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大家要共同努力，把这些事办好。现在，社会节奏很快，大家都很忙碌，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我们要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拓展包容活跃的创新空间，创造便利舒适的生活条件，让大家心情愉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
——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
本文是圆方的第703篇原创
洋县位于陕西南部，汉中盆地东缘，北依秦岭，南屏巴山，古为“洋州”，今称“朱鹮之乡”。截至2021年末，洋县下辖3个街道办、15个镇，户籍人口44.5万人。
这两天，一份务工人员回乡过年需要向社区报备通知流传开来，通知里说，所有“返洋”人员，需要报备，返洋时间及个人信息了，在外地务工地点，返洋事由。
而如若不能按时按点报备
“发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由当事人承担”，
后面更是加了一句“杀气腾腾”的加了一句：
“情节严重的上报县司法机关严肃处理”
同时勒紧了基层干部脖子上的绳子
“追究组干部责任”
“通知”一出，全网哗然。
哗然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出这样一个“没头没尾”的通知，到底是为了什么？又要“严肃处理”有要“问责”的。
另一方面，这个通知也激发了一些不好的联想，让人梦回那三年“害怕阳阳阳”的隔离时光。
大家好，我是圆方，今天我们一起聊聊：洋县为何出“阳相”
去年十一月，圆方在大学上课，深感大学今日之封闭，写了两篇文章：
《从大学校园的封闭，看“安全”是如何变成“按权”的》
以及
《开放or封闭，不是问题的问题，问题在哪里？》
里面提到：
去这三年，不，准确说是近四年的封闭，这样“默认的规则”，这些“看不见的边界线”变得做来越多了呢？
在过去，我一直感觉因为“疫情”三年所带来的封闭，其实影响最大的是“出行”是“聚会”，是这些生活上的不方便。
而在昨天，忽然懂得：其实影响最大的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做判断的依据，以及做决策的逻辑。
因为持续封闭的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为了能够做到我们自身行为的逻辑自洽，我们许多人不自觉的陷入到“保守”和“风险厌恶”的决策逻辑。
或许是相关部门看到了圆方的呼吁，或者自己想清楚了。在文章发出来以后，很开心的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选择把大学校园重新开放，让更多的人能走进大学校园，恢复到往日的便利。
不过，从这两天洋县街道出的这个“阳相”来看，这种“疫情心态”，这种极端追求“安全”的“保守与风险厌恶”绝不仅仅出现在高校中，更是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在疫情三年“权力无限扩张”，“规则严重打破”的基层政府，更是如此。
比如这次，这个“通知”，有记者去调查，问为什么发，说是为了“安全”，至于是什么“安全”，又语焉不详，说不清楚。
更为神奇的是，到底是谁让发的这个“通知”大家都“各抒己见”
社区说：“接县委县政府通知”
区里说：不清楚，需要问街道
街道说：“有要求，但是没这么要求”
好家伙，整一个“罗生门”出来，从昨天街道发的“情况说明”可以看出来，是把这个“锅”甩给了“社区”。
说是“社区理解错了”已经“严肃批评教育”了，通知已经让社区撤销了……
咳咳，怎么说呢。作为“街道”肯定不敢说这“活”是区里（上级部门）让干的，只能认定，这“活”是社区（下级部门）乱作为。
不过吧，有点基层工作经验的大概都了解。现在基层已经从前些年经常说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进化到“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了。
在如此超负荷的压力下，你要说社区自己给自己加活，自我加压，自我问责这个概率也不能说没有吧……就是概率小了那么一点点🤏。不过无论如何，这个“锅”最终还是由“基层中的基层”背起来了……
说回“疫情心态”，既然有疫情心态，既然时不时就会有“阳相”的情况出现，那么大概一定是存在着一种“阳相方法论”的。简单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三个方面：
把安全，当做一切的挡箭牌
把问责，当做唯一的工作法
把推责，当做工作的出发点
把安全，当做一切的挡箭牌
安全当然重要，如果把安全这个概念泛化，任何事情其实都可以和“安全”挂钩。而“安全”是有成本的。
而现在很多通知，命令，要求都是打着“安全”的旗号，而完全不考虑这些事情有没有必要，做了有没有成本，做了之后效果如何。结果就是出现了各种影响人们社会信心的“阳相”
把问责，当做唯一的工作法
大部分这样的通知，要求。最后都是“问责”。既不给基层干部和群众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就是用“安全”两个字带过），也不给基层干部和群众“人财物”的保障，更谈不上征求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
问就是“必须完成”，再问就是“必须限期保质保量完成”，再问就是“问责！”似乎不“问责”，就不知道如何沟通，如何工作了。
把推责，当做工作的出发点
而仔细去看一下相关的“通知”和“文件”，很多时候是真的要解决什么问题么？
其实并不是，之所以下达这样的“通知”和“文件”很多时候就是表明，“这事情我做了，出了事可于我无关哈！”
不过这样的文件发多了，也受“诟病”，说是为基层增添负担。后来，很多上级部门学“聪明”了，不再行文，而是采用“窗口指导”的方式来要求，通过“会议纪要”的方式来留痕。这就让上级处在“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
而像这样
把安全，当做一切的挡箭牌
把问责，当做唯一的工作法
把推责，当做工作的出发点
的事情多了，在“基层”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问责，考核，留痕，检查，督导。
不夸张的说，很多工作已经到了，一个人干，五个人看的程度。重点是，这些看的，随便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力和制度，来命令干活的人。而任何一点可能的“违规”情况，都会被放到放大镜下审核。
而任何一个被监察和纪委问询过的同志，或者被问责，批评的同志哪怕再有干劲，也一定会变成一个见到领导批件才肯干，遇事情要看到“会议纪要”才敢干的所谓，侧卧式干部了（参见《当下社会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
所以怎么样才能避免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阳相”呢？
或许只有各级政府把“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一又宏伟，又朴素的目标真正放在心里，才有可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