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庄家炽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数字生态社会价值研究所所长
“斩杀线”与美国股市K线的反差
近期舆论中出现了一个热词——“斩杀线”，用来形容美国中产阶级财务状况的脆弱性。
这一概念指的是美国中产家庭所面临的风险阈值：表面生活体面，有房有车，看起来风光，但只要一次意外变故就可能对家庭财务造成致命一击，迅速跌入贫困，甚至无家可归。
这样的经济脆弱性在数据中也有所体现：例如，美国联邦储备的报告显示将近40%的美国家庭拿不出400美元应急资金——这意味着一笔并不算大的意外开销，都可能让一个貌似稳健的中产家庭陷入财务困境。
乍看之下，“中产陷落”现象并非美国独有。任何社会中的中产阶层都可能因为人生变故而滑落，毕竟没有人能保证一生一路高歌。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条“线”值得关注：美国股市的K线（即股指走势）。将这两条线放在一起对照，就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反差。
近来美国股市屡创新高，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多次刷新纪录，华尔街沉浸在一派繁荣景象之中。股市作为经济“晴雨表”表现强劲，理论上意味着宏观经济向好。如果经济景气，中产阶级本该腰包充实、消费升级，豪车游艇买买买，迪拜加勒比逛逛逛才对。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所谓的“斩杀线”如影随形？为何宏观经济指标一片大好之时，中产阶层反而如履薄冰，濒临财务“斩杀”的边缘？这个悖论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社会学难题，涉及金融社会学与劳动社会学的深层逻辑。
金融资本主义与灵活用工的兴起
“斩杀线”一词的流行，折射出当代中产阶级日益增加的脆弱性(precariousness)。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阿恩·卡勒贝格（Arne L. Kalleberg）在其论文《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中所讨论的，这种“脆弱”意味着中产阶层看似拥有中产生活的表征——有房有车，能去加勒比海享受阳光沙滩——却经不起任何风浪，一旦遭遇冲击就会支离破碎。
究其根本，美国中产过度脆弱的成因与过去几十年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密不可分。自20世纪末以来，美国经历了金融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
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压力下，企业普遍追求降低用工成本、提高用工弹性。所谓“灵活用工”，指的是相对于传统终身制全职工作而言更具弹性的非标准雇佣关系，包括多种形式的非固定雇佣模式。常见的灵活用工形式包括：
临时工（通过中介或短期合同雇佣的临时劳动力）
兼职工（非全日制雇员）
合同工（基于固定期限合同雇佣的员工）
零工（通过网络平台接单的自由职业者，即“零工经济”下的灵活就业者）
非标准就业关系在近年来已成为组织用工方式中日益突出的现象。事实上，早在1995年，美国就已有将近30%的工作属于上述非标准雇佣形式，当年女性劳动者中有高达34.3%从事非标准工作。进入21世纪后，“零工经济”（Gig Economy）蓬勃兴起，进一步推动了灵活用工的扩张。
弹性就业的大规模扩张，动摇了中产阶级赖以稳定的根基。传统观念中的中产阶层往往拥有稳定的职业、完善的福利和一定的储蓄；但当越来越多人处于零工和短期合同状态时，“中产”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而松动。
他们看似有一份不菲的收入，但收入随时可能中断；他们缺乏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一场大病就可能耗尽多年积蓄。美国劳动力市场在金融资本主义浪潮中形成的新秩序，使得曾经相对稳固的“中产生活”仿佛悬在半空的秋千，经不起风吹雨打。
可以说，灵活用工的盛行为中产阶级埋下了迈向“斩杀线”的雷：就业不再等于安全，反而可能意味着风险敞口的开启。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趋势在最近几年更加明显——据行业统计，截至2025年已有超过7千万美国人参与自由职业或零工经济，占美国劳动力的约36%，而在2020年这一比例还只有27%。就业模式的剧变，大大提高了中产阶层财务状况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从根本上看，这种结构性的就业不稳定才是美国中产日趋脆弱的主要原因。其他因素如医疗支出过高、社会福利不足等虽然也常被拿来讨论，但可能并非矛盾的核心。
诚然，美国医疗体系的问题确实会导致一些家庭“因病致贫”，但这些惨剧相对而言在中产群体中并不占多数，更不是普遍现象，毕竟都是当打之年，因病返贫的概率不会太高。而公共福利体系本就主要覆盖社会底层，对中产阶级的保障极其有限。
因此，与其说是福利制度的缺失让中产掉入贫困，不如说是中产先因就业和收入问题滑落到底层，随后才发现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来托底。换言之，劳动市场的变化和就业关系的不安全化，才是“斩杀线”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
“斩杀线”和K线相关吗？
表面看来，“斩杀线”的存在与美股高歌猛进的K线走势格格不入。那么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呢？按照华人学者何柔宛在《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一书中的研究，答案是：有！
早在2000年初，何柔宛在华尔街的田野调查就发现：当股市一片欢腾、公司股价屡创新高时，往往也是许多中产阶层突然下岗的高发期。
许多大公司股票创下新高的同时，公司管理层却在大刀阔斧地裁员。每当企业宣布大规模裁员，其股价反而应声上涨——股票飙升与员工饭碗丢失竟然如影随形。
这让人不禁疑惑：公司股价高企不是说明业绩好吗？为何反而要裁员？这一现象在今年再次上演：在Ai浪潮的推动下，亚马逊、谷歌、Meta等科技巨头的股价不断攀升创出新高，但这些公司却几乎同时宣布了大规模裁员计划。表面的经济繁荣与背后的就业不稳形成了鲜明对照。
何柔宛在其研究中深入分析了金融资本主义如何将不安全感制度化。华尔街崇尚“聪明才智文化”和股东至上的价值观，并据此构建出一整套特殊的制度逻辑：以追逐短期股价和创纪录利润为核心目标，鼓励高风险投机冒险，并将持续裁员视为提升效率的手段。
正如何柔宛指出的，这种由华尔街培育的文化——奉短期股票价格为圭臬、无节制冒险逐利、不断进行企业瘦身裁员——被逐步强加到美国各行各业，成为重塑企业行为的准则。
在“股东价值革命”的旗帜下，金融资本获取了影响并规训美国企业的强大权力，能够随心所欲地将自身的组织实践和理念灌输给各个行业。
其直接结果，就是将就业不稳定合理化为市场竞争下的“新常态”：公司可以随时为了股价表现而大规模裁员，员工则被当作可以迅速清算和重组的资本要素。换言之，企业逐利和重组的灵活性提高了，代价却是普通劳动者的工作稳定性大幅下降。
诚如有人戏言：“美国工人阶层已经被‘清算’成了流动的‘液体人力’”——就业稳定性和安全感被彻底“液化”了。对于普通中产来说，这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无情甩下经济快车，被迫直面风险社会的风雨。
需要强调的是，公共政策层面的变化也为中产阶级的脆弱埋下了伏笔。金融资本主导的意识形态倾向于缩小政府角色、强化市场纪律，其直接后果往往是削弱社会保障和集体保护机制。
在过去数十年里，美国工会力量显著衰退，劳资谈判逐步向资本一方倾斜；私人养老金计划从传统的固定收益制大幅转向401(k)投资账户，将退休风险转嫁给个人；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加速市场化，成本高昂却缺乏普惠性的制度兜底。
这些变化绝非巧合，而是资本利益集团长期游说和影响政策的结果。金融市场青睐灵活用工和低人力成本，于是政策上放松对雇佣关系的监管（例如放宽劳工保护、承认零工经济的合法地位），并避免增加企业社保负担。
宏观层面上，金融化浪潮下经济数据节节攀升——股票指数不断上涨，GDP总量屡创新高，看似一派繁荣；但微观层面，由于社会安全网日益单薄、风险更多由个人承担，普通家庭实际面临的风险系数前所未有地增加。
当经济增长的果实主要被资本攫取，而没有用于强化社会保障时，中产阶级就如同在高空走钢丝却没有安全网。一旦风吹草动，他们就可能失足坠落。金融资本塑造的制度环境，将利润留给了资本，却把波动和不测留给了劳动者。如此“繁荣的两张皮”现象，使得广大中产阶层即便身处亮眼的平均数字之中，仍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
综上所述，从金融社会学的角度看，美国股市的K线与中产阶级的“斩杀线”其实是高度相关的。K线攀得越高，“斩杀线”临界的风险也就越大。金融资本攫取利润的能力越强，对应的就是劳动者权益保障越弱、中产阶层越发脆弱，甚至满血也可以是斩杀线。
*参考文献：
[1] 何柔宛，2018，《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翟宇航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 Kalleberg, A. L. 2000. “Non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 Part-Time, Temporary and Contract Work.”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1): 341-365.
[3] Kalleberg, A. L. 2009.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1): 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