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北宋的巅峰时期。名臣武将辈出，不仅燕云十六州没有收复，反而加大“岁币”。进而又向西夏赠“岁币”，既然如此，仁宗未能像汉唐一样实现大一统。这只能说，这是文人士大夫笔下的北宋，士大夫掌控了话语权，既然他们说的算，自然会是妙笔生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在敌国的笔下仁宗时期也未必有多好，北宋“落榜生”张元投书宰相韩琦不成，一怒之下投靠西夏李元昊，一场大战杀得韩琦狼狈逃窜，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事后张元提笔写下：“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虽然这首诗写得很一般，但一股怨气直冲云霄。由此也可见陕西与韩琦两位经略安抚招讨使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得无能与愚蠢，讥讽宋军败状之惨。
自真宗签订“澶渊之盟”以后，北宋的武备就日益松弛，仁宗那时候，在汴梁的禁军简直就是废料。就脸领取自己的口粮都懒得亲自动手，宁肯花钱雇佣社会闲杂人员去挑粮。晚上守夜班，也要雇人跟随，因为连自己睡觉的被盖都嫌累不想扛。平日禁军三五成群，整天在繁华的汴京街头嬉戏玩乐，帮闲打杂，做小、买卖，主要兴趣是搞第二职业。边防部队临敌甚至不能披甲上马，南方调到西北的禁军更是公开说自己是废物。这样的军队要是能打仗那反倒奇了。但就是这样仁宗时期的北宋，在士大夫笔下却是天下太平，花团锦簇。对比之下，仁宗后面的神宗，却是一位有开拓进取之心的帝王。著名的“熙河开边”，重用宰相王安石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能力远远高于仁宗。
都说北宋缺将，南宋缺相。但实际都指出一个问题，就是两宋皇帝对武将的猜忌已经到了骨子里里，仁宗朝好不容易除了一个狄青，结果呢被以文彦博和欧阳修为首的文官士大夫活活逼死，如此朝局，如此环境，武将又怎么敢领兵作战、文贵武贱的时代，武将再能打，碰上不懂打仗还偏偏是上级的文官，能活着已属不易了。宋仁宗在位唯一所依恃的就是文官士大夫。但指望这些人去扭转颓势，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仁宗一朝的“名臣”们，几乎都是大名在外，但是看实际却都是没什么卵用的那种。至于说百姓怎样，武将怎样，都不重要，毕竟他们不能写史书。
宋仁宗在位期间，犹如海市蜃楼，烟花般灿烂，空中楼阁的盛世，实际上也是大宋帝国衰落的开始，但不能说宋仁宗手里没有好牌。只能说他不会用而已。虽有堪称古今中华天下无双的嘉佑龙虎榜。但实际上什么用也没有。宋仁宗执政在位期间最大的错误就是反复无常，墨守成规缺乏魄力。如果把“庆历新政”坚持到底的话。也许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仔细想想仁宗在位四十多年，实在是没有任何政绩可言，文治武功都不行，文官笔下也只能突出一个“仁”字。比如晚上怕厨房的人忙饿着也不吃东西啊，口渴不喝水，消减宫人数目，只能在这些小事上不断放大，功绩上实在是没办法说。秦皇汉武又怎么能在这些小事上斤斤计较。唯有无限拔高，在道德上放大才是唯一的方式。
在文彦博心里是“陛下非是与天下人共天下，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在韩琦的眼里：“东华门外唱名者才是好男儿”。实际就是仁宗没出息，整体氛围就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仁宗一朝的所谓的强大也就是那么回事，文人士大夫吹出来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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