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胡适，提到我，你们的脑子里多半会蹦出“新文化运动领袖”一类的词汇，民国时候，人们就是这么形容我的。百年后，你们还是这么形容我，我多少有些失落。
相比之下，你们更熟悉我曾经的老友鲁迅，尤其熟悉他的作品。对于这个结果，我倒是并不意外，毕竟，在做文人这件事上，他比我更纯粹。我半道上接受了蒋介石的橄榄枝，去从了政，说实话，这是犯了大忌了。
你们知道，一步错步步错，我这一辈子，就是从沾染政治后开始急转弯的。因为政治，我被共产党骂，也被国民党骂，对了，美国也骂我。该死的政治，如果人生可以再来，我一定不会从政。
关于我和曾经的老友鲁迅，多数人最大的疑惑是：我和鲁迅本是好友，我们最开始互相成就，还曾经聚在一起吃辣椒，最后怎么就分道扬镳了呢？这事，我反思过：问题出在我身上。这事的具体，还得从新文化运动发端的那年，也就是1915年说起——
这一年，我的好哥们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以它为阵地展开了。陈独秀等，想打击和动摇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青年一代，让他们接受一场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洗礼。
当时，我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一年多以后，我为《新青年》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提出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号召。
这篇文章里的内容，与当时在北大任校长的蔡元培是不谋而合。这篇文章被刊发后，在中国引发了震动，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名”，我当时受欢迎的程度，绝不亚于你们今天见到的任何“网红”。
蔡元培随即邀请我到北大授课，第二年，我又受邀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开始大力提倡白话文。
可以说，这篇文章不仅成功地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还让我迅速成名，并拥有了后来你们口中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身份。
但在这里我需要特别澄清一件事，怎么说呢？我这个提倡大家用白话文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实际是用古文写的。在中国，第一个用白话文写文的人，是鲁迅。他在1918年4月，把他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投放到了《新青年》，我记得大概是5月份，这部小说开始正式刊发。
鲁迅的《狂人日记》被刊发后，学界争议不断，有褒有贬，毕竟是新事物嘛，有争议太正常了。我站在“褒奖”的一面，我对他的作品给予了大力赞扬。
“互相欣赏”是所有友谊最重要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后，我们俩的故事也就开始了。
鲁迅知道我推崇他的作品后，非常高兴，他还邀请我到他家里吃饭。我这个人是最喜欢交朋友的，我当然开开心心地去了。去了之后，就有了前面我跟你们提到的“吃辣椒”的事了。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鲁迅这个浙江人很喜欢吃辣椒，可我不吃辣椒啊！我们第一次吃饭时，鲁迅居然在我最喜欢吃的一盘菜里放了辣椒，我是“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那顿饭下来，我的眼里全是泪水，这可不是什么感激的泪水，纯粹是辣的。
我实在想不明白：一个好好的浙江人，吃什么辣椒啊！于是我就问他原因了，你们猜怎么着，他爱吃辣椒的原因，居然是因为辣椒能解困。他当时的原话是这样的：
“夜深人静天寒人困之时，摘个辣椒切几段放嘴里嚼嚼，立马额头冒汗，双目流泪，身体发暖，睡意顿消……”
我当时非常震惊，我意识到：我和他是如此地不同。我这样的人，是断不可能为了打牌以外的事情熬夜的，可他却会经常为了写稿熬夜，而且还为了能熬久一点，吃辣椒解困。
“他似乎有点极端了！”我当时心里忍不住这样想着。说实话，我打心眼里佩服这种人，但这种佩服里头也有一丝“畏惧”。人对与自己不一样的人群，总免不了会不那么有安全感，我对鲁迅亦是如此。
我同时还觉得：鲁迅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怕是不能高寿。后来鲁迅的早逝，证明了我的推测。我无法理解鲁迅这种人，鲁迅或许也无法理解我这种人吧！
但无法理解，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对待新文化的观念非常雷同。我俩关系最好的时候，鲁迅写了一篇《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在《新青年》上面。这篇文章，真的太过瘾了，尤其文里的这几句，真是精彩极了：
“何以从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变人，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变把戏给人看。还是那时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学说人话呢？还是虽然有了几匹，却终于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都咬死了：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
看了他的这篇文章后，我对鲁迅越发欣赏了。我甚至认为：他为了熬夜吃辣椒，也是值得的。
力是相互作用的，我拼命捧鲁迅的当口，鲁迅对我也特够意思。
比如，我写了一篇《我的儿子》的文，抨击愚孝，惹怒了一群人。鲁迅知道他们在攻击我以后，迅速帮我回击了！文人怎么回击，当然是写文啦，他当时一连为我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估学衡》、《答 KS 君》三篇文。
整个文人圈里的人，都知道我们关系好，我们互赠书籍、一起喝酒、一道赏花，他要写《中国小说史略》，我还给他找了大量资料。
这一阶段，我们俩的关系是“互相成就”，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这般了。
我曾以为：我们的关系会一直这么好下去。我显然忘了：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我们的关系在我和末代皇帝溥仪见了一次面以后，偷偷发生了变化，就像月亮的脸偷偷发生变化一样。
我和溥仪是在1955年见的面，是他先打了我的电话，邀请我去皇宫跟他会面。关于我和皇帝见面时的心情，我自己早就讲过了：感动。为什么感动？我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溥仪
换了你们，能见末代皇帝，是不是也会特别感动，会吧！
这件事本来没什么，可在我为这次见面写了文以后，这事突然就变得大起来了。我为此还承受了各种质疑声，这一次，鲁迅没有像以前那样死死替我攻击那些抨击我的人了。不过，他还是挺我的。但我感觉，他多少是因为以往的交情而挺我，而并不是因为“认同”而挺我。
讲真，这个事实，让我挺失落的。
真正让我和鲁迅关系变得微妙的，是溥仪。而让我和他关系发生质变的，则是我的一个选择：我选择了慢慢进入政界。在这之前，我发表了很多“读书人不要谈论政事”的文，可我自己却一脚塌了进来。这多少有点知行不合一，但没办法。
我不用问也知道：鲁迅是反对文人从政的。他自己就只喜欢做纯粹的文人，他更愿意做一个用笔在黑暗中替国民寻找光明的人，而不是其他。
我开始踏入政界以后，我们的来往就很少了，这是自然而然的发生。
这之后不久，溥仪身上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居然让我和鲁迅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事情是这样的——
我和溥仪那次见面两年后，冯玉祥率兵进京，他把溥仪赶走了。我听说后非常生气，这时候我已经算步入政坛了，所以也就有了发言权了，于是我为此致信北洋政府，我当时的信是这么写的：
“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堂堂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如今想来，我这番话的确有点拥护帝王的意思，但我当时真的只是反对他们违背契约精神而已，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我见过溥仪，多少对他动了恻隐之心。
在这件事上，我的确是本末倒置了。所以我现在能理解那些批评我的人了，这种话，确实不适合我这个被定义为“新文化领袖”、“新思想代表”的人说。
鲁迅在这件事后开始对我进行抨击，他抨击我的话，听起来非常刺耳，但也句句属实，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先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而后，则是胡适与段祺瑞政府和老蒋集团互递秋波。”
后来，鲁迅又在很多文章里明里暗里地对我进行各种抨击，我怀疑，他死前写的《死》里头的很多字句，都是在骂我，比如这句：“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他这话，不就是在说我吗？在他眼里，我就是那个最最主张“宽容”的人。我在美国留学，我接触的美国人都很友好，这影响了我对他们侵略行为的错误判断，如今想来，我多少对他们的明显侵略行为视而不见。有一段我甚至觉得：美国如此对我们，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没办法，我这种人总是喜欢凡事从自身找原因：生活里，别人欺负我，我也会想，他们为什么就欺负我，不欺负别人。在侵略一事上，我也有这种“神逻辑”，我会想：“不是我们自己瞎自找，他们干嘛侵略我们，不侵略别人？”
也是因着这个原因，“九一八事变”后，我提出了一个主张：中日都不在东三省驻兵。”
鲁迅为这事差点跳起来，他还专门为这事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友邦惊诧论》。我知道他怎么想的，他想的是：“自己的国土，竟然自己不能驻兵”？他还在事后毫不客气地讥讽我说：
“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到此，我们的友谊也正式决裂。
哎，我和鲁迅当真是完全相反的人啊，我凡事都有点“主观带入”，而他总是能跳出自身、站到大面上看问题，他有点过分民族主义了。你看，他在日本留学，且有如内山完造等众多日本好友，可九一八事变时，他丝毫没有因为“私情”而有一丝的“客气”。
鲁迅和他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等
你们是不知道啊，鲁迅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迅速写了大量文章表达自己的看法，其中光杂文就有《答文艺新闻设问》、《非所计也》、《沉滓的泛起》、《漫与》等等，诗歌有《好东西歌》、《公民科歌》……
我能想象，他在写这些文字时，一定经常在半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或者用“吃辣椒的方式解困”，不熬夜，怎能写出这许多文啊!
鲁迅在这一时期，甚至开始以笔为枪，直接将枪口对准了国民党，他是真敢说，他居然说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是“卖国”，并谴责他们在国难当头时不仅不抵抗还制造内乱。
这样的话，也只有鲁迅敢说了。鲁迅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奋起反抗，我当时对此嗤之以鼻：我们的力量是何其弱小，他难道不知道。其实他知道，只是，他很乐观，他认为：“即便我们的抵抗力量微小，但坚持下来，也还是有希望的。”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看来异想天开，如今看来却是极有前瞻性的看法。
鲁迅病重时，依旧在写文支持革命，我当真是心疼他啊。
1936年，鲁迅就因病辞世了，他得的是肺痨，这种病，多半都是操劳过度的结果。死的那年，他才55岁。而我，则在他死去26年后才辞世。
当然，人的价值从来不是依据生命长短来定，而是根据人的贡献的大小。
文人的贡献，终究还是靠作品来定，这是我后来才恍悟的事。鲁迅的作品极其多，流传后世者也众。而我的作品，总共就两部，一部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一部是《中国白话史》，而且，因为种种原因，这两部作品，都只完成了上部。
也是因为作品少的缘故，今天的世人提及我时，竟然对我的八卦更感兴趣，很多人甚至不能说出我的代表作。当然，你们对我的“朋友多”的事实也是了解的。
最后我想说：我和鲁迅的结局，说到底是性格造就的结果。人都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我在死去62年后的今天，是当真悟明白了。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