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松
博士，艺术评论人、策展人，上海宝龙美术馆执行馆长。
发言回顾
王晓松：
谢谢巽美术馆、姜俊兄和汪正虹老师的邀请。
做艺术家个人的研讨会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挑战，虽然我之前很长时间也对汪老师有了解，但是并没有做过特别仔细的研究。而对艺术家来说，作品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我们再去复述时难度非常大。之前读了姜俊兄的策展文章，与汪老师有过几次较长时间的沟通，我想可以从汪老师的作品所触及的问题谈一下我个人感受。
汪老师是做雕塑和公共艺术的，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她另外一个身份中国美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副院长。我认为“手工艺”有三个层面：“手艺”、“工艺”和“手工”，侧重点各不相同。对艺术家来说，“手艺”或者说“手头功夫”依然很重要，尤其是今天大家不断地在当代艺术的框架下去谈“观念”、“概念”，却往往落不到具体的作品上，很虚无。
我在参与策划第三届纤维艺术三年展时发现，女艺术家或者雕塑艺术家的手感相对就比较好，这让我反思为什么手艺特别重要。即使对哲学家来说，他的思考也是非常具体的，思考过程是具体的或者基于非常具体的事件和社会情况，而当代艺术也是要对一些社会实践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可能是一件具体的作品，也可以是过程性的。
艺术家在劳作的过程中通过对材料的选择、使用、处理，让这些材料有了个人的温度、情感和观念，把材料本身的历史和时间感激活。
除了谈所谓图像的历史之外，材料本身也有自身的历史，因为人的使用、处理才是相应的材料变成了与其他自然物完全不同的东西。胡斌老师谈到汪老师使用不锈钢材料作为一种人造材料和自然材料之间的巨大不同，消除了物之间的界限——艺术家在挑选和使用材料的过程，也反映了艺术家的艺术观念。
为什么我们说今天的当代艺术特别冰冷，与人的关系是疏离的？其实我觉得不是当代艺术的问题，是艺术家和我们的问题，有意识地去把自己的创作、生活以及对艺术的理解同艺术隔离开，变成一个空头的想象。这个观点在今天来说挺土的，但我觉得依然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是检验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与其他学科、其他专业的思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人说，观念很容易被虚构，但是你的作品、审美或者是你对物质和世界的理解会有一种相对的稳定性。
我注意到论坛海报上是“公共剧场与具身雕塑”，公号推送的题目是“公共剧场与具象雕塑”，“是不是有意地来做这种区别我不清楚。“身心交互”或者是人和对象的交互成为了今天公共艺术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我们在讨论公共艺术时会有一个误区——只就作品讨论作品，而不讨论其他。我觉得公共艺术应该是一个人和作品在一个具体的公共空间领域中发生的问题，是一个关系问题。仅仅谈作品本身是不够的。我对认知心理学或“具身”的概念不是特别了解，但我想公共艺术中，艺术家是通过作品和材料的创造，在空间中设定了一个条件，有点像是做游戏设计一样，这种条件既是一个参与机制，也是回应观众，和观众进行沟通的机制。这个机制有一定的前提，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在另外一个范围内可能就是无效的。
公共艺术所设定的关系有很多种，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都应该是以身体感知和情感体验作为基础的，而不仅仅是我们去口述一个艺术家的概念或者观念。如果我们想创造一个剧场感，我们对文本的叙述、叙事性就比较重要。
汪老师曾经出过一本教材就叫《可佩戴雕塑》，我没有看那个教材，但是这个题目特别吸引我。雕塑不管是不是可互动的，都是以独立于人的形式存在的，我们考虑雕塑的体量、尺度、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很少谈它和人可佩戴之间的关系。
刚才李振华老师谈“小物件”，我觉得特别有启示。通过之前和汪老师的交谈，我了解到她是希望从当代艺术的角度介入到首饰设计和首饰研究中去，她讨论的不是传统的手工艺的问题，而是从当代艺术的领域去讨论人与雕塑怎么发生关系的问题。
从原始社会到今天，首饰本身的功能和作用其实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它通过对身体的设计，或者是与身体的共谋，把精神、权力、财富进行物化、浓缩化，一个人佩戴一个什么首饰可能在原始社会它代表了一种宗教信仰的权力，但是今天它是另外一种阶级财富的关系。但是把“首饰”转向“可佩戴雕塑”后是不是就把雕塑在公共和私人体验之间的界限打破了？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汪老师的这些小雕塑、首饰，并不是“雕塑的衍生品”，它是独立存在的，只不过与大型雕塑有一种逻辑关联，每一件作品在设计、材料选择上的独一无二性与艺术衍生品、大众消费的产品并不一样。从可佩戴雕塑，我想到今天随处可见的“可穿戴设备”，它延长了人的工作范围、人与世界的交互能力。那么，“可佩戴雕塑”会不会让你在交流、行为中有不同的体验变化？做了人机接口之后，人还是不是“人”？人的种属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可佩戴雕塑除了尺度以外，它在使用者和人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产生出一种新的意识、感知上的可能性或胡斌老师说的“缝隙”？如果我们今天从雕塑的概念上去谈这些可佩戴、可行走、可携带的小东西，“艺术”、“作品”或李振华老师刚才谈的对“雕塑”的界定是不是也会有变化？
我们在讨论艺术家和作品关系的时候，会比较多地去讨论女艺术家的个人经验或者自传性，但是男艺术家里就比较少地讨论个人情感问题。我在想是不是有两个误区：1.在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的叙述中，男性视角的霸权起到了压制性作用，把个人微小的情感变成一个微不足道或羞于提及的部分；2.男艺术家是不是也没有这种能力来处理个人的经验，而只能用一种宏大的虚构的概念来处理？此外，对自传性的关注是不是与类型有关？
这两天媒体都在聊新晋诺贝热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写作就具有典型的自传性，大家多写作的自传性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艺术家强调自传性或者以自传性为重要特征是，就会让人觉得奇怪。或许是文字创作很容易把细腻情感表达出来，但是艺术家在处理个人经验时很容易把个人经验真正地变成一个狭隘的个人经验，很难把它转化为一个在更一般意义上的、一个社会化的经验。
回过头看，其实不是一个材料、媒介、信息的问题，而是说整个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角度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标准去看，无论是女艺术家还是男艺术家，他/她对不同问题的把握、个人经验的特殊性的处理在创作媒介的转换中的价值到底在哪儿？我们如果不给他一个先天的性别标签去看，它是不是具有独特的样板性？我们今天要谈男女性别问题，无路男女，估计有不少艺术家和作家都不太认同，很有些政治不正确。但是我想无论是从生理属性还是社会属性，“身份”的特殊性是艺术中不应该忽略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