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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中的玩具在数量和种类上都迎来了显著的增加。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新冠大流行期间，在部分消费领域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买玩具的人却变多了。特别是2020年，全球玩具市场的销售额上升了16%左右，被称为玩具行业史上一次“异常的增长”。网课后组装模型，睡前抱抱小熊，对于封锁时期的家庭和个人而言，玩具起到了精神疗愈的作用。如今，玩具的社会应用范围更加广谱化了，从儿童拓展到青年和老人，从家庭扩展到公共空间，更从人类惠及动物。
玩物“丧”志与玩物“立”志之间
玩耍是孩子们的工作，而玩具则是他们的工具，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的知名教育理念告诉我们，玩具对儿童来说是正当且必要的。然而关于儿童玩具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近年风靡小学校园的萝卜刀就是一例，在诸多讨论中，萝卜刀似乎既是“武器化的玩具”，也是“玩具化的武器”，可能导致未成年群体的暴力倾向，也被证明会造成真实伤害。然而也不乏声音认为，“玩具只是玩具”。
从20世纪初开始，儿童玩什么、怎么玩就一直是教育发展领域关心的关键问题之一。只不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讨论更多围绕玩具如何有益于儿童，而自娱乐媒介兴起的七八十年代至今，这种讨论更趋向于聚焦玩具如何可能伤害到儿童。
儿童游戏与玩具，陈鹤琴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改造西洋的玩具使之中国化”，是教育家陈鹤琴于1923年在南京创办中国第一家幼儿园时的主要规划之一，他也是我国儿童玩具研究的开创者。彼时玩具的稀缺不只是因为缺乏相应的生产力，部分原因还在于人们还没有通过玩具教育儿童的意识。“玩物丧志”的观念根深蒂固，父母对于儿童的玩耍的限制大于鼓励。
陈鹤琴则认为“儿童是以游戏为生命的”，游戏与玩具不但可以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在培养其克己、忠信、独立、共同作业、理性服从等美德方面，也“没有比游戏这个利器来得快、来得切实”的了。
陈鹤琴的“活教育”理念部分地受到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启发。玩具是杜威教育哲学理念中的重要一环，早在19世纪末，杜威就对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Friedrich Froebel）的玩具教育观念发出批评，认为玩具应该跟心理需要而非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理想联系在一起，应该根植于现实而不是“永恒的”世界。为了让儿童体验“现实”，玩具最好由儿童手工制成。
陈鹤琴接受了杜威“从做中学”的改革理念，也倡导儿童动手自制玩具，尤其鼓励使用手边的材料，并且融入当地民俗，比如用菱壳做风车，用萝卜做娃娃，用厚纸匣做七巧板等。手作的过程不仅培养耐心与劳动技能，也会让孩子懂得珍惜。
七巧板是中国民间流传的智力玩具，由宋代的宴几演变而来，原为文人的一种室内游戏，后在民间演变为拼图板玩具，这七块板可拼成1600种以上的图形。
提倡以玩物“立”志取代玩物“丧”志的鲁迅是民国时期较早意识到玩具的教育意义的知识分子。事实上，鲁迅在生活中可以算是一个玩具迷。据鲁迅研究者姜彩燕的统计，鲁迅日记中关于玩具的记载有120多次，其中大多是买给儿子周海婴及亲友的孩子的，有的是得亲友馈赠，也有相当多是用来收藏的。迎神赛会中的“吹都都”、象征父爱的万花筒，还有寄托忏悔与宽恕的风筝，都是鲁迅“朝花夕拾”中的重要象征。
陈启湖，《放风筝》。
“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正是这句从书中读来的话让鲁迅意识到踩坏弟弟的风筝无异于一种“精神的虐杀”。彼时的鲁迅深感中国玩具制造的贫乏，并认识到对玩具开发的轻视可能体现了中国人过于务实的取向，这种务实观念也忽视了对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养。
但是另一方面，他对于“常常以指教武器为大宗”的西洋玩具又抱有极为复杂的态度。在他看来，仿真枪炮类的武器化玩具既有“制造打仗机器”的嫌疑，似乎又有强健体魄、激发勇气的教育功能。
模仿武器的玩具、模拟战争的游戏是否会助长暴力与好战？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出口国，可供儿童选择的玩具在数量上不再贫乏，然而萝卜刀等引发的讨论显示这个问题在100年后仍处在争议之中。玩具似乎为暴力的模拟赋予了一种天然的正当化语境，但问题在于，我们无法确定这种模拟何时会突破游戏的界限，从象征的危险变成真实的危险。毕竟，打闹演化成冲突，玩具变成武器，在人类社会中并不鲜见。
在枪支管制问题突出的美国，玩具枪就因为容易跟真枪发生混淆而引发争议，比如抢劫犯可能会用玩具枪威胁他人，警察和持枪公民可能会向携带玩具枪的人开枪等。1968年，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遇刺后，玩具枪一度从一些百货公司的产品目录中被撤下。
对此，美国玩具行业协会（TIA）在网站上专门刊出一则《关于玩具枪与暴力的声明》：“一些团体试图在社会暴力和特定类型的玩具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些指控几乎都是情绪化的，并非基于可靠的科学或研究。”“玩具没有‘暴力’和‘非暴力’之分，玩具只是玩具……玩具通过刺激游戏而赋予行为以形式，但它们不会激发攻击行为。”
这则声明引用了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媒体与传播学教授戈尔茨坦（Jeffrey Goldstein）的观点来主张“促进友好竞争的玩具”能激发身体和思维的活跃，鼓励团队合作和战略思维，甚至赋予男孩与女孩同等的情绪排解权利。
我们不知道这是否算得上一条“可靠的科学或研究”，不过戈尔茨坦教授的以下观点可能是正确的：“玩具是儿童与他/她生活的世界之间的中介。家庭环境远比玩具更能起到塑造孩子性格的决定性作用。父母对孩子的行为方式的影响比玩具要大得多。”
家庭养育事业中的现代玩具
当婴儿还在襁褓里时，玩具就是代际沟通的纽带，铃铛、拨浪鼓、布老虎，越是简单的，越是温暖。为庆祝新成员降生的玩具往往充满喜庆氛围，而且几乎是由家庭成员共享的。在现代学校兴起之前，家庭玩具获得代际共同认可的时间会持续很久，情感、传统智慧与价值观通过这些玩具来传递。
在现有的民族志记录中，传统玩具确实是“有性别的”，比如在某些南美原住民社区，男孩从父亲那里得到玩具弓箭，女孩则从母亲那里得到玩具篮。现代教育机构接手了主要教育职能后，玩具更多地变成孩子之间的“社交货币”，此时玩具的来源也从家人的手作变为流水线上的商品。
如果说现代文明是一个各领域逐渐专门化的过程，商业玩具的专门化则对应着“专职儿童”的出现。塑料等新材料的发展部分地成就了20世纪以来的玩具商业王国，但为每个孩子打造出自己的玩具王国的，是更为进步主义的、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养育观念。
法国历史学家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在《儿童的世纪》中提到，儿童受到特别关照的历史并不长，中世纪的小孩几乎一断奶就被当作“小大人”看待，他们穿着跟大人相仿的衣服，跟成人一起劳动、社交、玩耍，直到17世纪，儿童玩骰子、纸牌等成人类赌博游戏也不会遭到道德谴责。在西方，宗教改革的推进和现代中产阶级观念的兴起，尤其使儿童从成人世界中分离。
儿童的世纪，菲利普·阿利埃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0世纪被称为“儿童的世纪”，伴随着对童工剥削现象的反思，教育改革者们呼吁将儿童视为独立的个体，尊重并保障他们的休闲与成长空间。玩具成为家庭养育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形式也从传统的铁环、木偶、风筝等换成时兴的橡皮泥、火车模型、毛绒玩具。
游戏研究者萨顿-史密斯（Brian Sutton-Smith）认为，20世纪的玩具是一代人对儿童更多地失去户外活动丰富性的补偿，比如动物玩具的出现就暗示了自然世界在现代教育中的缺失。这些因素一起促进了玩具消费市场的扩大。
小玩意，克罗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然而，作为消费品的玩具也被作为“童年商品化”的主要批判对象。儿童史研究者克罗斯（Gary Cross）指出，现代玩具业对童年文化的消费主义影响被低估了。
从七八十年代开始，美泰、孩之宝等玩具制造公司重新定义了儿童玩具，它们不再着重反映成人的生活、传授一些基本技艺，而是将孩子引向一个更多地模仿电视、电影里的活动的世界。新玩具出售对成人生活的美好幻想，但这些幻想可能与父母们过的普通成人生活无关，而是玩具公司精心设计的故事宇宙。“芭比一定要有一个像凯一样的朋友才会有趣，G.I.Joe则需要好家伙和坏家伙们一起玩战争游戏”，通过不断与经典人物创造角色关系，新的玩具不断被渴求。
从学校回到家，孩子告诉父母最新的“社交货币”是什么，此时通过玩具进行的代际信息流动在方向上发生了调转，从传统上的由年长者传递给年轻者，变成了由年轻者传递给年长者。有些时候，这些信息甚至不会从校园传到家庭当中。孩子用积攒的零花钱买来的玩具，很可能将大人挡在他们的世界之外。联结家庭成员的玩具变成了阻碍沟通的玩具，可以说，某些时候家长讨厌的并非玩具本身，而是玩具对亲密关系的破坏。
孩子也许可以通过玩具成为游戏里的王，却很难成为玩具的真正主人。大多时候，精致的玩具能够让家长从孩子的笑容中感到满足。尽管人们普遍认可附着在玩具上的教育与娱乐功能，但玩具始终是标准化养育事业中最为脆弱和有争议的“项目”，被视作学习主业的对立面，面临被“砍掉”的可能，甚至成为家庭冲突中第一个被销毁的物件。
在不及格的试卷、指责之后，紧接的可能是稀巴烂的变形金刚、散落一地的游戏卡片或者某个“娃”被甩飞的鞋帽，玩具的最终处置权成为监护权的象征。心爱的玩具象征着秘密，而当秘密被视为错误，对玩具的剥夺就是对错误的惩治，此时作为心爱之物的玩具就成为家庭政治戏剧中的道具，用来展示恨铁不成钢的暴烈之爱。
相较于玩具的性别化，将玩具与正经事务对立起来的观念才是真正现代化的产物。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提到，“游戏-工作”“家庭-学校”两分的现代养育体系并不存在于萨摩亚岛屿社会的传统中，这里也没有专门作为娱乐与游戏对象的玩具。
在萨摩亚，一个东西往往既可以玩又可以用，就像一件事兼具工作与娱乐的性质。这种统一使得工作不会变得枯燥、严厉得让人难以忍受，而游戏也没有因此被代偿性地过度放任，或因为被专门化为不具备生产性目的而被削减。
萨摩亚人的成年，米德
商务印书馆 2008
在理性实用主义的现代观念中，生产性的剔除意味着可有可无。但并不是所有非生产性活动都会面临像游戏一样的困境，并非所有不用于学习的物件都是玩具，如旱冰鞋、象棋、长笛，它们都可以用来玩（play），但这些物件带来的快乐符合标准的教育理念，它们对于未来的正向意义是得到过充分检验的。
童年的消逝，波兹曼
中信出版集团 2015
令人担忧的往往是受到娱乐媒介强烈影响的玩具。克罗斯将与动画、电影、电子游戏等娱媒信息结合的玩具业称为“幻想业”。事实上，“媒介即信息”的取向对80年代之后的游戏与玩具批评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波兹曼（Neil Postman）在《童年的消逝》中批评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电子媒介塑造了对暴力与色情等成人内容感兴趣的“成人化”的儿童。
这种担忧实际上预设了一个普遍的理想化的现代儿童形象——可爱、纯洁、天真无邪，像启蒙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在《教育漫话》中所定义的，是没有任何恶的倾向的白板。讽刺的是，被刻意预设的可爱文化却总是秘密地遭到儿童的反叛，酷文化就是如此应运而生的。克罗斯在《可爱与酷》中展示了成年人对童年理应天真无邪的沉迷是如何造成现代教育中的许多冲突和挫折的。
The Cute and the Cool, Gary Cro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大人玩具业与延迟的成年
在游戏与玩具方面，在儿童的“成人化”受到批评的同时，成人的“儿童化”获得理解的时间也并不长。成年人痴迷玩具多少有些“反传统”的意味。专有名词kidult由孩子（kid）和成人（adult）组合而成，在千禧年前后开始被用来描述成人的“儿童化”。kidults“长不大”、有童心，尤其爱好动画、漫画、电玩、玩具。
教育心理学视儿童玩玩具为正当且正常的，但可能多少视痴迷玩具的成人为一种“失常”，彼得·潘综合征（Peter Pan Syndrome）就专门被用来描述这类在玩物中寻求依赖、逃避责任的成人人格。
事实证明，玩具与责任并非不可兼得。如今的情况可能是责任越大，玩具越多。全红婵（接近成年）背包上的海龟玩偶是一个例子，随处可见的jELLYCAT（吉利猫）的“加班茄总”也是一个例子。根据市场调研公司Circana的最新报告，2024年以来美国18岁以上的消费者已经超过了3—5岁的人群，成为玩具业最重要的年龄组。在过去一年中，多达43%的成年人购买了玩具，其中最主要的目的是个人娱乐、社交和收藏。
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加班茄总”。图片来自小红书如今的kidults更为大方地拥有玩具，并为玩具赋予更多意义，毛绒玩具是其中一个主要类别。根据今年中国玩具协会的统计，“90后”的毛绒玩具消费量几乎占到总量的四成。不止中国，据统计，美国有40%的成年人抱着毛绒玩具入睡。
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用“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来解释毛绒玩具的意义。对儿童而言，它们是自主发现的第一个非我所有物（not-me possession），一个自主建立的柔软的适应机制，在幼教时期替代母亲来保持被安慰和舒适的感觉。长大后，这种依恋仍然不会完全消退，成年人会通过收藏和使用这些物品来寻求情感上的满足和安全感。
精神分析假设所有成年人都不能摆脱儿童时期的影响，不少人也类似地认为，正是因为儿童时期玩具匮乏与被剥夺的经历，直接促进了成人玩具业的兴起。成年人玩具消费的巨大商业潜力也说明了一种在年轻人中流行的社会心态：成年人无须因为不符合一个标准而稳重的形象期待而压抑买玩具的欲望。从这个角度说，消费主义同样塑造了成年人的世界，“成年的商品化”是“童年的商品化”的镜像。
正如陈鹤琴曾经提到的，“人生一期有一期之游戏”，或许在“怀旧-补偿”说之外，我们也应该承认，通过玩具寻求满足与陪伴并不一定是儿童专属的需求。在激烈的异化与竞争环境中，现代成人需要的仅仅是一种朴素的、亲近的安慰。
成为一个合格的成年人从古至今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在前工业社会，成年可能需要经过仪式，某些成丁礼还要残酷地在身体上留下疤痕。不过一旦通过仪式，孩子也就以勇气证明了自己已经能够胜任成年，参与更加复杂的社会生活。进入现代社会，人们一样要通过“试炼”来步入成年，但仅靠勇气和毅力已不再能保证通过“试炼”。在不确定性上升的时代，成家与立业这种儒家传统寄予每个中国人的成年门槛似乎变得越发难以越过。
也许门前的大孩子们犹豫了。不过换个角度想，为何不呢？200多年前，因为饥饿、疾病等灾难，人类平均寿命不足40岁，此时人们要尽快进入成年才能完成使命——以一个大人的身份在严苛的环境中生存、繁衍后代。身处平均寿命有望突破85岁的社会，既然可以接受延迟退休，那么延迟成年似乎很难说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叛逆，而更像是一种超前的顺其自然。
玩具受众群体的扩大体现了当代社会的过渡性需求。当一个社会需要爱、信任、支持，但无法通过短期的结构性调整实现，这种需要就会反馈在小小的玩具上。在理性制度带来的压抑与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躁之间，玩具可以成为那个最为柔软而坚定的存在，它延续了玩具古老的灵媒功能，把它的拥有者暂时带离过分坚固的现实。
回归开放之物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玩具同时成为成人与儿童的心爱之物，也许并不完全意味着后现代性或消费主义对界限的瓦解，反而是“返璞归真”了。人类最初的玩具是共同属于儿童与成人的，它们是一些向不同功能、不同年龄开放的物品，其可爱之处也正在于这种模糊性。
追溯不同文化中最早的玩具，大部分由黏土或石头制成，往往具有雕琢、绘画的痕迹，复杂些的则是憨态可掬的动物形象，从而区别于农具或武器。正是这些看起来不具有明显生产性功能的小玩意儿，喻示了人类得以从严酷的生存斗争中松了口气，开始提升文化生活的质量。
玩具收藏家库林（Stewart Culin）认为，玩具是魔法与宗教物品的遗存。考古学证据也显示，玩具最初可能并不专属于儿童，它们往往集祭祀、装饰、玩耍、教育等功能于一身，且在不同的文化情景下，不同的功能会发生相互转换。只有当这类物品被发现埋藏在孩子的墓穴里时，它们才更倾向于被定义为玩具而不是工艺品。也就是说，古早的“玩具”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文化复合体，并非专属于儿童活动或者游戏时间。
尽管处在消费主义、教育理念、技术发展等一系列复杂的现代塑造力量当中，玩具这个门类仍然没有褪去开放之物的本色，既可以用来延续传统，也可以成为“反传统”的象征。孩子用玩具来幻想成人世界，大人则用玩具来逃离成人世界。“武器化的玩具”和“玩具化的武器”仍处在争议之中。几个世纪后，人类世的地质层剖面会出现玩具的碎片，跟一大堆电线、餐盒和口罩缠绕在一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存在过的痕迹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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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 Industry Association，2016.Toy Industry Association(TIA)Statement on Toy Guns and Violence[EB/OL].https://www.toyassociation.org/pressroom2/industrystatements/tia_statement_violence.aspx.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33期，作者：苏婉（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