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经网
古典经济学讲经济怎么发展，就是几个东西放进去，投入进去，最简单讲就是那么几个东西，一个就是人力，你得把劳动力放进去，第二个就是得有资本，第三就是土地。过去讲经济就是靠三大要素，后来就增加了一个纬度，就是组织，因为你这些要素怎么有效组织起来，不同的组织办法，这个经济的产出不同，这是原来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土地是财富之母，古典经济学就是这么讲的。很多机缘巧合，正好发生了很多土地方面的变更。我的思路还是这样，从使用权确定以后，到了家庭，要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转让权。
光使用权给农户，这是解决温饱的问题，因为有了使用权，他就好好的种那个地，但现在他有更广阔的经济机会，所以有时候这个地还不供他自己种，他转给别人种，转入其它用途，要把这个转让权好好发育起来。这里也要大量的用市场机制，不能完全用我们行政权去配置土地。
这里牵涉到所有权、使用权、租赁权、转让权，等等。
现在我们这个土地基本就锁在行政权这个笼子里，这个对于土地资源的很好利用，对于收入分配，对于协调很多社会矛盾是有利的。
确权是土地流转的基础
土地要流转，可是权限不确定清的流转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这个行政权可以利用这个土地变来变去的过程中，有可能再去剥夺一道农民，把应该他享有的利益又拿走。这个危险存在，所以在流转之前要加一个前置，这是我们在成都调查以后学到的东西，就是要把确权放进去。
确权也是受了城市的启发，当地一位干部做过城市工作，也做过农村工作，发现城里人虽然城市改革晚，可是城里人有些产权界定比农村做得好，比如买了一个房子，它就有房产证，就有土地使用权证，都是有政府保障的这个权限，有了这个东西很容易流转，形成一个市场。
可是农民世世代代的那个地，没有一个权益的合法表达，没有这个表达，他要流转，就遇到很大的摩擦和障碍，所以确权是基础。
城市化要处理好各种权利关系
城市化其实不光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还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城市化不完全是一个物理的过程，就是建楼、盖房子、修基础设施，它最重要的权利关系，我们80年代的改革是把土地的使用权长久的清楚界定给农民，然后用法律来保障。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转让权，也要达到同等的水平，这样这个资源就能够按照市场准则来进行配置。
当然，城市化涉及的问题非常多，它还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级不同的政府。
现在城市化一个缺点就是行政性太强，就每个行政区划里头都想城市化，这个跟城市化的大趋势是不一致的，就是人往哪里流动，项目往哪里流动，它不完全看你行政级别，它要看经济机会，所以这里头还有好多经济关系、法律关系、政策要调整，要改革。
2008年成都首先提出了“还权赋能”，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个背景，因为比较城乡差别，除了收入、生活方式的差别，其中有一个就是权利状态的差别。
为什么城里买个房子，有比较完备的产权保障？为什么农村世世代代那么多土地、山林、房屋，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表达？到现在他也不能够抵押，所以农村金融大量的让给高利贷，它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全世界的土地都是很好的抵押资产，房屋都可以抵押，为什么我们这里就不可以？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观念上没有解决，政策上没有解决，这个对我们主观意图要发展农村，保护农民利益之间是有点拧的。
“还权赋能”，第一就是农民的权利要还给农民，第二，权能，比如说它有使用权，它有转让权，它可以抵押、租赁，就这些功能要齐备。
确权难的地方，因为任何一个资产的权利状况有很大的历史性。
比如说一个宅基地，农村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是土改的时候就分的，但土改是1950年、1951年搞的，离开今天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人口、社会、政策发生很多变动，我们还有一批人口是在人民公社时代出生的，他出生以后是通过集体分配给他这个宅基地。
所以这中间又有符合标准、不符合标准，超标的，有各种复杂情况。
要理清楚，最后就是应确尽确，就把所有边界划清楚，这是一个巨大的投入。
这个投入的收益是什么？就是有了这个投入，以后的流转就容易了。如果没有这个投入，一流转的时候，矛盾就会拉住你，缠住你的手脚。所以，还是应该花一点力气进行确权工作。
这个难度是挺大的，因为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但是如果没有个基础，前头的陈谷子烂芝麻都没理清楚，那个难度就非常大。
高官腐败案里都有一块地这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因为这个过程是政府主导。1988年启动了一个土地上很重要的变化，修订了宪法，在宪法里头规定，国有土地还是不能买卖、不能租赁，但是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是可以转让，这样就开了个口子。
这开了个口子以后，我们才看到土地可以拍卖、可以融资，才可以看到工业和城市获得了一个新的筹资的功能，这就是土地市场化的过程。
但是这个法律是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我们有更大一块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能不能转让呢？法律没有交代。
而实际上就变成农民的地只有被政府征用变成国有地，才能进入到市场化转让。所以，这叫先国有化，再市场化。现在来看，这个模式是有缺陷的。
因为你想，用政府手段拿来的地，这里是用卖的手段形成收益，地方政府会怎么做？他一定是这头会跟农民形成很大的竞争，希望征到更多的地，希望以更低的成本征到地。
这边有盈利的东西在这里，地方要发展，财政、收入。等于在制度里头埋了一个雷，陷进去一个让政府和农民利益发生冲突的体制性的挑战。
第二个后果是什么？土地相当于变成了政府的囊中之物，就是你只有到了政府这里，政府才确定哪一块是卖的，哪一块是划拨的，这样我们行政机构和官员就在土地的配置上有太大的权力。
所有大的案子里头，差不多都有块地，这个地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它升值非常快，你从低价拿来，到市场价出手，这个中间差额太大了，这个利益诱惑是难以抗拒，所以这就带来几方面的不利。
一方面就是跟土地有关的腐败现象越来越多，每一个高官腐败案件中都有一块土地的故事；另一方面，政府手里资源分配通常分配不好。因为低价拿来不那么爱惜，土地无法得到充分利用。这就是土地的利用机制不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