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选择“FIRE运动”的年轻人_

文｜张敦福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户潇赟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当下，一方面，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的边界，打工人随时随地处于待命状态；另一方面，企业复杂的社交关系、冗杂的工作程序以及“内卷文化”的发展不断消解劳动者能够从工作中获得的即时意义的反馈感知。

那么，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豆瓣常有关于工作的话题出现，例如“工作是什么天大的事吗”[1]。一些岗位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与之不匹配的待遇与个体在制度结构中预期上升的期望不符，对未来的迷茫催生出了“佛系青年”、“躺平”等新的生活模式。

正如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所说，这种激烈的竞争局面和让少数人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让大家有了强烈的“工具人”感受。疫情作为一个节点更加催化了青年群体对生命意义的反思与追寻。

面对工作和生活压力所带来的无意义感，一部分青年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离开工作岗位，提前退休，在自我掌控的时间中追求自由，寻找人生意义，他们称之为“FIRE 运动”。

什么是 FIRE 运动

“FIRE”为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的缩写，可翻译为“财务独立，提前退休”。这个提法首次出现在美国薇姬·罗宾和乔·多明戈斯在1992年合著的一本畅销书《你的钱还是你的生活》（Your Money or Your Life）中，描述一种通过原始财富积累，靠投资理财的复利维持生活开销，达到提前退休的生活方式。FIRE实践者按照4%原则进行储蓄，其核心观点是：量入为出，告别消费主义的陷阱，不断积累财富提高个人的被动收入，将时间花费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人开始实践这种理念，为提前退休进行储蓄。豆瓣关于 FIRE主题的小组成员已有36万人，其中人数最多的小组有“FIRE 生活”“FIRE 生活（穷版）”“不穷不富 FIRE”等。目前主流观点根据生活方式及未来期望将 FIRE 运动划分为四种类型：

肥火（Fat FIRE）：指那些储蓄较为充裕，财务状况比大多数正常退休者更好的FIRE追随者，他们就算退休之后也能够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瘦火（Lean FIRE）：指那些储蓄仅仅只够最低支出，所以必须尽量压缩开支的FIRE追随者，他们往往会过上严格遵守极简主义的生活；

咖啡师火（Barita FIRE）：指那些已经辞去朝九晚五的传统工作，但是目前仍然从事某种形式的兼职工作，以支付当前开支并且仍在努力攒钱的FIRE运动追随者，他们中有不少是自由职业者；

海岸火（Coast FIRE）：指那些已经攒下足够的钱来覆盖当下和未来的生活开销，但是当前仍然从事某些兼职工作的FIRE追随者，跟咖啡师火们不一样的是，海岸火们的工作更多的是出于兴趣和热爱，而不是为经济情况所迫。

FIRE 运动的理念与社会主流的观念显然并不一致。

从消费层面来看，消费文化理论认为消费者通过消费来表达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目标，而FIRE 运动需要践行者节省开支，购其所需，对生活理性思考。

从工作层面来看，我国几千年的农耕传统使得社会在文化层面追求稳定，集体经济的发展倡导辛勤劳动的价值观，这些与退休所代表的“安逸”“闲适”的生活并不一致。

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勇气离开工作岗位，提前退休意味着对困难的妥协、对现实生活的消极逃离吗？

FIRE 实践的动机

意义贫困与新意义的建构

FIRE 概念早期主要通过国外个体在互联网上分享自己的 FIRE 历程而传播，后来逐步传入国内。我国豆瓣“FIRE小组”等线上群体出现时间较晚，第一个 FIRE 小组的成立时间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疫情初期个体面对疫情顿感失控且封闭期间降级消费的生活使得很多人反思生命存在的价值。

（一）个体焦虑蔓延与工作意义消解

关于工作的意义问题在当下青年群体中讨论度极高。鉴于工作在现代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其在实现人生价值或找到人生意义的目标中被个体赋予极高的期望，能否在工作中找到意义某种程度上影响个体是否愿意在该职业坚持下去。

一些年轻人认为工作没有意义，并在工作过程中陷入“迷茫”“内耗”“自我怀疑”的质疑情绪中。FIRE 实践者选择退出工作岗位的原因除工作本身所带来的意义感缺失之外，还包括应对工作给生理和心理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后果。

FIRE 理念作为一种已成型的生活理念，为在工作中失去意义感的人呈现了一种新的意义建构的可能性以及一种以自我为主体、自我掌握的生活想象，不同意义的对接为个体行动转变搭建了平台。

1、价值意义链条断裂

对工作意义的理解隶属于社会整体意义系统，从整体视角切入来看，社会意义系统可以区分为“工具性意义”和“价值性意义”，“工具性意义”对应一般层面的生活意义问题，即对应“为什么而做”，尤其是能获得什么特定利益的意义，“价值性意义”则对应于终极性的生命意义，即关于“为什么而活”的意义[2]。

当这一套意义体系转移到工作中时，一方面个体期望能够通过工作赚取足够（更多）的金钱以支撑自身生存和生活；另一方面个体期望能够在工作中收获声望、荣誉、地位等，借助工作成就获得自己在社会等级系统中的上升来完成自我实现，但现实层面往往不尽如人意。

对于大多数受访者来说，工作内容与薪资不匹配是让自己觉得这份工作没有意义的主要原因。笔者联系午昕访谈时是大年初四，那时午昕正忙于工作，戏称“救命了，不知道的以为我一个月8万呢，春节还在这儿拯救地球。”

出生于江苏农村的午昕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与家人关系较为平淡，物欲一直很低。了解到FIRE概念时，正是午昕在毕业首份工作遇到困难的时期，这份工作薪资较低，领导喜欢让员工加班，甚至拒绝一些应有的报销工作。

午昕讲述了自己同事的一个事例：

“我听另外一个同事说，打车去给另外一个领导送东西，回来找领导报销，领导说‘你见到了另外一个领导，因为我给了你露脸的机会，你还要钱吗？’我当时真的很不可思议，觉得哇，幸好我没有被分到这样的差事……太太太太太讨厌。”

压榨员工的领导、与工资不相匹配的工作量以及身边的同事为加班而竞争的状态让午昕非常不理解，她会在工作中强势拒绝领导不合理的加班要求，也因此会受到领导的“白眼”。

事实上，日常上班除了交通、三餐以及房租消费外，还包括日常社交活动消费等额外支出。个体在工作之余，会通过与同事之间的集体行为，例如共同的娱乐活动来构建群体认同，比较典型的如公司团建，日常生活中则是基于例如“拼单”等共同小额消费行为来体现。

“我也试过不参与其中，原本拒绝了一次两次还好，但次数一多之后，同事叫外卖的时候都不会主动来问我。我实在不想因为不参与这样的社交而和同事的关系变得尴尬，我爸妈也觉得，同事之间，特别领导也有邀请，那就一起去，不然整个办公室就我一人落单，实在不妥。”

我国作为文化层面格外强调“面子”以及“合群”传统的社会，伦理层面对个体参与共同行为的期望对个体行为产生束缚，即便能够挣脱这种无形的压力，后续可能出现的群体疏离同样会对个体产生群体压力进而修正其行为。

此外，工作场域中，个体通过消费往身上加诸不同的物品符号，塑造并为他人呈现出“得体”的形象。如此算来，为了体面地工作，很容易出现“一年到头攒不到什么钱”的情况。当最基本的储蓄目标不能完成时，工作的工具性意义就消解掉，或者说没有那么强烈。

从价值性意义视角来看，社会中的个体都在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提高，在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强相关的今天，工作带来的成就本应能够满足大多数人自我实现的需求。

但伴随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分工细化，单个岗位要求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使个体对于客观世界钻研越来越深入的同时了解范围也越来越狭窄，失去了从整体上把握和控制客观世界的能力，过度的劳动分工背后带来的是劳动的过程片段化和个人的碎片化。

小罗在毕业之后换过四五份工作，但实际工作时间加起来就一年出头。当时适逢疫情期间，就业形式严峻，每份工作的工作体验都并不好。

“我刚开始毕业之后也是像很多人一样觉得工作很要紧。因为它是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我想攒钱……但是好像工作了好久好累。我现在会更加去考量我付出的时间跟我这个回报到底成不成正比。我发现我收获的是相同的经验，或者根本不是经验，是一种类似于条件反射一样的，类似于流水线。”

精密分工使打工人成为整个工作链条中的一环，每个人都被束缚在位置上并被其上附着的角色期待裹挟前进，而这些期待，某种程度上与自我实现并不相关。

在浙江打拼多年的林林在自己第一份工作中感受到了挫折，工作很清闲，但是林林觉得：

“大家都是比较有想法的年轻人，很想去做一些实事。整个社会给你的期许是未来属于年轻人。所以我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就有点小崩溃，觉得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在做这种很无聊的工作，真的是完全难以排解这个问题。”

无止境的工作压力、强烈的“被工具化”感使得工作所期待能够提供的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出现危机，个体陷入无力、内耗、迷茫的状态中，从而重新思考自己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

▲ 图源Pexels

2、疾病引发对生活的反思

《2024年一线及新一线城市职场人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2023年职场心理健康咨询量同比增长45%，职场心理健康问题显著增长。

相较于在工作中内耗、感觉无法自我实现的年轻人，其他一些拥有在工作场域自我实现的机会，但是由于疾病影响身体健康，或是对于生命的思考，选择FIER。

小叶从毕业起就在上海工作，了解到FIRE概念时，她已经有十年工作经验。小叶倒数第二份工作是公司的管理层，面临着巨大压力，因此身体出现状况（乳腺肿瘤）。小叶说：

“在做手术之前，我就已经萌生了就退休的想法。手术之后我就更加觉得会去思考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就更加会让你停下来，我会觉得这是上天给我敲响的一个警钟。让我去换一种生活方式。人可能是要等到你生病身体出状况的时候，你才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反思和改变的可能吧。”

以福柯、德里达、利奥塔、拉康、罗蒂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的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快乐，相反却是无休止的劳作、身体的疲惫、心灵的倦怠、价值的迷失[3]。

在裁员压力之下，很多年轻人被迫接受公司文化的同时还要与同事激烈竞争，长期处于高压的状态。有些公司层层加码，提出了“不达本日销售目标、员工决不回家”之类的口号，基于公司利益导向的政策推行却是以员工的健康与生活为代价。

吉登斯认为，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身体逐渐成为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部分[4]。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年轻人的消费主题发生了从“身份”到“身体”的变化，这里所说的“身体”，并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而是作为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集中载体的身体，人们越发以科学、理性的方式关爱自身的身心健康[5]。

长期高强度工作以及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不可避免会引发健康问题，疾病作为一种连续、重复生活的断裂点，恰好成为反思并与原有生活割裂的契机。

关于看病花费问题，FIRE 小组内不少人认为“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好。”这种对待疾病的观念看似与因健康问题退出工作岗位的理念相悖，但两种状态下疾病产生的过程有本质区别。

由于工作出现的疾病本质是违背个人生活节奏对个体生活的干预，尽管有其生物性基础，但却是由工作场域内对员工默认的行为期望所导致的背离个人主观意愿产生的意外后果，这个后果提醒他们生活的失控以及对拿回身体主导权的需求。但提前退休之后，个体的生活完全由自己主导。去除外界的干预力量后个体能够用一种更加坦然的态度，以自我为主体的心态面对自然状态下的生命，以及承担生活出现的意外后果。

（二）“自由与探索”——新意义的建构与想象

如果年轻人无法在工作中完成自我实现预期，会陷入无力迷茫状态，即意义贫困，那么FIRE的理念则呈现了一种与被工作过度束缚从而失去自我的生活相反的生活状态：对生活与时间的完全掌控，不被消费主义盲目带领的人生，基于兴趣安排的生活内容等等，这些都完美切合了工作中认为自己是“工具人”的年轻人对理想生活的想象。

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加速的社会，每个个体都被迫卷入竞争、效率和速度的加速世界之中[6]，整体效率提升后节省的时间并没有成为劳动者的闲暇时间，而被用于再生产和追求更高的效益，不断提速。

FIRE 豆瓣小组中实践者们经常会分享图文并茂的生活细节，为组员呈现出一副平淡、缓慢的日常生活场景，满足了被现代社会焦虑裹挟前进的年轻人对于治愈生活的想象，譬如懒懒。

“我每一天哪怕无无所事事，下面出门遛个弯，我感觉呼吸的空气都带有自由的味道，就这种状态让我本身已经觉得就挺满足的，晚高峰的时候，你看着路上的车流，堵着车，就觉得自己好幸福，因为不用再参与到其中，天气好的时候哪怕什么都不做，去外面到找一个位那个公园的椅子坐那就晒着太阳都会觉得挺舒服的。”

这种理念区别于主流的意义系统所推崇的个体通过努力拼搏在社会结构划分的层级之中彰显自己，而是从日常、平凡的事物出发，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关注个体的体验与感受，强调丰富多彩运转不息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生活中的微小瞬间，为个体建构了区别于主流价值观的新的意义。

（三）FIRE 运动：突破主流意义系统的自我解放运动

对想要尝试FIRE的个体来说，提前退休意味着与主流意义系统的期望相悖，访谈过程中受访者们对这一点有非常清晰的认知并有自己独特自洽的理解。

尖尖因为工作环境以及与领导的沟通问题，裸辞过很多次。她总结之前工作的环境都很“厌女”，导致她心里很不舒服，她也曾在工作场合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觉得自己现在FIRE纯粹是被“逼上梁山了”，在现在的日常生活中，尖尖通过算命和心理咨询获得收入，其他时间主要用来读书、看电影、写一点东西，社交认识新人，她未来希望能够去国外打工生活。

对于人要工作的看法，尖尖觉得“工作人伦理被发明才一两百年，人类的历史都百万年了，没有人生下来是为了工作的人，可以有很多事情做。但是我们被描述的那个通道很窄：考一个985、毕业校招、进一个厂，然后就开始上班，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路。但是很多人去打螺丝或者做售货员，大家好像眼里那种生活的方向太窄了，也有很多人做生意摆摊或者干各种奇怪的职业。”

社会的主流意义系统期待年轻人能够在工作领域努力拼搏，但调查显示，相较于其他代际，Z世代群体感受到的工作价值感和意义感最低[7]。FIRE 运动看似与近年互联网流行的“躺平”“佛系”有相同的内核，但实则是年轻人在当下主流意义系统内部无法自我实现后，绕开社会期待，避其锋芒的选择。

桃子说：

“我FIRE 的目标不是彻底不工作躺平，而是心态和心情的解放，希望有一天不为了钱而工作，真正开心，放松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随时出发，随时停下。”

FIRE 实践者们并不认为这是在工作领域受挫或者避世的桃花源般的退隐路径，而是给自己人生按下暂停键，从而有时间思考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再出发。

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指出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不由空闲时间所决定，更不是游手好闲的产物。休闲有三个特征：

第一，休闲是一种精神的态度，它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状态；第二，休闲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
第三，休闲是上帝给予人类的“赠品”[8]。

显然休闲在个体层面来说意义是巨大的。

当下中国社会，人生仿佛一直都在着急向前，读书的时候家长要给孩子上补习班提前学习知识，毕业的时候公司要求求职者对岗位有一定经验。在这种“反休闲”的主流意义系统中，中国小孩从一出生就被推着前进，没有多余时间留给他们休闲、思考、体验日常生活。

FIRE 运动所代表的平凡、缓慢，正是对主流意义的一种反叛。叶子说：

“人有很‘器’的一面，也有神性的一面。‘器’就是你像一个社会的机器和螺丝钉去运转，你可能不太需要有自己的思想，或者有自己思想你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人又有很神性的一面，会去追求人生的意义，会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灵魂深处对他‘器’的麻木的状态是有反抗性在的。FIRE 可能是让你跟你的神性的这一面去做更多的连接。”

FIRE 生活理念代表的注重自我感受与休闲、注重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一批年轻人来说如同一场突破主流意义系统的自我解放。而对于整体进入焦虑时代和加速时代的社会来说，需要传统乡土社会的休闲、消遣观念和生活态度予以平衡，才能提高社会生活质量[9]。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认为伴随消费社会逐渐成熟，消费逻辑将从以物为中心转移到以人为中心，伴随着消费社会进入成熟阶段，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越来越弱，对人际关系的相对充实感的需求越来越强[10]。“第四消费时代”所体现的观念与 FIRE 理念基本一致，相信伴随着我国社会向前发展，年轻群体中会出现越来越多以“人”为中心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