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死，素来存在诸多谜团。要知道：他是死在酒会上，且死前还曾发表演讲，与众人谈笑风生。也因其死过于蹊跷，坊间对他的死存在诸多猜测。
胡适的死，确有疑点：他并非自然死亡，某种程度上，他是被活活气死的。而若要追究其被气死的背后，则得说回到他在去世前所遭受的“围剿”。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领袖，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也是拥有博士头衔最多的文人，他共有36个博士学位，其中1个是正式学位，另外35个是名誉博士。
在这些之外，胡适还有一个身份：政客文人。其从政生涯中，最大的两件事，一是曾倾力支持与日本和谈，反对抗战；第二是曾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为抗日出力。这第一件事，让他背上了“卖国”的骂名，而后一件则算是“将功补过”。
在从政之外，胡适还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做一件事，这件事也是他会被现代很多人追捧，甚至捧上神坛的原因：以自由民主为由，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攻击中国的古老文明，顺道苛责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
也恰因为胡适曾卖国，且否认东方文明的精神价值，胡适曾在死前遭受了“围剿”。
1961年2月，即他去世前一年整时，已由美国回到台北的胡适因心脏病发作，住了两个月的院。勉强出院后，他借住在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疗养。
胡适在病床上
大约是身边没有妻子照顾的缘故，他在疗养期间，竟突然患上了急性肠炎。这种病不要命，但是却能让人生不如死。那段时日里，胡适大闹腹泻，人经常是虚脱的状态。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此间，他的结发妻子江冬秀虽知道他境况很糟糕，却始终没有回到台湾，而是终日留在美国和她的牌友们搓麻将。
江冬秀以舍不得美国牌友为由，与胡适分居了三年半的时间。期间，胡适在台北，而江冬秀则守在美国。胡适当然有劝江冬秀回台北，可江冬秀执拗地不肯来。
这种结果，不得不让人猜测：江冬秀是否因为当年胡适曾出轨，而一直耿耿于怀呢？
胡适被病魔折腾得完全不行时，江冬秀才慢悠悠地从美国回来了。江冬秀擅长烧徽菜，是个能牢牢抓住胡适胃的女人，她回来后，胡适瞬间觉得通体舒畅，病也渐渐好了起来。
江冬秀回来不久后的11月6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相关人士的邀请，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上，他还做了一个长达25分钟的英语讲演，其演讲题目叫《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演讲稿子是胡适新写，可内容却是他几十年前的老调子，即前面提到的“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攻击中国的古老文明，顺道苛责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
文中，他说道：
“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养分”、“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该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
胡适演讲
胡适的演讲结束后，许多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人不高兴了，新儒家学派的大家之一的徐复观教授首先出马，指责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他还毫不客气地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作的中国人”。
徐复观起了头之后，台北掀起了一阵讨论中西文化的论战风，这阵风猛吹向胡适，面对这暴风雨般的围攻，向来善于管理情绪的胡适也兜不住了，他被气得再次心脏病骤发，并于当年11月26日，最后一次住进了台大医院。
胡适住院后，这场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并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
这场论战的双方，一方的主人物正是徐复观，他是反胡适派；另一方的胡适支持派，主人物是自称独占“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写白话文的前三名”的李敖。
很明显，徐复观这边的阵营更加强大，这边都是一些“老姜”。他们抨击胡适也丝毫不留情，在李敖发表了名为《播种者胡适》的长文后，批胡派的主人物之一的叶青和郑学稼，分别针对李敖的文章发表了《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和《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
李敖与青年胡适
不用说，这些文章都是直接打了李敖文章里的诸多痛点，比如李敖所说的“胡适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等的“论定”。
他们直接从根上否定和贬低胡适，说他“未曾在十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不是什么“播种者”；而他侮蔑中国文化，则“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因而骂之有理。
他们还搬出了陈独秀，说陈独秀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的播种者。
胡适虽然在住院，但这些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他全都看了，而且，他还将这些文章的页码都记住了。可见，他对这些事非常在意。
这场论战，当然是反胡派赢了，毕竟，连支持胡适的李敖，也在支持的同时说了很多让胡适很不舒服的话。比如这句：
“照我看，胡适在‘全盘西化’上还太保守，太不认真，竟去搞什么“整理国故”那样“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把文史学风带到了迂腐不堪的境地。”
在这场风波中，胡适是否想起了当年二子胡思杜写文抨击他的种种？想来，是有想起的吧。毕竟，胡适曾将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保存起来了。
在骂战中，胡适度过了自己的71岁生日，即整岁70岁生日。当天是12月17日，距离他辞世仅仅相差70天时间。
胡适医院过70（71）大寿与妻子合影
胡适在病床上的生日未免过于凄惨了点，但从他当时拍摄的照片来看。他看起来依旧“还不错”，面对镜头和来探望的人，总是挂着笑容。但这笑容，多少是他“不把坏情绪带给别人”的习惯的体现罢了。
胡适一生受母亲影响极大，他4岁丧父，由母亲一手养大。其母有一个理念：坚决不给任何人摆脸色（露出不好的脸色），胡适敬重母亲，也一直谨记母亲的这一教训。
胡适的招牌笑脸下，是一颗藏着诸多烦恼的心，这颗心还病着。养病的人，最忌动情绪，可一直死死盯着论战中各种过火言论的胡适，其情绪定已大动。
胡适情绪大动的一个体现是：他无心治病了，也就是连治病的心情都没了。他于1962年1月10日，在没有达到出院标准的情况下，直接出院了，但他出院后，还是住在福州街26号疗养着。
胡适与孙子等
胡适情绪大动的事实，我们可从其身边工作人员杨树人的一段回忆中窥见。杨树人回忆说：一日下午自己被叫到胡适住所，谈一件公事，谈着谈着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翻出一篇文章给自己看。没错，这篇文章是骂胡适的。杨树人还在回忆中说：
“当时他一边给我看，一边拿圆珠笔指着那篇文章说：‘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
杨树人察觉到，胡适用笔指着文章时，心情非常不好。他翻开另一文章给杨树人看时，情绪更激动了，他一直不断地说，不住地画。杨树人留意到：此间的胡适脸色竟异常惨白，看起来心情非常激愤。
临了，胡适还指着文章骂了一句“真是下流”。文人骂人带脏字，尤其如胡适这般高素质的文人骂脏字，只有一种可能：他真的动了大气了。
就在春节之后，胡适再次愤愤地与杨树人谈到了骂战，并说：
“他们要围剿我胡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
2月24日，是胡适去世当日。当天，胡适离开了他疗养的福州街，去到了位于南港的“中央研究院”。他此番前来，是应邀参加将在蔡元培纪念馆召开的第五次院士会议。
这次会议，胡适期待已久，因为这次会议级别相当高，又包括吴大猷、吴建雄、袁家骝、杨振宁、李政道等院士将会参加。
当天的院士会上，胡适主持得非常成功，他用一上午的时间完成了全部议程，同时选出了七位新院士。中午，他招待了院士们午餐。下午五点是酒会时间，这个酒会胡适原本不用参加，可因为爱热闹，他不仅到场，还在场上忙活得不亦乐乎。
胡适一会儿和院士们聊天，一会儿和记者们打趣，期间，他还不时地和来宾们合影。大家打趣说他“好像个明星”，他听了开心地笑了起来。
一切都如常，但若细心琢磨他当天酒会上的发言，人们将能发现问题：他在酒会上的致辞，多少是在回击那场针对他的“围剿”的批判之辞。
比如，他强调自己学生中，第二代、第三代是物理学家，第四代还得了诺贝尔奖金。他总结说：“我虽然对物理不通，但是非常得意。”
胡适学生吴建雄与丈夫袁家骝
这席话，很明显是呼应李敖对他的评价：“在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做出贡献”。这部分贡献，在胡适眼里，可以狠狠地给否定其贡献的人一耳光。
在当天接下来的院士讲话中，有人谈到了科学能不能在中国生根的问题，李济还提到了胡适在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后遭围剿的事。胡适脸上的不悦开始显现，一直在胡适身边的王志维见胡适脸色大变，忙暗示他不要动气。胡适却摆摆手，激动地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似在为自己鸣不平，也似在还击对他实行骂战的人，他说：
“我去年说了廿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紧接着，他说了一堆套话，内容与他之前发表的关于台湾言论自由的官样文章类似。说完后，可能是觉得自己“逆反”心理非常重的缘故，他突然停住，然后很急地跟大家说道：
“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说完后，他移步往场外边走，又与宾客、记者寒暄了几句。走到会场中部的时候，周围人发现他的脸突然地变白了。就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之际，胡适就倾身倒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众人抢救胡适
胡适倒地后，王志维将胡适随身携带的急救药片放入了他的嘴里，又喂了白兰地，还让他吸了氧、做了人工呼吸，但他仍毫无反应。
胡适死了，他的死，表面原因是心脏病突发，但多数人知道：其真实死因乃是被气死的。死前几年，胡适过得一直不如意，某种程度上，他早已郁结于心，也是因此，他才屡屡重病入院。
胡适在台湾承受的“围剿”着实有些严重，“汉奸”、“卖国贼”“文化买办”，“最下作的中国人”、“东方人的耻辱”等等，都是针对胡适的谩骂。酒会上，李济的那番话让他想起了这些谩骂，让他的情绪到了顶，他在激愤中的那段发言，终成了他的催命符。
胡适死后，江冬秀得了噩耗赶来，她不敢相信地哭倒在他的遗体旁。
胡适的入殓时，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西化如此厉害的胡适，竟未穿着西装、皮鞋入殓，当真也有些令人唏嘘。
胡适入殓
胡适生前留下的遗嘱为英文写就，以下是翻译后的具体：
“第一，遗体火葬（后因夫人江冬秀要求改为土葬）；第二，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北京大学；第三，留存在纽约寓所的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台湾大学。”
胡适留在南港的财物，除去书籍、手稿，竟只有135美元余款。
胡适死后，各界人士送来了挽联挽幛八百余件，蒋介石也送来了挽联，他的挽联内容是：
“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这一挽联，将胡适一生的“复杂”“矛盾”写出来了，相当确切地概括了其一生思想和经历。胡适原本想葬入黄山故乡，这一遗愿终未如愿。葬礼结束后，他被葬入了台北南港的旧庄墓园。
胡适墓门上，是蒋介石刻的“智德兼隆”四字，墓碑上则刻着：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胡适墓碑上刻的字
这段话，重点肯定了胡适一生倡导白话文、争取言论自由所做出的贡献，似是为他被活活气死而“鸣不平”。
然而，胡适被气死的结局，究竟是否是“不平”？答案是肯定的，公允地说：胡适其人，人品、学问都出众，却因为淌过政治这趟浑水而惹了一身黑，洗都洗不白。
可叹：从来，选择决定命运，胡适的选择，亦决定了他的最终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