爱国，主张打击无神论、离经叛道和犯罪，当然也反堕胎。
民权运动的激情熄灭，保守右翼开始崛起，最早认识并利用这股力量的，是1980年的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
到了小布什时代，保守右翼已经成为共和党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保守的基督教联盟，曾在全国发放7000万份“选民指南”，公开介入政治，组织教众支持同样保守的小布什。
小布什上任，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施政越来越右倾，在公开讲话中肆无忌惮使用宗教语言，比如他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称为“邪恶轴心”。
到了特朗普上台，就更加无所顾忌了，福音派基督徒直接在总统办公室“做法”。特朗普本人对于这部分宗教选民，也是频频公开“示爱”，在移民、反堕胎和国际关系等政策中，他基本成了保守宗教势力的代言人。
保守派不像自由左翼那样一盘散沙，极其稳定和团结。
这次新冠疫情，特朗普的支持率遭遇过一段时间的滑铁卢，但他的支持率却始终稳定在40-45%，即使有落后，落后幅度也变化不大。原因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稳如泰山。所以特朗普戏言：我在第五大道枪杀一个人，也不会影响我的支持率。
面对这股保守的宗教势力，民主党要如何应对呢？麻烦就麻烦在这里。目前民主党并没有应对良策。
2004年，曾出现过“宗教左翼”的概念，但左翼历来不团结。
保守宗教宣扬恐惧和分裂，获得“垂直用户”，左翼宗教宣扬爱与和平，团结效用不足；保守宗教主张跟着《圣经》教义走，简单粗暴，左翼宗教劝人家感受现代社会的多元复杂，前者明显更契合现代人缺失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对民主党来说，有一个好消息是，这些年来说，无信仰人数增长迅猛，但问题又出现了，相对保守派高涨的投票欲望，无信仰人士普遍政治冷感，不愿意出来投票。
如此一来，未来美国这股右翼宗教势力，到底会把美国带向何方，真不容乐观。
金斯伯格的去世，为本就不乐观的政治气候再添了一份浓厚的阴霾。
她赞同的女性堕胎权被右翼推翻是小事，最怕的是美国政治失衡的矫正机制，会因为她的离去而严重失灵，整个权力体系滑入极端保守泥潭而无法自拔。
余论
美国三权中，最高法院扮演的角色，本就有点像啄木鸟。它以《宪法》为依据，不断地挑总统的行政命令和国会所立法律的错误。
但如果最高院本就偏了，那就像啄木鸟挑食，因为不吃某种虫子，整棵树有可能被蛀空。
金斯伯格晚年，比较奇怪的一点是，在得了两次癌症、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她始终不愿意主动提退休。
如果她在奥巴马总统任内退休，完全有机会维持最高法院的均衡状态。因为奥巴马跟她意气相投，两人都是平权主义者，由他提名继任者，就能保住自由派遗产。
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金斯伯格无心掺和政党政治。好多国内的法律专家也据此认为，她只是一个单纯的法官，而无关左右。
可问题是，金大法官，晚年处理莱德贝特案时，由于不认同最高法院5:4的投票判决，曾主动找来国会干预，以推翻她的最高院同事的决定。最终，当时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支持了她的理念，时任奥巴马总统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新法。
换句话说，她是非常善于利用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她也深知，法律与政治，不可能完全分割。
而且，她在回答纽约客作者Jeffrey Toobin 关于退休问题时，曾明确表示：每个高等法院大法官的退休，当政总统所属党派都是一项重要考量因素。
可悲剧的是，这样一个深知其中利害的人，偏偏死于一个最厌恶的总统任内。有时候想想，这可能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吧。毕竟，一个人何时寿终正寝，谁也无法准确预料。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右化绝不是什么好事。上世纪50年代，美国极端右化的结果，是与中国大打出手，两国决裂二十多年之久。今天如果美国再次往右转，其结果可能同样惨烈。
当年日本极端右化、走火入魔，主要倒霉的国家，就是它的邻国——中国。今年美帝如果也走向极端右化，其主要的承受者，多半又会是它自认为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
只不过，今天的中国，再不是腐朽和分裂的国度，而是以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的姿态面对右翼疯子。我们不怕，也不用躲。中国过去百年间，所遇到的更加困难的事情，多了去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其实看金斯伯格的人生，我是打心眼里羡慕她的人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的家庭生活却非常健康而幸福。她养育了两个孩子，一堆的孙子孙女，与丈夫的婚姻维持了56年之久，直到丈夫2010年因为癌症去世。
2010年6月，当医生告诉她的丈夫马丁，他们对他的病情已经束手无策时。这位模范丈夫给妻子写下了人生最后一封短信，其中不乏动情的语句：
“我最亲爱的鲁斯，你是我一生中爱的惟一的人。几乎自从五十六年前我们在康奈尔第一次相遇的那天起，我就一直佩服你，爱你。能够看着你一路在法律世界中走到最高峰，这是我怎样的幸运！”
一个人，一辈子，拥有这样一份爱情，经营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大概比什么事业成功都来得更加幸福吧。这种生活，这样一个稳定的家庭，也只有在一个持续繁荣和稳定的国家才有可能出现。
其实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向往的也是这样的生活，老婆孩子热炕头，没有大野心，不贪也不抢，求个家人健康心安宁，哪怕平淡一点也无妨。所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外如是。
最近40年来，国家的安定发展，给无数普通的中国人提供了创造美好生活的条件。但是讲真的，40年真的没过够啊，幸福生活仅仅开了一个头而已。
但是近一两年以来，国内安稳如初，国际环境却骚动起来。突然之间，全球化在倒退，贸易壁垒在增多，各种摩擦不断，那个把我们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度，似乎有点发烧要疯的迹象，而某邻国也想炫一炫大炮长枪。
很多人说，今天中国也有点膨胀、忘乎所以。其实我不知道这话的依据是打哪来的。我只知道，对幸福生活才开了一个头的中国人来说，没有谁比他们更加渴望安稳的日子。
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不是树的错。豺狼来了有猎枪，朋友来了有好酒，我们捍卫的不过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相待，我们守护的也仅仅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普通日子。
你不疯，我便不魔，就这么简单。
END
本文作者：左页，媒体主笔，血钻故事高级研究员。
部分参考资料：
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丨北京法院网
从美国推出最严堕胎法案谈起：宗教为何加剧了美国政治分裂？丨界面文化
How Ruth Bader Ginsburg has moved the Supreme Court丨The New Yorker
温柔的正义丨琳达·赫什曼
异见时刻丨伊琳·卡蒙、莎娜·卡尼兹尼克
女大法官金斯伯格丨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