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江舟
编辑 | 李固
视频 | 吴振军 徐准
自从9月平遥电影展后，贾樟柯已经很久没有连贯性地跑步了。
他保持的每天晨跑50分钟左右的习惯，因为影展和《风流一代》的宣发而中断。
10月，贾樟柯入围戛纳的新片《风流一代》在釜山亚洲首映，而后他带着这部片子，走访了纽约、伦敦和多伦多。
11月22日，《风流一代》将正式公映。它横跨22年，从新世纪初的2001年一直拍到疫情结束的2023年。
贾樟柯透露，这部影片只在大银幕上映22天。
在他看来，这是对一个时代的告别礼。他希望用22天的时间，来告别这22年的时光。
贾樟柯说当导演没什么宿命，结局无非两种，一种拍不动了，一种就是厌倦了。
以下为采访实录（《新浪蜂鸟》简称“蜂鸟”，贾樟柯简称“贾”）
蜂鸟：《风流一代》的拍摄契机是什么？可以聊一下你的创作经历吗？
贾：《风流一代》最早的拍摄是从2001年开始，也就22年前，当时是新世纪千禧年代。所谓千禧年代，就是新世纪的头几年，那时候有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的感觉）。新世纪初，会有很多新的时代情绪，有很多新生事物，有很多新的社会氛围，当时就觉得，周围一下子特别兴奋，整个社会氛围非常热烈，有点像，你每天生活在一个disco舞厅里，整个社会都在跳舞，热气腾腾的，一种非常浓厚的世纪初的狂欢气氛。
那时候我31岁，非常享受这种狂欢气氛。走在街上，到处有人跳舞，遍布街头的卡拉OK。尤其是很多年轻人萌生一个念头，要出去闯闯，人也开始移动，比如向南方移动，向沿海移动，向有机会的地方移动，好像大家是一个非常充满希望、充满热情、充满能量的状态。在那样一个氛围里，我就觉得我应该去拍一部影片。
这部影片就是带着摄影机，在新世纪初这几年，也就是千禧年代，进行一种游历式的拍摄。所谓游历，就是我们不做预设，带着演员、带着摄影机去到我们喜欢的地方，就是去感受、去拍摄，去即兴创作一些故事。然后在拍摄完之后，剪辑的时候再形成一部电影。
非常吸引我的是一种自由生成的电影。因为电影早期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剧本，它是从影像到电影的。电影整个工业成熟之后，大家都是从文字到电影，文字就代表着一种约定，因为你所有的故事线、所有的情节都写清楚了，拍摄是要把这个文字影像化。但是另一方面，它在制作上非常精准，电影结构看起来逻辑非常完善，但它失去了一种活力，这种活力就好像我们年轻人就是有一种莫名的你无法描述的那种活力一样。影像也是存在活力的，这种活力就在于你是否能拍到一种未知的世界，能相遇陌生的人，进入到你不熟悉的区域，而那些东西是让你感动的，或者说是可感的。在这样一个电影思维之下，我就决定拍这部影片。
当时的名字叫《拿数码摄影机的人》，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原因，那个时候开始有了数码摄影器材。过去我们传统电影是胶片电影，无法支撑我们这种拍摄，需要非常大的资源配合，就是你要打很多灯，要很多人，要团队作战。如果你要在一个非常即兴的状态下创作，是需要非常多资源的配合的，那比拍常规故事片贵多了。但是数码产生之后它变得容易了，能够实现，所以我们就带着摄影机，带着演员开始拍摄。
一开始我觉得拍个两三年就好，就拍千禧年代初，很多年轻人刚出生的那个时候。但是拍了几年之后，我一直觉得这个电影停不下来，因为没有一个心理动机，让我觉得这个电影可以结束了。那个时候社会还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这样断断续续拍了20多年。到2020年，大家都经历过疫情那个特殊时候，在那样一个相对封闭的时刻，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完成了。因为好像一个时代、一种生活方法、一种情感方法，我们即将告别。
当时人的变化很大，科技的变化也很大，我觉得社会正好是从一种旧的生活方法到新的生活形态转化，甚至可能是一种文明更替，因为人工智能诞生了。就像互联网对人的生活有很大的改造和影响一样，人工智能出现之后社会也会有很大的改变，而这其实可能是文明的一种更替。那我就开始进入后期剪辑。把前面拍的剪辑完之后，又写了当代的部分，最终完成了《风流一代》。
总体上来说，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可以称之为非常浪漫的一个时空游历。就好像我们旅行一样，你去到一个地方其实并没有目的，但是总是希望能够看到美丽的风景，遇到让我们感动的事情，遭遇一些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诗意的时刻。
整个影片就围绕这样一个女性，她20多年的时代游历，从世纪初一直游历到现在，同时她也完成了自身的一个人物成长。作为一个女性，自我的回归，她变成一个更加强大的女性。一开始她还是一个年轻女性，被困在一段情感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人物获得了很强大的自我，她不再是一个感情的附庸。她可以非常强大地处理自己的感情，一直到人到中年这样一个故事，跟时代的改变伴随在一起。
所以我想这部电影既是一个时空的游历，又能够在这个游历里带来不同年纪的人对我们曾经经历的生活的一种回望，一种记忆的复活。
蜂鸟：为什么会把整个时间的跨度定在过去20年，而不是上个20年？在你看来过去20年跟上个20年之间会有什么不同？有哪些进步了，或者说哪些退步了？
贾：我在1997年才开始拍第一个电影，上个20年就是80年代开始，我刚小学毕业，拍不了电影。但是在我那个年代，我用我的第二部影片《站台》进行了一种回顾。但拍摄方法完全不同，《站台》是在大概七八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场景的再造，通过人物的造型和表演，拍摄了从 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也就80年代这十年人们的生活。但是《风流一代》是实时同步的拍摄，它是长达20年对演员、对我们周围的环境的即时观察和描述。
所以同样时间跨度很大的电影，但《风流一代》对我来说独特的意义，就是它是随着时间的变迁，通过日积月累即时的拍摄，最终形成的电影。
蜂鸟：那你觉得上个20年有什么是值得记录的呢？
贾：我觉得每个时代都值得记录，每个人自己完整经历的时代都是非常值得记录的。那我正好经历了2001年到当下的生活，那对于我来说它是我的时代。
如果说上个20年同样可以记录的，同样可以让我们激动人心的，那是很多从无到有的东西。比如我自己一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有电影，但是没有电视。不是说这个世界还没有电视，是我们生活中没有电视。因为那时候，整个中国人的家庭，包括很多机构都没有，电视是一个稀缺物，可能只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会有。到了70年代末就开始出现电视了，所以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一开始我们没有洗衣机，开始有洗衣机是到了80年代中的时候。我们之前家庭都没有电话，座机都没有，一直到90年代，很多家庭才开始有了电话。再往后就是，我们之前根本不知道有个东西叫互联网，然后到1994年、1995年，互联网产生了。慢慢的，模拟信号的手机又更替成苹果，更替成很多智能手机。
所以如果说80年代，也就是上个20年，很多事物是突然降临在我们世界里，而这种变化跟整个世界是不同步的。比如说电视机，五六十年代已经在很多国家有了，我们到80年代才有。那时一方面很多新的东西，一方面我们跟世界是错位的，我们是滞后的。
包括流行音乐，你们现在有那么丰富的音乐可以听。我们那个时候只有广播，广播里没有流行音乐，全部是革命歌曲，西方音乐都很少。到了80年代开始，一下子文化解冻之后，很多音乐就产生了。所以对我们来说，那个时代的激动是一种从无到有的激动。我觉得20多岁的年轻人，可能你们目睹的这个时代的激动，一开始是互联网，突然人工智能出现了。
所以我们的记忆其实是有交叉的。我是70后，我们的记忆交叉是从无到有，00后记忆的交叉是人工智能。可能过去你们对互联网是熟悉的，但互联网对我来说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是人工智能我们都迎接了它从无到有，从开始出现在我们生活里，开始有了翻译软件，开始ChatGPT，开始有了这种服务的机器人。所以我觉得属于你自己的时代都是值得描述，值得回忆，值得拍摄和书写的。
蜂鸟：如果过去20年，让你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形容，你会怎么形容呢？
贾：我觉得就是一个巨大的狂欢，我觉得《风流一代》就是一个关于狂欢的电影。它不只是狂欢本身，还有狂欢结束之后，就好像一夜醒来，昨天晚上在狂欢，早上起来你带着醉意去回味昨天晚上一样。所以《风流一代》，呈现了这样一个气氛。
蜂鸟：所谓“风流一代”，那种“风流”的本质又是什么？
贾：“风流一代”这个词是从70 年代末开始流行，特别是80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当时是有一位诗人，我记得是山东青岛的诗人叫纪宇，纪宇先生写了一首诗，应该叫《风流歌》，然后风靡全国，之后就出现了一个词叫“风流一代”。风流一代就可以类比垮掉的一代和迷茫的一代。
风流的一代，是指意气风发的变革的一代，就是渴望变革，渴望改变，不安于生活。就像《风流一代》里斌哥一样，想出去闯闯，想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精彩，不安于既有的生活轨道，想让自己尝试更多的可能性，想让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这样一些渴望变革、推动变革、参与变革、生活在变革中的这一代人，就被称为风流一代，那所谓风流就是意气风发。
蜂鸟：但是电影最后的落脚点是斌哥去到别的城市，看着现在慢慢流行的短视频，结果发现自己其实融入不进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风流一代会不会也是困住的一代？
贾：风流一代有属于他自己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要用两个人物来看。
我觉得斌哥的变化在于他没有自我更新，他还生活在过去的一种生活方法。认识他也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说，他没有跟时代同步。生活在一个时代，即使起点是意气风发，如果你不与时代同步，就是故步自封，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变成一种自我意识的封闭。那最终你就变得非常窘困，非常尴尬。
这个时代里，巧巧，我觉得她是一个变革的人。她在自我变革，她变得可以跟一个机器人交流，她接受这样新的事物，她是一个对新事物持开放态度的人。正如她在电影中，她有几次微笑，一次微笑是看到科幻电影的时候，她不自觉地笑了。然后片尾，她见到机器人的时候笑了，我觉得她是一个一直在自我革新的人。
所以其实对于风流一代来说，即使当初如何意气风发，如何希望变革，但是你不保持一个自我的革新，我觉得你的意气风发是不会长久的。
形成一个观点、形成一个认识之后，很难再改变，这其实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其实人类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认识彼此、认识科学、认识政治，很多东西是在进步，有新的发现。如果处在一个封闭状态，你无法去消化、接受新的观念，你无法自我革新，你必将会被时代所困。
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字叫“被潮流所困”，就是它的意义。我觉得我们很有可能被潮流所困，因为我们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往前生活，那在这里面，各自采取的生命态度就很重要。
你是处在一个自我革新的状态，你有你坚持的价值观，同时你的价值观也在丰富多元地变化，你是一个开放的形态？还是说你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抵触？只是生活在一个既有的一种生活方法和认识里面，那你就会被自我所困。所以我们不单是会被潮流所困，我们也会被自我所困。斌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被自我所困的人。
蜂鸟：刚才说的英文名字，我看到的好像叫做“被浪潮抓住的人”。以我的感受，我觉得抓住是一个有希望的词，比如说我抓住机会，我抓住一些东西，但“被潮流困住”是个被动语态，所以到底是浪潮抓住了人，还是人抓住了浪潮？电影当中的女主人公，算是被浪潮抓住了吗？
贾：所有人都被浪潮抓住了。
蜂鸟：男主人公就是在浪潮当中被裹挟？
贾：在这个浪潮当中，他不是被裹挟，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男主人公是被击碎的人，或者说击垮的人。女主人公就是我说的通过她这种自我革新，包括她一种强大的女性去认识的决心，保持了站立，她没有被击垮，她还在往前走。所以两个人物在同样的浪潮面前，他们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没有人能幸免。
蜂鸟：你过往的电影里，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中国式发展的背景。那么其实在过去20年，中国从旧的业态发展到现在新的业态非常丰富，也涌现出了非常多的新兴阶层，现在农村跟县城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为什么会特意选择巧巧和斌哥这两个底层的人物来体现时代变化？
贾：我不太觉得他们是底层人物，他们就是普通的中国人。你看起来曾经站在时代潮流中，或者说有很大的财富，或者说有很大的名誉，谁在浪潮面前不是不堪一击呢？在这样的一个不堪一击里面，没有什么人是底层。
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对我来说他们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一个缩影。每个人都是巧巧和斌哥，我们不能置身事外，不能觉得这个故事、他们的遭遇跟我们无关，他们的遭遇就是我们的遭遇。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大多数时候都是很忠于自己的情感世界的。我有我牵挂的人，我有我牵挂的故事。
蜂鸟：你之前在电影节上说将来电影会分为疫情前和疫情后的，在这个界限上，你的创作或者说你的动力会有一些变化吗？
贾：变化是一直有的，电影语言手法和关注的点，变化是避免不了的。这种变化对我来说是一个生长式的变化，就是它触动我了，我就会去关注，就会拍，而这些新的事物触动我，当然它就是一个新的东西了。
目前来说，我觉得疫情前和疫情后，整个世界电影有两种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很明显。一方面是对于自我身心探索的影片，一下子在疫情后变得非常活跃。身体自由、性别选择自由的电影，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电影话题，而且它不分东方跟西方。人们往往说那是西方，不是这样的，一种新的意识，它是遍及全球的。
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人工智能迅速进入电影领域，这种应用的使用以及它带来的连锁反应，即将在之后几年呈现。其实每到这样的一个关口，不单是人自我的革新，某种程度上也伴随着科技的革新。
我觉得自从工业革命以后，我们去观察人的变化，发现带给人最大改变的一个外在元素就是科技。你看互联网对我们生活有多大的塑造？我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面有一课讲互联网，讲将来可以网购，可以网络通讯，当时我们课文的标注叫科幻系文章。科学幻想20年后，我们已经是这样生活了，它重塑了我们的生活。
蜂鸟：观众有变化吗？
贾：观众一定会有变化，因为世界带给他们新的感受，或者他们对自我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这种感受带来的需求是有变化的。当然观众的这种变化除了自我情感和看片要求的改变之外，整体的眼界，还有接受能力，需要再去判断。现在观众对新的、陌生的一种表达，一种影像，一种电影形式，接受程度并不一定比20年前更有宽容性。
电影所呈现的一个内在的时代精神，某种程度上也呈现了大众普遍的一个心理需求。因为电影工业主体上就是偏自我表达的，作者型电影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都是要适应当下观众的心理需求。那么在商业逻辑上，它就是要符合一个基本面，即大众的基本需求，大众的基本接受能力。
如果一个电影市场里，电影是多元、活泼的，那意味着观众的接受度和好奇心是活泼的。当我们看到，这个电影好像就是提不起精神来，那某种程度上它也是环境共同塑造的，就是大众在这一个阶段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思想固化和意识固化是很明显的。我觉得还是要解放思想，年轻人要解放思想。
蜂鸟：从你的角度来看，你拍电影的呈现方式，或者说想表达的主题有变化吗？
贾：这20年当中，我觉得中国电影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更加的个人化。如果从不远的历史来看，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改变。所谓个人化，就是一种带有个人的经验、个人的观察、个人观点、个人情感和个人对于整个社会在时代里变化的这种理解，来呈现的一种观点，它背后有一个真正的作者，无论是商业片还是所谓文艺片，就是有一个人为这些观点负责。
过去是没有这种个人表达的，就是一种主流意识，主流要求的一些影片，所以从这样的电影转化到一个个性化的表达，是中国电影这20年里最大的一个进步。实际上它是回归到一种常识，就是世界各地真正的创作背后都有这个表达，它本来就应该是一个个人化的表达，没有艺术不是个人化的表达的。
蜂鸟：你希望观众会从你的电影里面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贾：获得一种氛围，获得对于过去生活的一种回忆，获得对于当下处境的一种感触。我觉得总体来说，有感触就是一种获得。
究竟要表达一个什么具体的东西？我觉得真正电影不提供这些。它提供一种促进，提供一种我们对于生活真相的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自我的判断的，你如果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借由电影这样一个对于时代面貌的描述，你自己可以去看，自己可以去想。我觉得导演不应该负责产出一些具体的生活指导和时代判断。那个不归导演管，那不就变成说教了吗？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年轻人应该去反抗这种说教，就不要变得很渴望一些说教，渴望一些慰藉。生活是残酷的，当你摆脱掉这些东西，获得自我思考能力，你是强大的。
蜂鸟：会担心观众说，你还停留在过去吗？
贾：那对我是一个褒奖。停留在过去是好难的，首先我们没有能力停留在过去，我们都会活在今天。如果说一个导演停留在过去，是因为他有一种时空穿梭能力，可以用一种想象力来完成。所有过去的一切，我们都需要用想象来回到过去，只有拥有极大想象力的人才能够停留在过去，这是件很难的事。
蜂鸟：有想象过拍电影到什么时候吗？
贾：无非只有两种，一种就拍不动了，一种就是厌倦了。就像我们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做久了有的人确实就不愿意做了，就离开了，有的人一生热爱这个事业。但确实你很难用体力支撑这个工作，太老了也做不了，这个是在所难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