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出品方/作者：五矿证券，朱冰倩）
一、中国种业：“量大”已成，“质优”待解
“十四五”时期，中国种业面临新要求新机遇新挑战，“打好种业翻身仗”是农业科技攻关及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起到“排头兵”的作用，种业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 是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育繁推”基本涵盖了种业的整个产业链，具体来讲，“育”指育种研发，“繁”指种子生产， “推”指向市场推广销售。“量”是“质”的基础，先有“量”的积累，再有“质”的提升。 然而，当前中国种业正处于发展的中期阶段，总体呈现“大而不强”的局面，“量大”已成， “质优”待解。我们应注意种业发展的综合性和结构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推进种业振 兴，抓好种业产业链中的每个重要环节，不论是上游育种相关的种质资源保护和品种审定环 节，还是中游的种子生产，推动“量”到“质”的提升都将是中国种业发展下一阶段的工作 重点。
1. 种质资源：大而不强
种质资源是携带生物遗传信息的载体，是开展优良品种选育的基础，是保障粮食安全、建设 生态文明、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种质资源保护具有公益性、基础性、长期性 等显著特点，加强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对“打好种业翻身仗”实现良好开 局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清楚了解自身种质资源的现状是做好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前提， 为科学开展保护利用提供可靠依据。因此，组织开展新一轮种质资源普查是当务之急。今年 3 月，中央发布《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总体方案（2021-2023 年）》及农作物、畜禽、水产 三个分物种的具体实施方案，决定自 2021 年起用 3 年时间全面完成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作物、畜禽、水产种质资源普查，摸清资源家底， 明晰演变趋势，有效收集和保护珍稀濒危资源，确保资源不丧失，实现应收尽收、应保尽保。 这是中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旨在加快建 成现代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新国家作物种质库。未来，中国将以国家种质资源长期库、畜 禽水产资源保护区为重点，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到 2025 年， 进一步完善国家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大幅提高收集保存、鉴定评价和分发共享能力。
从“十三五”初期开始，中国已逐渐强化种质资源保护对农业科技原始创新和现代种业发展 的支撑作用。2015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印发《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 年）》，围绕农业科技原始创新和现代种业发展的重大需求， 要求集中力量攻克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进一步增加中国 种质资源保存数量、丰富多样性，发掘创制优异种质和基因资源，为选育农作物新品种、发 展现代种业、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撑。
1) 中国是种质资源大国，但还不是种质资源强国
“十三五”时期，中国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基础进一步稳固。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已建成 完善了由 1 座长期库、1 座复份库、10 座中期库、43 个种质圃、205个原生境保护点以及种 质资源信息中心组成的国家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成立了农业农村部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心，保存资源总量突破 52 万份，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另外，2019 年 1 月正 式动工，设计保存容量为 150 万份的新国家作物种质库土建工程将于今年建成使用，这将极 大提升中国种质资源保护能力。新国家作物种质库里保存的种质资源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有价值；二是遗传多样性和库存的种质资源不重复；三是发芽率在 85%以上。同时，种 质资源鉴定评价逐渐深入和广泛，中国已组织开展了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 3 万余份种质的精准鉴定，旨在逐步改善此前种质资源表型精准鉴定、全基因组水平基因型 鉴定以及新基因发掘不够的问题。
目前，中国主要农作物种质资源分布呈现出以东南为主，东北、西南为辅，各类种质资源分 布明显不同，水稻资源呈现均匀分布态势，其他主要粮食作物均呈现离散性，棉花资源明显 弱于其他作物，东西部种质资源分布特点差异明显。
目前，中国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还不足以满足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要求，主要反映在 以下四个方面：（1）由于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速、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以及农业种养方式 的转变，致使中国种质资源家底不清、地方品种和野生种等特有种质资源丧失风险加剧，品 种的遗传多样性降低可能导致生态环境失衡，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2）优异资源和基因资源发掘利用严重滞后，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经济优势；（3）种质资源保护与鉴定设施不完善， 野生资源原生境保护与监测设施亟待加强；（4）种质资源国际交流受限，部分种质资源流失。 因此，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具有挑战性和紧迫性。
总体来说，中国是种质资源大国，但还不是种质资源强国。种业竞争的本质是科技竞争，而 资源竞争是焦点。在与其他国家的博弈中，谁占有了更多种质资源，谁就掌握了选育品种的 优势，谁就具备了种业竞争的主动权。自主资源的缺失将导致自主品种的匮乏。因此，要打 好种业翻身仗，实现种源自主可控，就必须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目前，中国种质资源“量”虽大，但品种上与国外仍有较大差距，地方特色种质资源开发不 足，国外引进种质资源少，精准鉴定挖掘不够，种质资源的利用率低。具体来看：
首先，中国种质资源品种与国外差距较大，国内开发不足，国外引进量少。中国面临种业内 在核心技术创新不足的问题，国内大量种质资源仅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深入研究，真正有用的 基因类型还有待发掘，地方特色种质资源开发不足，种质资源消失的风险加剧。另外，由于 法律法规不完善，机制不健全，导致中国的国际种质资源有效交流与共享不够，中国对国外 优异种质资源的引进和利用率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虽然中国种质资源丰富，但其授权品 种中只有 7%来自国外，而美国在自身已经拥有丰富种质资源的基础上，国外种质资源的比 例高达 62%，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国外种质资源占比也达到 30%以上。
从种类来看，中国许多重要的农作物如小麦、玉米、马铃薯、油菜、紫花苜蓿等并不起源于中国，因此迫切需要 引进这些作物的优异种质资源。根据国家作物科学数据共享中心的数据，目前中国各类作物 的国外引进种质资源数量差异较大，水稻国外授权品种数量最多，达到 6,504 件，再次证明 了中国水稻育种整体的优势地位。大豆、玉米国外授权品种数量较少，国外授权种质资源分 别为 1,890 和 1,103 件，亟需加强国外的种质资源引进和共享。
其次，种质资源精准鉴定挖掘不够，种质资源利用率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种质资源大国， 保存资源总量巨大，但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新基因发掘不够，难以满足 品种选育对优异新种质和新基因的需求，导致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不健全、开发利用不足、地 方种质资源丧失风险加大。
2) 政策持续加持, 以“量变”带动“质变”
未来，种质资源的保护利用要以种质资源库建设为基础，以“量变”带动“质变”，即以足够 的种质资源数量促成“量变”，在此基础上，引起研发创新的“质变”。
从“十三五”初期开始，中国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的成效逐步显现。进入“十四五” 时期，中央将继续加大对于种质资源的重视，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种子库建设，以期“质 变”尽快达成，确保种源安全。今年 3 月，中央就《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 见，主要围绕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共享利用、进出口管理等内容进行修改讨论。我们认为， 为了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疫情爆发等可能危及种质安全的黑天鹅事件，保护资源免于丧失风 险，打好种业翻身仗，保障种源安全，中国政府未来将针对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出台更多政 策支持措施。
在种质资源国际合作方面，中国可能将利用海南国际自贸港契机，出台政策便利措施，推动 在海南建立种质共享机制，建立种质资源引进绿色通道，推进种质资源和商业种子、种苗便 利入关；建立合作开发机制，探索国际种质资源共同研发、合作开发，推动种质共享机制， 充分利用自贸港科研育种基地的设施和平台，探索新品种快速测试审查及协作审查机制，实 现一站式服务。另外，中国也将就种质资源保护方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探索种质资源 的增值分配等新模式，旨在保护创新。
未来，在政策的持续加持下，中国将从前文中提到的目前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四点不 足之处着手，全面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牢固树立全面保护的理念，加快构建起各类保护 措施互相配合、互为补充的完整保护体系，为建设种业强国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1）加大保护力度，从一般保护转向依法保护、从单一方式保护转向多种方式配套保护，加 强对珍稀、野生资源及地方特有品种的有效收集和保护，降低种质资源丧失风险。中国领土 面积广袤，跨越多个经纬度，拥有丰富的地方物种资源，加强对珍稀、野生资源及地方特有 品种的收集、备份与保存，以及种质资源库（圃）的建立，可以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稳定支 撑。
到 2030 年，完成 20 万份新收集种质资源的整理编目与繁殖入库（圃）长期保存，实现 50% 无性繁殖和多年生作物种质资源的超低温、试管苗及 DNA 复份安全保存，确保长期保存种 质的活力和遗传完整性，种质资源保存总量达到 78 万份，其中国家长期保存 70 万份。
（2）加强种质资源的精准化鉴定评价，深入发掘能够满足现代育种需求的优异基因资源种质 材料，创制突破性新种质。
到 2030 年，完成 10 万份种质资源的重要性状表型精准鉴定、全基因组水平基因型鉴定及关 联分析，发掘和创制 1000 份有重要育种价值的新种质，为新品种培育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3）完善保护和鉴定体系。构建由种质保存库（圃）、原生境保护点、鉴定评价（分）中心、 信息网络平台组成的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鉴定评价和共享利用体系。
到 2030 年，基本完成原生境保护点、监测预警中心（站）及国家种质资源数据库、信息查 询、展示分发体系完善与补充建设。
（4）健全种质资源管理与共享平台，有效引进国外优异资源，大幅提升资源保存总量，优化 资源结构。随着 2018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两大公约携手开展致力加强遗传资源方面的合作，国家间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和遗 传资源利用所产生的利益分享机制日益成熟，中国作为两大公约的紧密合作伙伴，将充分运 用资源优势，与东南亚、西亚、拉丁美洲等玉米、小麦、马铃薯等作物起源地国家，以及美 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牧草种质资源保护大国加强合作，开展种质资源的联合考察、技术 交流，建立联合实验室，共享研究成果和利益，推进优异种质资源引进和高水平合作。
到 2030 年，引进优异种质资源 8 万份，第一步先以日本、韩国为目标，提高引进资源比例 到 30%，进一步丰富中国种质资源的多样性。
我们认为，在以上四点改善的基础上，中国将力争到 2035 年，建成系统完整、科学高效的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确保资源保存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珍稀、濒危、特有资源得 到有效收集和保护，资源深度鉴定评价和综合开发利用水平显著提升，资源创新利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育种品种审定：多而不新
1）种子审定数量多，但创新不足
为解决品种参加试验难、通过审定难的突出问题，国家于 2014 年、2016 年和 2017 年先后 开通绿色通道试验、联合体试验和特殊品种试验，拓宽了审定渠道，简化了审定程序，大大 缩短品种试验时间。2017 年，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修订发布《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 准（国家级）》，以品种种性安全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改变了过去以产量为核心的品 种评判标准，品种审定向分类管理和多元化方向发展。
2017 年开始，中国品种审定数量快速增加，其中，通过绿色通道试验审定的占三分之一左右、 通过联合体试验审定的占一半以上，表明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多年受抑制的企业试验需求得 到集中释放，企业创新活力得以激发。品种审定数量增加以商业化程度高的杂交作物以及优 质专用绿色品种为主。
2020 年，全国品种审定数量（包括国审和省审）为 5536 个，是 2016 年的 3.9 倍，年化增 速达到 41%，其中，2020 年国审数量为 1599 个，是 2016 年的 10 倍，年化增速高达 78%。 分品种来看，玉米和水稻品种审定数量大幅上涨，2021 年玉米和水稻通过国审初审数量分别 为 913 和 679 个，是 2016 年的 26.9 和 10.3 倍，年化增速分别高达 93%和 59%。目前来 看，由于近几年的审定渠道拓宽基本已消化企业多年积聚的未试验品种，未来全国品种审定 数量可能将逐步减少。
虽然从数量来看，近几年玉米和水稻品种审定数量猛增，但同质化程度却也显著上升，创新 品种并未同比例增多，说明模仿育种现象严峻，有必要提高审定门槛。
2021 年 7 月 6 日，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发布《国家级玉米、稻品种审定标准（2021 年修订）》征求意见稿，新标准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相较于 2017 年发布的品种审 定标准，新标准提升了玉米、稻品种的审定门槛，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1）新增一致性和 真实性要求。申请审定的玉米新品种的差异位点数需≥4 个，水稻新品种的差异位点数需≥3 个。若玉米与已知品种差异位点数＜3 个、水稻与已知品种差异位点数＜2 个，则均视为相 同品种处理。（2）提高高产稳产标准。区域试验产量比对照品种平均增产≥5.0%，且每年增 产≥3.0%，生产试验比对照品种增产≥2.0%（2017 年品种审定标准中分别是 3%、2%、 1%）。每年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增产的试验点比例≥60%。
我们认为，新标准将大幅提高审定门槛，淘汰一批同质化品种，但从 10 月 1 日严格执行到 实际审定结果出现，或仍需要 1~2 年的时间。预计 2022 年起玉米、稻的国审品种数量将有 所下降，2023 年起降幅可能继续扩大。同时，新标准将对品种创新提出更高要求，鼓励企业 育种创新，遏制模仿育种的现象，同质化程度有望缓解，利好具有创新能力的龙头企业，行 业集中度有望提升。
其实，不只在玉米、稻品种上存在创新不足的问题，目前，中国育种方面整体呈现“多而不 新”的局面，即种子审定数量多，但创新不足。因此，在“十四五”时期，中国提出将加强 生物育种基础研究、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打造大型表型鉴定平台、分子育种平台， 选育推广种养业创新品种，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和商业化育种体系， 立志打好种业翻身仗，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
审定渠道的拓宽和审定程序的简化大大提升了企业育种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政府再“适时 出击”，出台支持创新政策，将帮助中国育种重心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目前，审定 品种数量大幅增加，而真正获得企业推广的品种数量并没有相应激增，这主要由于通过品种 审定只是拿到了进入市场的“入场券”，能否进入实际推广阶段仍取决于市场。我们预计，未 来中国育种将逐步迈入以“质”为主、以“量”为辅，重点关注质量创新的发展阶段。
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帮助种业促创新、补短板。今年 8 月 17- 2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种子法（修正草案）》进行了审议，旨在改 善近年来种子同质化问题突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存在短板，导致育种原始创新程度难 以提升，难以满足中国长期保障粮食安全需要的问题。种子的同质化问题主要是源于近年来种子企业在品种选育上，仍然停留在对主要推广品种和核心亲本的修饰改良上，修饰性品种 多，突破性品种少，新品种的“新”多是“形式”大于“实质”，导致种子实质创新能力不尽 如人意。
因此，此次修正草案的重点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1）扩大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及保护 环节，旨在改善目前种子知识产权保护上存在的缺陷，维护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2）建立实 质性派生品种制度。3）完善侵权赔偿制度和法律责任，以提高对侵害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威 慑力。第 1、2 点均是为了保证在未来的新种子品种审核上，对于创新的认定“实质”将大于 “形式”，由此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提升中国种业核心竞争力，进而保障粮食安全。未来，修 正后的《种子法》在引导、扶持和促进中国种业健康发展、做大做强做优上，将发挥不可替 代的作用。
我们认为，在政策的不断加持下，中国种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将 不断加强，同质化程度高的现状有望逐渐缓解，“创新”将是种业公司突出重围的唯一途径。 在此背景下，由于行业壁垒较高，拥有高研发能力及持续创新能力的种业头部公司将有望不 断提升其市场占有率，其企业竞争力也将不断提升。
2）中国将“两条腿走路”，激励育种创新
从此次的《种子法》修正也可以看出，中国激励育种创新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是改善同质 化问题，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提高良种自主可控能力， 这两个方面也将是中央政府未来政策支持的重点方向。
i）改善同质化问题
同质化程度高的原因主要在于：（1）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还未形成，许多育种仍 由科研院校课题组开展，育种主体“小而散”，导致规模小、效率低，创新主体错位，企业主 导创新匮乏。（2）对种质资源全面的深度鉴定和发掘仍然远远不够。所谓的改良品种大多是 对目前主要推广品种和核心亲本的修饰改良而获得，导致育种材料同质重复，模仿育种问题 严重，创新能力薄弱。（3）种业企业科研项目支持力度不足，缺乏必要国家财政支持，目前 国内种企研发投入仅为美国水平的七分之一，投入严重不足。
因此，正如前文提到的，我们应加强对种质资源的精准化鉴定评价，完善保护和鉴定体系， 建立完善大规模商业化育种体系，加大种业科研项目支持力度，推进科企合作优势互补，促 进种质资源、数据信息、人才技术交流共享，提高种子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开展种源“卡脖 子”技术攻关，从根本上解决种质品种同质化问题。
ii)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在改善同质化问题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推动种业发展，打好种业翻身仗，就要建立更完善的 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原始创新。此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相对不够完 善，导致研发企业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研发出的新品种可能轻易被其他企业低成本剽窃模仿， 极大打击了原始研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形成了“谁搞原始育种，谁就是冤大头”的不良印 象。因此，近期国家陆续发文，逐步完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保护研发人员和企业的核 心利益，从制度上保利益、促创新，从根本上提升企业自主创新内生动力。
9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形成了以种子法、 专利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为主体、以有关司法解释为补充的较为完整的种业 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中央将切实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力度，依法保障种业创新者 获得经济利益；依法加大刑事制裁力度，严惩涉种子犯罪行为；适时适用举证责任转移制度， 降低品种权人维权的证明难度；严厉打击种子套牌侵权行为。目前全国共有 40 家具有植物 新品种案件管辖权的第一审法院。2020 年底，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成立，预计政府 将紧密围绕“南繁硅谷”建设，打造国际化高水平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高地。我们认为，中 国将不断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格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服务 种业自主创新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随着育种同质化程度逐步降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日渐完善，此前依靠模仿育种生存的小企 业可能逐步出清，拥有真正科技研发实力的种业龙头企业或将明显受益，市场集中度有望进 一步抬升。
3. 种子生产：规模大、逆差高，转基因商业化程度较低
1）市场规模大，结构不均衡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种业探究和育种水平提升上成绩斐然，中国种业逐 步开启了产业化、市场化的时代。
1999 年《种子法》的颁布，改善了中国种业市场的法治环境，中国种业迈入快速发展阶段。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以种业的科技改革为重心，中国种业进入深化改革阶段， 行业价值规模不断攀升。截至 2016 年，中国种子市场价值规模由 1999 年的 330 亿元大幅 增长至 1,230 亿元，年化增速为 8.0%。2016 年以后，由于中国粮食库存过剩，国家提出了 以“调面积、减价格、减库存”为主的供给侧改革，种子市场开始承压。截至 2019 年，中国种 子市场价值规模由 2016 年的 1,230 亿元略降至 1,187 亿元，年化降幅约为 1.2%。
我们预计，2020 年种子市场价值规模将结束前几年的下滑，重新进入上行通道，主要受益于 粮食行业整体景气度的提升以及未来转基因商业化加速落地的预期，按照年化 8%的增速计 算，预计 2026 年中国种子市场价值规模将超过 2,000 亿元。
从细分种子结构来看，中国种子市场主要由玉米、水稻、小麦、马铃薯和大豆组成，根据全 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数据，2019 年该五类种子合计市场价值规模占比为 67.3%。其 中，玉米、水稻、小麦三大主粮由于用种面积大、商品化率及每亩种子费较高，占据了中国 种子市场大半壁江山，市场份额达到 53.6%，其中玉米种子市场份额最大，占到 24.0% ，水 稻和小麦种子次之，占比分别为 15.7%和 13.9%。
我们先要明确种子市场价值规模的经济意义：
种子市场价值规模 = 用种面积 ∗ 每亩种子费 ∗ 商品化率
之前我们提到，三大主粮市场份额大主要由于用种面积大、商品化率及每亩种子费较高所致。 首先，从用种面积来看，玉米、水稻、小麦三大主粮用种面积占比分别为 33.5%，25.1%和 21.0%，合计占比高达 79.6%。但是，用种面积受耕地资源的条件约束明显，对市场价值规 模未来增量的贡献相对较少，种子市场价值规模想要进一步扩张将取决于每亩种子费和商品 化率的上行空间。
其次，从每亩种子费来看，种子费主要受品种创新推广的应用以及下游农产品价格的传导影 响。2004 年至 2014 年的十年间，由于国内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稻谷、小麦、玉米、大豆、 油菜籽和棉花每亩种子费均呈现明显上涨态势，十年年化增速分别为 12.5%、9.5%、10.3%、 5.4%、9.5%和 6.4%，六类种子平均年化增速达到 8.9%。随后的 2014 年至 2019 年的五年间，走势出现分化，稻谷、小麦和油菜籽的每亩种子费仍然实现年化 3.5%、2.6%和 2.1%的 增速，主要受优质创新品种推广带动，而玉米、大豆和棉花的每亩种子费则出现了微小下滑， 年化增速分别为-0.1%、-1.7%和-0.5%。
最后，从商品化率来看，2018 年中国主要农作物商品化 率为 72.3%，较 2013 年的 69.4%明显提升。玉米、水稻和小麦三大主粮商品化率较高，其 中，玉米和杂交稻的商品化率达到 100%，常规稻为 71.3%，小麦为 78.8%；除此之外，大 豆、棉花和油菜商品化率也都保持在 60%以上的较高水平，未来整体提升空间有限。唯有马 铃薯的商品化率仅为 42.0%，还有明显上升空间。
良种是种子市场可供交易的种子，是主要商品化的种子。因此，商品化率的提升也可以提升 良种率。目前，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 96%以上，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已实现完全自 给，良种对粮食增产、畜牧业发展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45%、40%，为中国粮食连年丰收和重 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提供了关键支撑。
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用种面积和商品化率的提升空间均受限，因此中国种子市场价值规模的 进一步扩大将主要由每亩种子费的增长贡献。每亩种子费的增长将主要来源于粮食行业整体 景气度提升带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以及转基因商业化加速落地带来的创新品种推广。
2）贸易逆差持续维持高位，部分种子依赖进口
总体来说，中国种业大而不强。近几年，无论在数量还是金额上，中国都呈现出进口明显大 于出口的态势，属于种子净进口国，2019 年，中国种子进出口总额为 6.46 亿美元，较 2018 年下降 6.9 个百分点，贸易逆差为 2.24 亿美元，连续三年超过 2 亿美元的水平。
2019 年，中国进口农作物种子 4.35 亿美元，比 2018 年减少 8.4%；进口量 6.60 万吨，比 2018 年减少 9.2%。2019 年，中国前三大进口贸易国分别为美国、日本和丹麦，进口额分别 为 1.27、0.72 和 0.36 亿美元。其中，进口量最大的是黑麦草种子，进口量为 3.11 万吨，其 中超半数以上进口来源于美国；进口额最大的是蔬菜种子，达到 2.24 亿美元。从三大主粮种 子来看，中国目前除了玉米种子小比例依赖进口，其余主粮种子基本实现完全自主，自主选 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2019 年，中国出口农作物种子 2.11 亿美元，比 2018 年减少 3.7%；出口量 2.47 万吨，比 2018 年减少 11.8%。2019 年，中国前三大出口贸易国分别为巴基斯坦、荷兰和韩国，出口 额分别为 0.42、0.32 和 0.21 亿美元。其中，出口量最大的是水稻种子，出口量为 1.75 万吨， 主要运往巴基斯坦、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出口额最大的是蔬菜种子，达到 1.16 亿美 元。
3）转基因商业化将“按下快进键”，推动行业变革
i) 中国转基因行业发展仍处于弱势
转基因作物，是利用基因工程将原有作物的基因加入其它生物的遗传物质，并将不良基因移 除，从而造成品质更好的作物。通常来说，转基因作物可增加作物的产量并改善品质。目前， 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类主要有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四类，其性状主要是抗除草剂、抗虫、 抗病等几类。
自 2000 年以来，全球转基因行业不断发展，尤其是 2012 年以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不断 扩大，由 2000 年的 0.44 亿公顷扩大到 2012 年的 1.70 亿公顷，年化增速达到 11.9%。2013 年开始，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速明显放缓，到 2018 年底上升至 1.92 亿公顷，年化增速下 滑至 2.0%。2019 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 1.90 亿公顷，较 2018 年下降 0.7 个百分 点，说明在现有四大作物、五大转基因种植国为主的行业形态下，市场容量趋于饱和，未来 扩容将源自以中国为首的其他国家奋起直追，以及其他转基因作物的创新开发。
近 20 年来，发展中国家转基因种植面积占全球比重逐步提升，由 2000 年的 24%大幅增长 到 2019 年的 56%，占据大半壁江山。但其中，各国发展并不均衡，在发展中国家中，转基 因作物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巴西及阿根廷，2019 年，巴西及阿根廷种植面积占发展中国家的 72%。而发达国家的作物种植区域基本在美国和加拿大，占发达国家总种植面积比重接近 100%，扩容空间相对有限。我们预计，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行业发展将是未来转基因作物市 场进一步扩容的主要关注点。
从历史来看，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的油菜种植面积一直呈现平稳增长态势，但近两年增 速明显放缓，2019 年增速进而转负，主要受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下滑拖累影响。2019 年， 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同比下滑 4.2%，而转基因玉米和棉花种植面积分别上涨 3.4%和 3.2%， 油菜种植面积与上年持平。
从品种结构来看，大豆、玉米、棉花、油菜是全球主要转基因种植作物，分别占全球转基因 作物种植面积的 48.3%、32.0%、13.5%和 5.3%，四类加总占据了全市场的 99%。其中，转 基因大豆和玉米种植面积占所有转基因作物的 80.3%，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转基因作物。
2019 年，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的种植面积分别达到 9,190 万公顷、6,090 万公顷和 2,570 万公顷，占全球播种面积的比重分别为 73.8%、31.7%和 76.2%。大豆、棉花种子中的转基 因种子使用率约为四分之三，而玉米种子的转基因使用率还不足三分之一。
从国家分布来看，目前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区域集中。根据 ISAAA 数据，2019 年，美国、 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印度五大转基因种植国种植面积占全球比重达到 90.7%，且五国的 转基因种子利用率均达到 90%以上。其中，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大，达到 7,150 万公 顷，占全球比重的 37.6%，但美国总体已基本达到饱和状态，2019 年转基因种植面积已出现 4.7%的下滑。巴西排名全球第二且增速较快，2019 年种植面积达到 5,280 万公顷，占全球 比重的 27.7%，同时实现 2.9%的增长。
当前，中国获批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仅有抗虫棉和抗病番木瓜，此外还批准了转基因大 豆、玉米、油菜、棉花、甜菜等 5 种国外研发的转基因农产品作为加工原料进入国内市场。 根据 ISAAA 的统计，2019 年中国转基因种植面积达到 320 万公顷，占全球比重为 1.7%， 其中转基因棉花占主导。
ii) 中国转基因商业化将“按下快进键”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发声，推进转基因商业化进程。从“十三五”时期开始，中央就明确提出 要加大转基因的研发进度，推进转基因的产业化发展。到“十四五”时期，中央更是提出在转基 因技术的应用上，要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在稳的前提下与时俱进，积极推进转基因商业 化进程。作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在转基因技术上我们应实行自主创新，把握关键核 心技术，消除被“卡脖子”的风险。在确保产品安全的前提下，推进转基因科学研究和成果转 化，夺取中国对转基因这一核心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主导权，从源头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021 年 2 月 18 日，农业农村部办发布《关于鼓励农业转基因生物原始创新和规范生物材料转移 转让转育的通知》，鼓励已获安全证书的转基因生物向优良品种转育，并规范了管理办法。 2021 年 4 月 7 日，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1 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批准清 单，共审批通过 156 个相关项目。
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将首先推动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大豆落地。原因有二：
首先，2020 年先后有 4 个国产玉米品种和 3 个大豆品种获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标 志着中国转基因商业化进程持续推进。
其次，从玉米来看，由于国内玉米主要用于饲料消费和工业消费，符合中国“非食用—间接食用—食用”的转基因作物发展路径。且在供给侧改革推动下，近三年国内玉米产量不足以满足 国内消费需求，且传统玉米面临着草地贪夜蛾的威胁，转基因玉米需求凸显。从大豆来看， 中国大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来弥补国内消耗缺口，自给率低，2020 年大豆进口量占总消 费量的比重高达 85.6%，自给率仅为 15%，远低于其他粮食作物，因此推广转基因发展对于 保障中国大豆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预计，中国转基因商业化将“按下快进键”，随着商业化进程稳步推进，行业利润空间将 大幅提升，推动行业变革，拓宽种业成长空间。因此，转基因技术储备丰富，研发能力强的 “转基因”相关公司将显著受益。
二、政策加码，加快推进种业振兴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种业发展，密集出台多项政策，旨在推进种源技术自主创新，保持水 稻、小麦等品种的竞争优势，缩小其他品种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良种自主可控 能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龙头企业，尽早实现“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的目标。我 们也在此梳理了 2020 年以来值得关注的重要种业政策，以点窥面，思考未来可能的政策方 向。
我们预计，中国未来将从以下四个方向进行政策加码，加快推动种业振兴：
（1）利用海南国际自贸港契机，出台政策便利措施，建立种质资源引进绿色通道，推进种质 资源和商业种子、种苗便利入关；建立合作开发机制，探索国际种质资源共同研发、合作开 发，推动种质共享机制。
（2）进一步出台政策，完善中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激发种子企业原始创新动力。
（3）出台国家或地方财政支持措施，例如抵税，研发费专项扣除、补贴等，支持种子企业新 设科研项目，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提高种子企业原始创新能力；推进科研机构和种子 企业交流合作优势互补，促进种质资源、数据信息、人才技术交流共享。
（4）出台政策完善转基因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转基因产品安全，保障传统作物基因不受污染， 推进转基因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稳中求进，推动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大豆落地，加速推动 中国转基因商业化进程。
三、风险提示
1. 若出现猪瘟或禽流感等严重疫情，种业整体不确定性可能大幅增加。
2. 若出现严重虫害以及极端气候等自然灾害，将严重影响种业企业生产经营。
3. 若转基因商业化进程不及预期，可能影响转基因相关企业未来发展。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精选报告来源：【未来智库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