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研究者在一场医学会议上报告了全球第三例艾滋病“痊愈者”。
这位“纽约病人”在2013年确诊HIV感染，在2017年诊断出急性髓性白血病。在接受脐带血移植后的14个月，患者血液中再也检测不到HIV病毒。
（治愈纽约病人的联合医学团队其中三人 来源：腾讯网）
截至2019年，全球有3800万HIV感染者，2540万感染者得到治疗。在全球范围里，非洲地区仍是艾滋病援助的重点地区。而新冠疫情的到来，又使得大量艾滋病人得不到规范救治，可谓雪上加霜。
第一例是奇迹，第二例是侥幸，那第三例艾滋病“痊愈者”的出现是不是代表着人类终于能够攻克艾滋病了呢？
针对艾滋病人痊愈事件，华大集团CEO尹烨说：已知的艾滋病痊愈者都是选择了CCR5 delta32基因突变的供体样本进行干细胞移植，因为携带这样突变的人一定程度上是对HIV一型艾滋病免疫的。但HIV病毒善于变异，目前并没有长效的艾滋病疫苗，总体来说，离告别艾滋病的未来还比较远。
在新书《生命密码3：瘟疫传》中，尹烨以时间为主线，梳理并收录了12种给人类造成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改变人类历史的微生物。
《生命密码3：瘟疫传》作者：尹烨
在这本书里，他尝试通过梳理历史，回答几个问题：
那些改变历史的瘟疫，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瘟疫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和文化？
人类曾尝试的瘟疫治疗方法，是有奇效还是徒劳？
现代医学能为攻克疫情提供多大的帮助？
在一些故事里，你还将看到，人类的残忍尤胜于瘟疫，造成大瘟疫的源头或许是人类自身。谴责不是目的，希望能引发大家思考：作为万物中的一员，犹如有主角光环加持的人类，究竟自大到了什么地步；号称“万物灵长”的我们，又愚昧到了什么程度。
污名化的疾病
1981年，在艾滋病还不叫AIDS的时候，它被称为同性恋免疫缺损症（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GRID），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与同性恋行为有关的疾病。
1982年7月，患病病例不断上升，范围不仅限于美国人，还出现在海地人群中，包括移民美国的海地人和海地首都居民。
越来越多的病例显示，这种疾病的传播范围正在扩大，越来越多无辜的人也因此死亡。婴幼儿因免疫缺陷而死亡的病例日渐增长，一些有固定伴侣的异性恋女性死于免疫缺陷所引发病症的状况越来越多，血友病患者死于艾滋病的数量也日益增多。
研究者们终于承认，这不是同性恋患者所独有的疾病，这才将同性恋免疫缺损症的名称改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deficiency syndrome，AIDS）。
而认知片面的媒体和公众，甚至包括一些科学家，却为艾滋病患者贴标签，并总结为“4H”：同性恋（homosexal）、吸毒者（heroin，海洛因）、海地人（Haitian）、血友病（hemophilia）。
艾滋病污名化的诸多原因之一，是人们对这种疾病的恐惧。找到疾病源头，与之划清界限，是克服恐慌的解决办法。如果单从学术上考虑，溯源的做法有利于发现病毒来源，消除感染源以控制传染病。但研究者在溯源的过程中，却阴差阳错地闹了一次乌龙。
背锅侠：“零号病人”
1981年，一位风流率性的法裔加拿大空少盖坦·杜加斯（Gaëtan Dugas）坐在他的皮肤科医生办公室里，与前来采访他的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者侃侃而谈。
据他回忆，十年来他曾有过逾2500位性伴侣，平均每年与250位男性有过亲密接触，并且提供了72位与他接触密切的人的名单。
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者之所以联系上杜加斯，是从另外的同性恋免疫缺损症患者那儿听说的。一群患病入院的同性恋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曾与自己有过亲密关系的人中，就有这位空少。
研究者想象出了一张疾病传播网络，并溯流而上，将杜加斯视为传播的源头，来推算疾病的发展状况。
在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报告中，他们将杜加斯设定为“零号病人”，尽管后来报告作者解释，这里的“零”其实是字母o而非数字0，代表着加州以外病例的意思（Outside of California）。但有记者拿到了杜加斯的照片，将他是“零号病人”的消息传了出去。一时间，民众都认识了同性恋者杜加斯，认定他就是将艾滋病毒带到美洲的第一人。
（零号病人图示，来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从此，他的照片和姓名被到处传播，受到了不少人的轻视和诋毁。1984年，31岁的杜加斯因病去世，关于他是疾病源头的责问依旧没有消失。
艾滋病从何而来
研究者推测，人类感染的艾滋病毒，是从非洲的黑猩猩或类似灵长类动物身上传播而来的。当地人缺少肉食，丛林动物成为稳定的蛋白质来源，包括黑猩猩在内的动物常被当地人捕猎。病毒可能是人类在处理这些动物尸体的时候，通过创口进入人体，在人体中发生变异，进而具备人传人的能力。在交通越来越便利之后，病毒随着宿主走出了非洲。
那么，这种病毒为何会突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暴发呢？
有学者推测，这与当时如火如荼的公共卫生运动有关。为了预防多种传染性疾病，人们开始全球推广疫苗接种。这一活动不仅促使人员频繁流动，也让不安全的医疗方式传至多地。
用不起的药还不如没有
1985年，第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齐多夫定（Azidothymidine，简称AZT）诞生，费用高昂。直到1987年，FDA才批准了这种药物用来治疗HIV感染。1992年，扎西他滨（Hivid）开始作为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与AZT联合使用。1995年，首款蛋白酶抑制剂沙奎那韦经美国FDA批准上市，第二年，首款非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奈韦拉平获批上市。最初，药物治疗很有效，但病毒慢慢地开始耐药，患者又陷入无药可用的境地。
（来源：pexels ）
1996年，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首任科学研究主任和首席执行官何大一发明了一种治疗艾滋病的新方法。
艾滋病毒不是变异速度很快而且容易对某种药物产生抗药性吗？那就试试将不同的药物组合起来，放在一个疗程里，就像我们用不同的酒调成一杯酒，这种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方法被形象地命名为“鸡尾酒疗法”，可供选择的药物越多，组合方案就越多。但每年治疗费用高达1万美元以上，将一些贫困患者挡在了门外。
（来源：凤凰新闻）
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我不是药神》提出了一个有关仿制药的问题：专利权是否高于生命权？这个问题在鸡尾酒疗法出现后有了答案。
鸡尾酒疗法有效但价格高昂，一般人无法支付每年高达1万美元的治疗费用，因此它惠及的患者并不多。长此以往，这将导致健康不平等问题。为了降低治疗费用，巴西最先开始仿制这种药物，但被专利方告上了法庭。是人命重要还是专利权重要？法官的判决是生命更重要，于是，仿制药得到认可，专利药物的价格也有所下降，给了艾滋病患者更多的治疗选择。
为了让更广泛的HIV感染者得到治疗，进入21世纪后，2001年，美国药品公司放弃了专利权，其他药品厂家能生产便宜的抗病毒药物，供非洲等地无力支付高昂医疗费用的居民服用。2004年，第一种通用的HIV治疗药物在美国获批，降低了HIV感染者的治疗成本。
为了让更多艾滋病人接受治疗，我国不仅与进口药厂联系沟通降低药品售价，将进口药物如捷夫康纳入医保范畴，而且致力于研发国产药物来治疗艾滋病。这源自于何大一的善举——2002年时，他将艾滋病疫苗制造专利转让给中国，仅收费1美元。
由于艾滋病患者数量不断增长，每日多次服药的治疗方法导致患者依从性差，而且容易出现耐药性问题，不少药厂开始投入研究其他艾滋病药物，近几年出现了一些能长效抑制HIV的药物。
2021年初，FDA首次批准一种HIV-1长效抑制方案上市，患者每个月接受一次名为Cabenuva的注射疗法，体内病毒即可被抑制。
艾滋病能被治愈吗？
迄今为止，医学界至少已有三例被治愈的艾滋病例，可能有侥幸的成分在里面，因为未在更多病人身上重现这一奇迹。
第一位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是蒂莫西·雷·布朗（Timothy Ray Brown），他被称为“柏林病人”。他于1995年感染艾滋病，2006年患上急性髓细胞白血病，2007年接受了干细胞移植手术。当时，医生尝试在众多匹配的血液样本中寻找有CCR5基因突变的样本，这个突变的基因能阻止艾滋病毒进入免疫细胞。布朗的干细胞移植实验成功了，恢复期过后，他的身体里果然检测不到艾滋病毒的踪迹。
直到2019年，又出现一例艾滋病治愈病例，患者于2003年感染艾滋病，2012年确诊患上霍奇金淋巴瘤。医生想复制“柏林病人”的奇迹，庆幸的是，他们也找到了CCR5基因突变的骨髓样本。病人接受移植后，体内病毒没有再出现。这位不幸又幸运的患者被称为“伦敦病人”。
2022年2月15日，又一例被治愈的“纽约病人”被报道。和前两名治愈者不同，这名“纽约病人”是首名女性移植治愈者，她在2013年被HIV感染后又于2017年被诊断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在干细胞移植27个月后停止了所有抗HIV药物，至今连续14个月没有在体内检测到HIV病毒。她所接受的干细胞移植，是一份“鸡尾酒干细胞”，分别来自她亲人的骨髓以及从血库获得的脐带血。其中的脐带血样本携带能带来HIV免疫力的CCR5 delta32突变。
那么有没有人天生对艾滋病免疫呢？有的，为以上痊愈的艾滋病人提供骨髓的CCR5基因突变者，就不容易感染艾滋病。在欧洲，大约10%的人口携带CCR5基因突变，据推测该突变来自14世纪欧洲那一次大瘟疫中那些得了黑死病（鼠疫）却存活下来的人，也有假说认为这是对抗天花病毒而留下的痕迹。
（来源：pexels）
时至今日，我们对艾滋病的了解，仍不足以促成长效药物和有效疫苗的研发，而我们对艾滋病的控制，远未让人看到消灭艾滋病的曙光。最为可怕的可能，艾滋病毒只是若干藏匿于动物中的病毒之一，等待人类提供的机会，完成跨种跃迁。这种能融入人类免疫系统的疾病，是瘟疫中最为恐怖的一种，顽固而懂得隐蔽，遇强则示弱，当免疫系统弱化时，又冒出头来，亮出温柔一刀。
艾滋病毒的出现，是大自然敲响的又一次警钟。无论是捕杀黑猩猩、贩卖野生动物，还是吸毒注射毒品、性传播疾病，抑或是出于防疫目的的医疗介入、共用注射器、现代化跨国贸易的增加、血液制品来源问题，都是在人类进入所谓的文明社会后，与病毒的主动接近。
要对抗艾滋病，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
本文整理自尹烨所著《生命密码3：瘟疫传》 ，中信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