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艾滋世界中的青少年

困在艾滋世界中的青少年
2022年12月01日 09:58 财经大健康

文/ 辛颖 乔佳慧

编/ 王小

岭南伙伴校园艾滋病宣讲活动中介绍如何使用安全套 图/受访者提供

2022年12月1日,迎来第35个世界艾滋病日,也是21岁的小可感染艾滋病的第七个年头。

14岁那一年,成为一名飞行员是他的理想,他成绩优异,被保送升高中。然而,完美生活被突然打断。入学前,小可做了一次体检中,拿到的是一份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阳性报告。小可的人生被贴上了HIV病毒携带者的标签。

这次筛查是小可主动提出的。因为他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大朋友”,有几次发生性行为,没有使用安全套。

小可虽然知道HIV会通过性行为传播,但对安全套的使用只有模糊概念,并不真正清楚什么是高危性行为,又该如何保护自己。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下称“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门诊主任孙丽君的眼中,小可不是特殊案例,她的患者中,青少年患者在逐年增加。

尽管至2021年,中国艾滋病新增感染者数量已经连续两年下降,但青年学生感染者每年新报告约3000例。《青爱工程“性教育防艾的社会疫苗”探索与实践》报告显示,2020年,新报告青年学生病例数占15岁—24岁的人群22.3%,即新增约1.35万青少年感染HIV。

青少年感染者已成为全球艾滋病防治重点。全球新发感染者中,青少年占三分之一,主要原因是无保护的性行为。

“中国青少年感染途径以性传播为主,占98.6%。”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艾防中心”)宣传教育与预防干预室副主任徐杰介绍,其中男性同性性接触传播约占65%,异性性接触传播占30%以上。

多位一线从业者告诉《财经》记者,多数青少年感染者了解艾滋病的防护知识,但仍然会有高危性行为,所以只宣传病毒的危险,不足以遏制趋势。那么,如何实现全球的目标——在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

“全员治疗”是最好的预防

“这几年感染艾滋病的孩子,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确诊后坐在地上哇哇哭的少了。”岭南伙伴社区支持中心负责人李小米感受到,原因就是现在大家知道艾滋病不会死人,治疗药物也是免费的。

回忆起自己的感染经历,21岁的小丹语气略显轻快,“如果不是你联系到我,我几乎就快忘了我有什么特别的。我知道这样说不太好。”

小丹发现自己喜欢男孩子后,也是在网络上找朋友。五年前的暑假,小丹在医院确诊尖锐湿疣,医生建议他去疾控中心做HIV检测。确诊后,为了避免再多一个人知道小丹感染HIV,母亲第一时间带着小丹离开这座北方的四线城市,赶往北京佑安医院治疗。

虽然孙丽君医生一直介绍,只要坚持按时服药,免疫功能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不仅生活质量不受影响,与正常人的寿命也能相近。但直到服药两年后,体内的HIV病毒载量降到0,传染性超低,小丹才真的相信,自己可以和普通人一样生活。

艾滋病现在已成为慢性疾病。中国艾滋病患者的病死率从2002年的39%,下降到2019的3.7%。

现在唯一提醒小丹有所不同的,就是装在维生素瓶中的抗HIV病毒药物,最初一个月2000多元药费,让小丹有一次崩溃,在母亲第一次出去买药,关上门的那一刻,“觉得自己给妈妈添了麻烦,太不争气了”。

“小丹这一代的患者已经是幸运的。”孙丽君感慨。

早期的患者无药可用。21世纪初,在中国因不规范采血,引发艾滋病高发,此时国外“鸡尾酒”药物疗法每人每年需要十万元左右。而国内感染者用不起这样贵的药,也缺少治疗的医生和检测设备,一度国内感染者人数急剧上升。

国际的经验是,投入资金,推动“全员治疗”,才能减少传播。患者负担降低,得益于2003年底国务院下发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其中包括免费发放艾滋病治疗药物。仅新冠疫情期间,佑安医院每年要为受到影响不能来京的患者,寄出近1万份药物。孙丽君介绍,“我们尽最大程度保证安全用药。”

现在,绝大多数中国患者都可以享受免费抗HIV病毒治疗,由疾控部门统一采购,提供三种不同作用机制的八种药物选择,根据中国人的体质不断优化用药方案。

根据公开数据计算,仅买药一项,就花掉政府在艾滋病防治经费的19%。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财政为艾滋病防治投入近80亿元。

免费药物,吸引患者积极地参与治疗。于是,全国存活感染者的治疗比例从2002年的0增加到2020年达到92.9%。

不过,中国仍有约5%左右的天然耐药患者,只能选择市面上20多种更为昂贵的自费药。

2018年,其中三款新药通过国家医保谈判,降价进入医保报销。“患者治疗负担大大下降,中国的治疗水平与发达国家已差异不大。”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对《财经》记者说。

小丹的药价也降下来了,自费在医院买是850元,网售药店甚至可以低到六七百元。原来他一天要吃三款药,早上一粒、晚上三粒。自2022年2月用上了新药,一天一粒,更方便了。

最大限度提早“自我筛查”

刚刚在高三模拟考中得到670分的高分,小彤就因发病被紧急转到协和医院,此时他的CD4淋巴细指标不足50个,已经进入艾滋病发病晚期。

从急性感染期,到病毒携带期,最后到艾滋病发病期,CD4细胞逐渐减少。“小彤至少已经感染三年以上了,都没有确诊治疗。”李太生时常要面对这种遗憾,中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确诊时已经在晚期。

2021年,中国艾滋病死亡人数达到19623人,仍然为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青少年处在性活跃期,高危的性行为相对较多,好在他们的检测意愿挺强,晚期患者占比相对较少发现。

一位艾滋病一线治疗人员对《财经》记者分析,近年来青少年患者快速增加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群体原来没有被筛出来,随着检测试剂的推广,得以被快速发现。

中国艾滋病检测,从2010年进入新阶段。检测试剂从医院、疾控部门扩展向社会机构、个人自检放开,检测成本也随着技术进步而快速下降。

“2000年左右中国还没有普及快检试剂,国际上快检试剂的成本在八九十元,以当时的人均月收入水平,个人很难负担得起。”据徐杰介绍,到2010年后开始大幅下调,现在单人份试剂可低至十几元。

2020年对北京市顺义区大学生的一份调查显示,调查对象中82.8%有检测意愿。调查对象选择艾滋病检测方法前三位为尿液快检、口腔黏膜渗出液快检和血液快检。大学生更易于接受尿液快速检测方式,高校内有尿液快速检测售卖设备,大学生可以方便完成检测。

是否放开检测?参与讨论的专家组内部产生过争议。徐杰介绍,最主要的担心在于,如果鼓励社会面自我检测,检测出阳性后,患者不及时上报、治疗,继续扩散传染范围怎么办,这样疾控部门既没有准确掌握流行数据,也没有手段督促治疗。

协和医院李太生医生正为艾滋病患者诊疗 图/受访者提供

在艾防中心随后的一项线上调查研究显示,选择自检的男男性行为者中,约4%为阳性,其中90%会选择到疾控中心或医院等专业机构寻求复检等帮助,只有10%的人什么都不做。

“综合来看,鼓励自我检测仍然是一个对的选择。”徐杰说,专业部门也不断调整检测推广方案,比如快速检测试剂放在学生活动的区域,使用量大大高于在校医院,到2013年销售渠道扩展到网络,增长更快了。

万孚健康等机构联合发布《2021年艾滋病检测趋势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每小时约有400盒HIV快速检测试剂在网上销售平台售出。近三年来,以“85后”“90后”为代表的青年群体达到线上HIV检测试纸消费者总体的七成以上,且仍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在地区分布上,除了位于华南、华东、华北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五六线城市的消费增速明显。

知道做不到

依靠治疗来维持,对一个青少年的人生来说就太晚了。

青少年艾滋病患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治疗周期长,并发症几率更大,这不仅意味着治疗负担将成倍放大,而且治疗10年-15年以上,艾滋病感染者出现心肌梗塞的情况要比正常高三倍之多,骨质疏松比正常人高五倍之多。

李太生介绍,30%的病人出现肾功能损害或者肾功能不全,疲劳综合征较正常人增加四倍。

因而,让青少年早早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更关键。

“青少年掌握了一些知识,但是他们掌握的知识,不足以支撑他们保护自己。”全国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专家组副组长、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马迎华坦言。

2010年至2013年针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哨点监测数据显示,该人群艾滋病四分之三接受过免费安全套发放和自愿咨询检测,但是发生肛交性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却不足半数。

中国是国际上较早推出全国艾滋病教育方案的,搭建了中央、省、市三级的艾滋病教育体系。

2003年教育部就要求普遍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明确初中生保证相关教育满足6个课时,高中生4个课时。

“但往往到进到学校,这最后一公里中断了。”马迎华说。有业内人士介绍,一些学校为了应付督导评估,只是自行从网络上找一些预防艾滋病的资料,做成海报,张贴展示,没有课堂教学,毫无体系可言。

从2016年起,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共同主持建设《艾滋病、性与健康》课程,供全国高校免费使用。该课程为首批国家线上一流课程。

在东北读研究生二年级的小慧介绍,本科时有艾滋病预防教育网课,是算学分的。然而,如一项研究显示,国家要求的八条大众需要掌握的艾滋病基本知识,仍有近30%的学生不知道,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不能从外表看出来,40%的学生不清楚,蚊虫叮咬不会传播艾滋病的。

当知识和实践脱节,意味着当孩子真正面对风险时,学的知识用不上。

小丹已经不记得,16岁时把艾滋病传染给自己的人究竟是怎样的身份,“年龄比我要大,他提出不用安全套,我也没有拒绝。”和小丹一样,不少学生感染者,都是从已经有一定社会经验的男同人士处传染。

94所高校参与了原国家卫计委、教育部2015年联合启动的艾滋病防控工作试点。“有一定成效。高校的艾滋病感染新增人数在2016年之后趋于稳定。”马迎华分析,2015年-2019年,23岁—24岁组呈下降趋势,15岁—17岁仍呈上升态势。

一位疾控系统人士指出,学校要教的是,没有安全套就不要发生高危性行为,孩子想知道的是,这时候有什么替代方案。

小慧和自己的大多数同学一样挂着后台让视频自放,不会认真去看,“除了艾滋病传播的三大途径,自己对艾滋病没什么了解”。

给徐杰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20岁左右的小伙子的倾诉,“我知道安全套能防病,但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激情上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其实,艾滋病病毒局部感染后,需要72小时以上才在人体内“扎根”,在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服用药物,阻断其演变成长期慢性感染。

从2018年开始,艾防中心开始推动高危人群的药物预防,为那些一时冲动的行为提供“后悔”机会。一种是暴露后预防,类似于紧急避孕药,也必须高危性行为发生后72小时之内服药,连续服药服28天;另一种是暴露前预防,需要长期服药,主要用于有高危性行为的群体。

从各国经验来看,“当安全套和宣传教育起不到作用的时候,要靠暴露前预防来发力”。原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代理国别主任周凯曾介绍,将上述措施以及分发药物、促进检测措施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预防艾滋病毒的新发感染。

谁来打通最后一公里

小慧对艾滋病预防的不上心,是认为自己是“安全人”,没有去献血,也没有性行为。不少学校的主管者们也这样认为。“有些学校会直接限制讲课的内容,我们这里没有病例,不要讲太深,不要污染纯洁的校园环境。”李小米说。

有一些小学邀请李小米去做青春期教育,她去了之后发现,五六年级的孩子已经比较成熟了,就建议学校增加预防艾滋病的内容。

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家共同承担的一项针对上海市14岁至23岁青少年人群生殖健康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初中生、高中生、中专职校生中,有过性行为者的首次性行为平均年龄分别为,14.5岁、15.4岁和15.9岁。

而主动邀请李小米做艾滋病宣讲的小学,在团队参与的所有校园宣讲项目中,占比不到5%。

在一些欧美国家最直接的教育方式就是在中学时期,学校给每一位学生发避孕套。马迎华解释,受教育理念、家长接受程度不同,这个方法在中国还行不通,必须探索自己的艾滋病教育方案。

大部分学校的艾滋病宣传仍然需要依靠自己。“疾控部门的人力、物力都集中在防疫上,对校内的艾滋病防治,主要是提供技术支持,并不是主导作用。”上述疾控系统人士说。

多位业内人士提及,艾防办虽然能够将各个部门牵到一起,但是在具体架构下,还是领到自己分管的活回去干,各自为政。

由校园社团提供的同伴教育,被认为是可以弥补这方面知识缺口的途径。“疾控部门曾经和高校合作尝试通过学生社团、同伴教育,来开展高风险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宣传,尤其是渗透到有男男性行为的青年学生群体中宣传。”徐杰认为,尽管存在难度,但这个探索很有意义。

学校缺少这方面稳定经费支持。尤其疫情影响下,不少地方疾控部门压缩了区域内的艾滋病项目的采购经费,李小米团队的整体经费基本减少了一半。大部分学校自己也没有防艾专项预算,但只要有学校邀请,李小米团队都会尽量想办法促成,“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自筹经费”。

由于投入减少,新冠疫情拖慢了全球消灭艾滋病计划的进度。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22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数据表明,艾滋病大流行的应对进展在过去两年停滞不前,资源不断减少,导致数百万人的生命面临威胁。到2025年,中低收入国家应对艾滋病的资金缺口会达到80亿美元。

一个好的变化是,马迎华发现一些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从小学到高校的艾滋病教育水平都有提高,“因为这是市政府有明确要求,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全力支持”。

2021年底,教育部印发《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提出关于艾滋病教育的三个一级目标内容,首次明确由生物等课程承担教学责任,未来各地新版义务教育教材和高中教材编写,都要按照这个《指南》来执行。

“如果原来艾滋病防治是中小学的选修课,未来应该是一门必修课。”马迎华说。

(文中小可、小丹、小慧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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