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关圣帝君觉世宝训》，简称《觉世经》，是一部深受大众喜爱，在民间流传甚广的道教劝善宝典。全文只有六百多字，开篇就向我们明示了“为善去恶”就会“祸消福至”的总纲，接着详细列举了人生各方面会得到福报的善行，以及会引起祸临的恶举，最后又以“近报在身，远报子孙”之语来警醒人们，勉励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其实经文的内容简明易懂，我们只要读过一遍就会知道，这是在告诉我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个道理七岁小孩就会说，但是七十岁的老人未必能切实奉行。
打开历史书，我们会发现有不少遗臭万年的腐败贪官。从秦朝的赵高到清朝的和珅，几乎历朝都有。从古代到现在，从地方到中央，真是不胜枚举！他们大多数是有知识、有文化、懂法律、明道德的人，他们都是国法尊严的维护者，他们都是仁义道德的倡导者，他们都是人民群众争相效仿的“道德化身”，他们都见证过别人执法违法的悲惨下场。可是，为什么他们还会瞒心昧己、明瞒暗骗、不信报应、滥用职权、以身试法呢？
我们若只从事情的表面去分析其原因：有可能是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也有可能是这些以身试法的官员们本身智商过低、知识匮乏、素质不高；有可能是国家公务的处理过于隐秘、脱离群众的监督，也可能是官员内部缺乏相应的监督措施，等等，各种客观因素导致他们对国法的不尊重，对社会秩序的轻视，对公众谴责的不在乎，直至以身试法。然而，我们仔细想想：这些身为人民群众争相效仿的“道德化身”们，就算他们的文化素质再低，也不可能没听说过因果报应的道理和天道承负的说法。“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出自《周易》里面的话，《周易》在古代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是古代士子学人必读的教科书，就算这些执法犯法的官员们不学无术，他们也会接受过这种因果观念的熏陶。
明代大学问家方孝孺说：“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清代名臣曾国藩将其总结为“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我觉得历史上那些以身试法的官员们之所以会自作聪明、心存侥幸、错误地挑战自己的将来，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私欲过度膨胀而高估了自己做坏事时瞒天过海的能力，忘记了遵守“三畏”、“四知”、“慎其独”等行为准则，变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最终只得吞食自酿的苦果。所以，《关圣帝君觉世宝训》在列举各种善行和恶举之前就说“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独”。
贰
三畏，孔子说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四知指天知、地知、人知、我知。我觉得关圣帝君是在告诫我们：“要时时对神灵和圣人的教导怀有敬畏之心。”
众所周知，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我觉得难以坚持一辈子做好事的主要原因是：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对神灵和圣人的教导保持敬畏之心。比如，若发现长时间“不做好事”与“做好事”的结果没有区别后，有人就会放弃敬畏之心，去尝试做坏事。若做一次坏事没有马上得到相应的惩罚，就会进一步去尝试第二次、第三次……，如是得寸进尺，慢慢的就会自我膨胀，忘乎所以，为所欲为，以致陷入深渊而不能自拔。
再比如，妇孺皆晓的清朝第一大贪官和珅，就是因为中途放弃了敬畏之心，而从清官走向贪污腐败之路的。
和珅早年父母双亡，家境贫困，凭借其旗人身份与祖上的余荫才进入咸安宫学习。由于他为人聪明好学，很快就熟练掌握滿、汉、蒙、藏四种语言，并酷爱各家经典。他的文采和武功深得老师吴省兰的喜爱。经过十年寒窗苦读后，他终于获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没想到名落孙山。于是，他就以文生员（秀才）身份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入皇宫銮仪卫当差服务。
有一次乾隆出巡山东时，得报多尔衮后代要作乱时，恰巧侍卫们一时找不到黄盖伞，乾隆顺口引用《论语》里的话来批评他们失职：“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欤？”（老虎、犀牛跑出笼子来伤人，龟玉在匣子里被毁坏，是谁的过错呢？）侍卫们都听不懂，全被吓得目瞪口呆。这时，和珅用朱熹批注的一句话大声回答：“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也！”意为“执掌此事的难辞其咎！”他的回答出乎乾隆的意料。于是，他很快以博学、机敏、正直、善良、有责任心等优秀品德获得了乾隆的赏识，并逐渐成了乾隆身边朝夕不可或缺的人。
其实他一直在利用当时的条件和机会为国尽力，为民服务，为自己积功累德的。直到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云贵总督李侍尧贪侵公款案发，和珅受命同侍郎喀凝阿一起前往查办，和珅秉公办案，充分展现了他高超的才能，将李侍尧绳之以法，从而获得钮祜禄青天的外号，成为当时最大的清官。于是乾隆对他倍加宠爱，给了他不少赏赐，连连给他升官，还把自己的女儿和孝公主嫁给他的儿子。从那以后，朝廷百官争相巴结他，各种利益的诱惑激发了他对自己命运的挑战，对鬼神信仰的怀疑，驱使他开始尝试滥用大权搞腐败贪污的滋味，并渐渐地变得肆无忌惮、忘乎所以，直至迈向“巨贪”的高峰。岂知“近报在身，远报子孙，神明鉴察，毫发不紊”，最终和珅获得的只是嘉庆皇帝“赏赐”的一条令其自尽的白绫。
叁
道祖告诉我们：“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和珅如果在受到乾隆赏识后还能像水一样甘心处在众人所厌恶的低处，继续保持当初谦恭卑下的心态，那么他看到的每个人都会比自己强大，比自己优秀，自然会常怀畏民之心——常设法“利物救民”，而不会“倚富压贫”、“瞒心昧己”；自然会常怀畏法之心——常记“天知、地知、人知、我知”之理，而不会只顾讨好皇帝、滥用职权、贪赃枉法；自然会常怀敬畏鬼神之心——常慎其独，越是一个人的时候越会谨慎告诫自己德行不够，唯恐子孙受报应，而不会忘却鬼神的存在，胡作非为。
世人皆知，除了那些腐败贪污的官员们外，知法犯法、以身试法的下层百姓也大有人在，比如扒手、盗贼、骗子等，现在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经常会报道各种下层百姓违法犯罪的案例，那些被报道的犯罪者基本没有好下场。在这网络信息时代，为什么百姓都知道法律的无情，却还有那么多人以身试法？同样，我们可以从其中找出各种不同的客观因素：或因委屈愤懑而孤注一掷，或因好逸恶劳而心存侥幸。
其实，主要是由他们的主观认识的偏差造成的。他们忘记了自己肉眼凡胎之辨别能力的局限，而过于执着自己对事物表面的错误认识，于是在他们眼中看不到真正的公平的报应。他们看到的只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而面对自己不公平的境遇又无能为力，于是就会产生侥幸心理以身试法。岂不知“天之照人与镜无异”。凡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尽在鬼神的监视之下。我们只要时时对鬼神心存敬畏，处处保持“尽人事，顺天命”的心态——以道立身，自然会心生正气、远离浮躁，而使灾消福至。
我曾听说这样一个故事：有一辆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汽车在路上抛锚了。工作人员和司机全下车寻找故障原因。没想到在他们维修汽车时过于疏忽，车上的三名精神病患者全逃走了。正在他们担心患者的逃走可能会使自己失去工作，慌得不知所措的时候，张躁、李智和王宽，三人一起走过来向他们打听怎么去汽车客运站。于是，他们就乘机让张躁、李智和王宽免费搭他们的便车。最后，他们把张、王、李、三人当作患者送进了医院。在精神病医院里面，张躁为了挣脱医院监护人员的控制大喊冤枉，使劲解释自己搭错车的原由。
肆
可他还没解释完，护理人员就在他身上注射了一针镇静剂。李智看到张躁的挣扎和解释不起作用，就试图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来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他对护理人员说：“精神病人的认识、情感、意志、动作行为等心理活动都会出现持久的明显的异常，我现在非常清醒。”，他还没讲完，也被护理人员打了一针，就再也没法往下讲了。王宽进去之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每次在医护人员给他做完检查之后，他会对他们说声谢谢。一个星期后，他们就让王宽出院了。王宽出院后就报了警，张躁和李智最终被警方救了出来。
试想一下如果王宽像张躁和李智那样埋怨遭遇，盲目挣扎，不接受现实，不懂得顺应，没有对天命、鬼神的敬畏之心，不相信“神明鉴察，毫发不紊”，那么肯定会以令人不堪设想的结局告终——很有可能三位受害者会变成三位“害人者”。
明代大学问家吕坤曾言：“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就是说，有所畏惧则不敢放肆，因此能修养德性。无所畏惧则任性纵欲，必定招致灾祸。所以我们必须时刻慎其独，谨记：“若是欺心，便是欺神。”如果瞒心昧己、欺暗室、愧屋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做坏事），那就是欺骗鬼神，欺骗鬼神必定会导致灾祸降临（近报在身，远报子孙），正如孔子所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得罪了上天、神明，那么再虔诚的祈祷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谨记关圣帝君“三畏”“四知”“慎其独”的教诲，只有“众善奉行，毋怠厥志”，从不松懈追求道义的志向，才能获得帝君的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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