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文律师：一个“斜杠青年”的三十年|王建文_新浪财经

　　来源：济源网

　　王建文律师：一个“斜杠青年”的三十年

　　永远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文/彭川

　　‘“斜杠青年”，是2017年开始流行的网络热词。它指的是这样一个人群：他们不满足单一职业和身份的束缚，而是选择一种能够拥有多重职业和多重身份的多元生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王建文律师非常喜欢“斜杠青年”这个词，他自己曾是一位媒体人，后来又做了律师，成了政府智库专家，同时又做过互联网软件开发、体育人、养老产业从业者。作为律师，他的服务领域也不仅限于土地与房地产，还延伸到了政府与公共事务及文旅体康养产业。正如斜杠青年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进步的体现。王建文三十年的“斜杠青年”人生，既是他适应时代发展的被动选择，更是其主动适应变化、顺势而为的结果。三十年后，时代依旧在变，他的跨界人生也依旧在继续。’

　　——题记

　　【上篇】

　　“从小我就是语文成绩最好，作文都是范文，所以老早就被打上了文青（文艺青年）的标签。高三那年，我偷偷领了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计划报考导演系，因为听说导演专业学生的日常就是看了电影后写观后感，这个我太擅长了。不过，回家后我又考虑了好几天，终于在报名截止日前想清楚了一个道理：一个导演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别人的评价，拿这个当职业太不靠谱了！于是断然放弃了。”

　　坐在对面的王建文律师，西装精致得体，发型一丝不乱，架一副金丝眼镜，与我预想中的采访对象形象完全一致：一位从事法律工作30年、上榜“2023年度LEGALBAND中国律师特别推荐榜：政府与公共事务15强”的专业律师。但是，甫一见面，他便说出了上面的这段“开场白”，这却让笔者颇感意外，也来了兴趣。于是，顺着这个话题，我们聊了下去。

　　媒体人“误入”法律圈

　　“我大学读的是历史系文物博物馆专业，这个专业学习的内容很有意思，但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肯定不想毕业后就把自己交到博物馆成为一个‘古董’，所以从入学起，我就立志要做一名记者。”王建文回忆说，“大一时我就报名成了一家中字头报社的通讯员，后来还到报社实习，其间，处理投稿、编辑、采访、发行等业务都接触了一遍。大学四年间，我在报纸上陆续发表了不少文章，毕业前还在该报开了一个名为‘文化人经商’的采访专栏。毕业时虽然有不少政府机关来招人，我还是选择了进入报社工作。”

　　王建文回忆，加入报社后不久，其部门负责人就和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一起找刊号、自己办一份报纸。为了全力推进此事，这位部门负责人还拉着他一起辞职，加上另一个同伴，三人携手开了一家文化传播营销公司，一边从事图书出版、广告、企业新闻发布、产品代销等业务，一边找报纸刊号。

　　20世纪90年代初，全民经商成为风潮。1993年，由司法部律师司牵头，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学院前身）、中国政法大学等组建了一家法律服务公司，王建文三人的文化公司机缘巧合地成了这家新公司的股东。数月后，由于找报纸刊号的事一直没有进展，新组建的法律服务公司又严重缺人，王建文便应邀成了这家新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自此，他一边去中国政法大学学习法律课程，一边负责公司的日常业务及运营管理，并在1994年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

　　这家法律服务公司主要从事法律培训和法律软件开发等工作，学员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法官及大型企业从业人员。

　　几年里，公司开展了一系列的法律业务。

　　首先，1993年《证券法》颁布后，承办了司法部与中国证监会主办的全国证券律师资格考试第一期、第二期培训班，并协助最高院法官学院发行了相关教材。此外，还举办了首钢集团公司等经济法研讨、培训等业务活动。

　　其次，为有效开展律师服务，在全北京范围内组织了针对律师行业的问卷调查，实地走访了部分律所，整体掌握了北京律所的现状、需求、问题、管理模式等情况。因为王建文有新闻采访经历，所以走访工作基本由他带队完成。“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律师这个行业的整体发展有了自己的认知和持续的思考。”

　　再者，1993年底，该公司的部分领导因公赴美参观了美国LexisNexis公司（律商联讯），回国后决定筹建一个类似的平台，就叫中国法律网，具体的执行工作落到了王建文身上。意外地，王建文又因此成了中国最早接触法律互联网的人之一。随后，他带着工作小组展开市场调查、项目研讨，筹措资金，寻求技术支持，同时负责建设计算机房、组建技术团队……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当时INTERNET在国内尚处于研究试验阶段，缺乏基础，因此相应工作的展开可谓是困难重重。经过一年的摸索，公司决定缩小范围，与中国证监会合作开发“中国证券法规查询系统”单机软件。王建文随即又组织人员开展录入、校对、排版等工作，并组织专家编写检索主题词，先后录入编辑了上亿字的文字量（包括综合基础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

　　1995—1996年，中央要求公检法与企业脱钩，随即，这家法律服务公司停业。在办理公司清理手续后，王建文正式开始了执业律师生涯。由于之前的工作经历，无论在组织和管理能力上，还是在对律师行业的整体认知上，王建文事实上已经远超当时很多律所的管理合伙人，因此1996年正式执业伊始，他就直接成了律所合伙人。

　　〔从文博专业毕业生，到媒体人，再到进入法律服务行业，最后转到专职律师，其间，还一度深入介入互联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早期，王建文已经成了一个妥妥的“斜杠青年”，而他的“斜杠”人生才刚刚开始。〕

　　“意外”成为中国第一批房地产律师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还是“宿舍时代”，基本还没有房地产的概念。90年代中后期，北京等城市开展了一些市场化尝试（如出现外销商品房等），直到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房地产市场化才正式启动。

　　那时的律师行业也还处于“万金油”状态，并无严格的专业划分，因此也不存在房地产专业律师。

　　（一）项目策划入手

　　“介入房地产行业，我不是从法律入门，而是从营销策划开始的。”王建文笑着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在报社时，我写了一篇有关城市拆迁的长篇报道，因此认识了一些政府主管部门及国有房企的负责人，并成了朋友。记得大约是在1996年，北京一家国有房企要在海淀区尝试开发一个大型商业住宅项目，因为此前都是盖宿舍，他们也没有做过真正的商业营销策划，所以就找到我，让我帮忙设计案名及撰写楼书文案。因为我是学历史出身，海淀区又是文化底蕴特别深厚的一个地方，我便引经据典地起了多个案名，最后定名‘天秀花园’，还据此撰写了几稿非常有文化味道的文案，设计制作也是费了老劲了。现在大家可能啥文案设计都看过了，但在当时，像这样的商业地产文案还极为少见。我记得，当年我们制作的那些楼书每本的成本高达几十块钱，当时觉得好贵，领导也好心疼，不过最终还是咬咬牙认了。结果拿着这些楼书上展会后，几天时间卖了上百套房子，大获成功！”

　　因为这一次的成功，不少开发商后来找到王建文。“一开始大家都很惊讶，没想到我居然是一位律师，呵呵！自那以后，我又陆续为不少地产项目起案名，写文案，甚至现在有些街道的名字，比如海淀法院门口的丹棱街，始作俑者也是我。”说到此处，王建文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二）活动策划起家

　　1998年中央宣布取消福利分房、正式启动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开始兴起。

　　这一阶段的房地产开发商，大部分处于“三无”状态：无资本、无团队、无技术。政府方面，则是积极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房地产开发，拿地政策等也特别优惠（土地还是协议出让）。律师的工作，主要也是边学习、边培育市场。

　　王建文变身律师后，与媒体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与《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北京晨报》、北京经济台、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多有合作。其中最深入的是与《北京晚报》之间的合作，作为几位核心策划人之一，他参与策划了当年的“明星楼盘评比”（一直是核心评委）、“看房班车”等一系列活动。

　　2001年深圳房交会拟升格为“中国住交会”，其负责人特地跑到北京找到几位媒体朋友，包括王建文，共同策划此事。首先，他们联系了各省的主流媒体，发起组建了“中国住交会主流媒体联盟”，王建文是当时该联盟成立大会上唯一的一位非媒体人员（以《北京晚报》顾问身份参会）。其次，北京这边组织了由住建部领导带队的“北京房地产代表团”参会。为此，王建文还“别开生面”地直接策划了一次“包机活动”，联系海航集团包机，并在首都机场专机坪搞了一系列活动。这个策划诞生于“911事件”后不久，其执行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问题之多你根本想象不到，足以写一本书”。折腾了几个月，好在最终顺利成行，也立时成了当年地产界最大的热点新闻之一。后来海航集团时任副总告诉王建文说，“你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在首都机场专机坪组织商务活动的人。”

　　此后几年，据王建文回忆，他在《北京晚报》开设了《律师在线》《见文见智》专栏；在北京广播生活台（927千赫）开设了直播节目《完全家居手册》；在北京广播电台经济台（1026千赫）开设《安居置业·房律师热线》直播节目，并任现场主持。他还经常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各类房地产节目，还参加了北京地区一系列与房地产相关的论坛和活动。其间，他发表的上百篇、数十万字城市建设方面的文章，被上百家媒体和网站多次转载。

　　“当年我参与媒体及社会活动有两个原则，一是只谈专业内容，不涉及其他；二是凡律师扎堆的地方，我基本都不去，所以，我参与的很多媒体及社会活动，嘉宾中基本没有律师，经常只有我一个。”王建文说。

　　（三）市场开拓与专业学习

　　营销宣传之外，那些年里，王建文带领团队做的主要工作是：一边开拓市场业务，一边组织专业学习。

　　“当时与其说是开拓业务，不如说是创造、培养业务。”他说，“比如按揭，我们先是给各商业银行的行长和信贷部的经理们讲授按揭基本知识，然后再帮助银行设计业务流程，承办他们委托的服务。比如，针对开发商的服务，我们是先给开发商团队培训开发、建设工程、招投标、销售等各类法律知识，帮助开发商设计售楼服务流程，再把我们的法律服务嵌入其中。再比如，针对政府部门的服务，我们是先给土地、规划等部门及事业单位进行国土、城市规划等方面的法律政策培训，再接受其委托，为相关单位提供法律服务。”

　　除了业务开拓，王建文把专业学习也始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当时房地产是一个新兴行业，律师的工作又都是碎片化的实务型工作，所以在专业学习方面，是很难做到系统化的。”他说。他当时带领团队，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专业学习：

　　一是所内学习。对房地产开发涉及的各个环节进行系统学习，比如，承接了某个拆迁业务，就组织团队把各类型的拆迁知识全部梳理、学习一遍；涉及建设工程，就把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施工规范、概预算手册等都买回来，一起学习。遇到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就请外部专家来讲课。所里组织的这类培训都是强制性的，每月一次大培训、月中一次小培训。

　　二是与业内同行之间交流学习。2003年起至今，王建文已经连续六届担任北京律协土地与房地产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一职（他从不竞聘主任，因为没有精力负责律协专委会的各种日常管理工作）。在这一岗位上，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推进律师同行之间的交流，互通有无，开拓视野，以及组织培训活动。

　　三是自我提升式学习。这些年，王建文一直都是专业知识的传播者。如2004年给北京大学经管学院首届房地产MBA班讲授房地产法律课程，2006—2009年连续给中国人民大学房地产MBA班近20期的学员讲授房地产法律课程，还受邀为各地律协、政府部门、部队、房企等授课，“这些听课的学员基本都是开发商高管及政府部门人员，对课程的专业性、实务性要求很高，只要讲得不好，下一次就会更换教师。”王建文说，这迫使他不得不在授课的同时，不断地通过自我学习和总结，提升自己。

　　（四）介入城市公共管理

　　土地与房地产关乎国计民生，住房又是公共产品，所以从房地产市场兴起的那天起，它就一直都是政府强力监管的一个行业。与此同时，这些年我国房地产基本政策法律法规不断地在出台、更新和调整，“客观上，这一剧变的历史进程，需要专业律师的共同参与。”由此，作为房改后中国第一拨房地产律师中的一员，王建文很自然地介入到了大量相关顶层设计与公共管理事务中。他具体介入的路径，主要包括如下几个。

　　一是担任政府部门顾问，参与立法、决策咨询。这些年，王建文先后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发改委、北京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等担任法律顾问，同时，作为国土、住建委的专家，先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物业管理条例》《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北京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法》《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方案核准办法（试行）》《北京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违规问题举报办法》《北京市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北京市管道天然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中国老年宜居住区试点工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起草或修订，以及涉及城市公共管理的诸多决策咨询。

　　此外，受外交部行政司的委托，他还曾就外国驻华大使馆馆舍建设事宜，牵头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国政府关于外国在中国北京建设大使馆馆舍土地使用合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国政府大使馆馆舍买卖合同》两个文本。

　　他还参与了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组织的《北京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等示范文本的起草，是现行《北京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二是直接为政府、事业单位的基建项目担任法律顾问。王建文先后为外交部行政司、外交部及驻外机构服务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国家话剧院、总后勤部司令部、总装备部通用装备保障部、总装备部装甲兵工程学院、海军航空兵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等政府、部队、事业单位的基建项目担任法律顾问。

　　三是参与城市公共管理调研考察，进行专业培训。王建文先后与政府部门、房企、高校等负责人，多次赴德国、荷兰、奥地利、英国、美国、韩国等地考察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管理。期间，他与各国当地的政府官员，以及英国景观规划协会、美国纽约大学、牛津布鲁克大学房地产与建筑系、剑桥国际土地管理学院、大纽约物业管理协会等相关人员进行了交流，“早在2006年，我们就与美国纽约大学、美国基金公司等就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产品进行了深度沟通和了解。”

　　此外，2016年，他曾为中国人民大学“法治政府建设暨政府法律顾问实务高端研修班”进行授课培训；2017—2019年，作为授课老师，连续三届为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的政府法律研修班进行授课培训，讲授行政法课程。

　　〔从项目策划、活动策划到参与法律服务市场的培育；从开发商法律顾问到政府法律顾问、土地房地产法律服务到行政法律服务；从撰稿人到授课老师，当别人惊讶于王建文一次一次冲破职场边界，且跨界后身份转变如此之大又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时，他却只是莞尔一笑，回答说：“后来还有更跨界的事儿。”〕

　　【下篇】

　　从城市开发转向城市运营：工作“圆心”是城镇化

　　一直以来，王建文将我国近几十年的房地产业分为三个时代：1998年前是“宿舍时代”；由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开始到2010年前后为“产品（商品）时代”；2010年前后至今为“资本时代”。

　　王建文：从1998年前后开始，房地产经历第一个爆发性增长的十年后，中国经历了入世、2008年奥运，全国各界乃至海外资本均不断涌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其中，相当多的投资商、开发商从初期的盖房、卖房，逐步向各类持有型物业投资运营过渡。特别是近十年，随着中国城镇化率和居民住房自有化率的不断大幅度提高，城市土地供应日趋紧张，大拆大建难以为继，越来越多的投资商转向了城市运营，比如万达集团即明确宣布自身由开发商转型为文化运营商。世易时移，大的环境变了，我们自然也在跟着变。其实，我们逐步从城市开发转向城市运营的过程，一开始也并非出于自觉，也不是系统性的，只是由于不动产业态越来越丰富、市场日益细分，我们也就跟着政府、投资商在一步步地往前探索。

　　（一）介入文旅产业

　　王建文：2008年后，我国的旅游产业呈井喷式爆发，这直接拉动了各地的文旅地产和文旅度假休闲产业发展。伴随着这一波浪潮，我们也从北京郊区开始，由海南、广东、福建到云南、四川、安徽、山西，自东北到内蒙古……不断地跟随投资商介入到全国各地的文旅产业项目中。2016年，我们律所还曾专门在云南大理举办了一次文旅产业投资论坛活动。

　　文旅产业依托的主要资源是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在我国，像海南的大海、东北的长白山这种可以直接拿当地的自然资源作为旅游资源的地方其实不多，由于我国是文明古国，所以各地的旅游资源更多依托的还是各种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2018年，国务院部委机构调整时，将文化部、国家旅游总局合并为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为其下属二级国家局，此调整就是意在将文化（特别是文化遗产）与旅游相结合，推动和壮大文旅产业。

　　跟随投资商介入到全国各地的文旅产业项目中，这岂不是又回到了您大学时的专业，回到了您的老本行？

　　王建文：是的。2018年，中办国办颁布《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后，文物活化利用成为各个地区，尤其是旅游和遗产大省的热点。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国家对现行文化遗产的管理，基本还是沿用过去的法律政策和管理体制，由于涉及文物，所以在利用方面，一直偏于保守。就如《若干意见》中所说：“文物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用仍需加强……文物合理利用不足、传播传承不够，让文物活起来的方法途径亟须创新；依托文物资源讲好中国故事办法不多，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亟待增强。”基于这个背景，我们感觉，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调整。因为文物是活的，一方面随着年代推移，很多建筑、物件和内容会逐渐成为文物；另一方面，既有的文物，尤其是不可移动文物，日晒雨淋、风化侵蚀，保护的难度和成本很高，如果只是让文保部门把文物“关起来”管着，既不利于文化传播传承，对财政也是很大的负担。因此，文物既要保护，也要利用，而合理利用是最好的保护。

　　从2018年起至今，我们参与了一系列主管部门的制度政策研究工作，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接受北京市文物局的委托，连续完成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政策研究》《文物活化利用中各相关方责权关系的政策研究》《文物资源资产管理相关问题研究》等政府课题，并且，目前还在申报新的课题。

　　二是先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管理法》《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核心区重点文物腾退利用的实施意见》《文物腾退安置统筹机制》《北京市长城保护员管理办法》《关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等的立法修订工作，为其提供修改意见。

　　三是接受文物局委托，提供政策咨询与职责执行评估服务，并先后为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做了题为《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的历史使命与方法论》等专题培训。

　　四是参与了文物主管部门的诸多活动。比如，先后参加了北京市文物局组织的古都文化政策调研座谈会、文博资产化与文物市场发展研讨会、文物银行建设思路研讨会、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专题会；作为评审专家，多次参加北京市文物活化利用项目的评审；作为嘉宾参加“北京长城文化节——2022八达岭长城高峰论坛”，就相关话题与大家进行了对话与研讨。

　　我个人感觉，文化遗产与旅游、文旅产业的结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有不懈推进，才有可能创新。

　　（二）介入养老和医疗医药健康产业

　　随着生活及医疗水平的提高，这些年我国的人均寿命也在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一个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王建文：大概在2010年前后，受清华一位好友之邀，我开始参与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清华同衡城市规划设计院等为平台举办的“清华养老产业高端论坛”。该论坛最初的两年是每年举办两次，后来是每年举办一次，到2019年连续举办了十一届，是全国最大的养老产业论坛之一。后来因为疫情暴发，活动被迫停滞。其间，我们德恒所承办了第八届“养老金融创新分论坛”、第九届“养老投资与风控分论坛”。2013年，作为主要发起人，我参与发起组建了清华同衡养老专家委员会，从初始的30多位专家到后来发展到上百位。从2016年起，为承办论坛及相关咨询服务，我兼任了北京清城同衡大健康科技研究院院长，先后带队接受北京市老龄协会的委托，完成“北京市互联网+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调研项目”；接受北京市东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委托，完成“东城区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需求评估及方案设计项目”“北京东城区老龄办养老驿站适老设计前置评估及验收项目”；接受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社区工作办公室委托，完成“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此外，作为副主编，我主持编辑出版了《健康中国幸福养老——养老产业发展研究报告》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并参与撰写了其中部分法规政策章节；作为中国房地产协会养老住区委员会专家委员、《老年住区系列丛书》编委会委员，参与撰写了《社会力量参与老年住区建设的模式和相关标准》一书（中国城市出版社），《现行老年住区相关政策问题及展望》一文收录此书。

　　很显然，您这已不是简单地以一个法律人的身份参与养老产业了，又是一次跨界后的深度介入。会有偏离主业的困扰吗？

　　王建文：呵呵，很多人一度认为我就是养老产业从业人员，当然，法律才是我的主业。所以这些年，我也先后担任像国投健康产业、新华人寿养老、合众人寿养老、远洋养老、乐成养老、山西康养集团等诸多康养投资机构的法律顾问或专项顾问，主要以法律人的身份，介入了诸多养老投资、建设、运营项目。

　　医疗与养老向来关系密切，国家也在大力推进医养结合。这些年，您和团队已深度介入养老产业，想必随着业务的开展，也会自然地延伸至医疗医药健康产业，是这样的吗？

　　王建文：说到医疗医药健康产业，其实我们之间的渊源挺深的。我说过，90年代的律师多是“万金油”，即有什么业务就做什么业务。那段时间，我给不少大型的医疗医药机构服务过，包括GMP认证、药企及医院并购、专利知识产权纠纷、新药转让等。2003年非典时，我还是抗非典律师团成员之一，曾率先提出以“情势变更”原则，应对大面积的合同违约。此后，因为房地产市场快速成长，律师行业也逐渐专业化分工，我才把精力重点放到了房地产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近些年，因为大环境又发生了变化，我们才得以腾出手来兼顾其他方面的业务，由于我们曾深度介入康养产业，有一定基础，所以很自然地又逐步回归到了医疗医药健康产业。

　　就德恒所而言，我们从2004年至今，一直在担任国家卫健委的法律顾问，这些年又同时在担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法律顾问，这两家机关一个管医疗；一个管医药、食品、保健品等，因此，我们对于医疗医药健康领域，一直比较熟悉。所内律师为大量的医疗、医药企业提供过改制、上市、并购、融资等服务，同时，我本身也在担任如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等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

　　（三）介入体育产业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您以律师身份一步步走向养老、医疗医药健康产业其中的历史脉络，以及各项具体工作之间的联系。但据了解，您居然还介入了体育产业，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王建文：2014年，我完全是误打误撞接触了棒球项目。当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在全国掀起了一股体育产业热潮，我也懵懵懂懂地做了一届中国棒球协会副主席。我的性格是“要么不做，要么好好做”，所以在那几年里，我花大力气：连续组织了三届棒球顶级赛事“中国棒球联赛”；组织人员对全国的棒球场地、专业和民间队伍进行了全面调研，编写了《中国棒球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是当时体育改革后、体育总局系统第一个作出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的单项体育项目；与美国大联盟MLB、韩国棒球总会、亚洲棒联、日本PONY棒垒球联盟等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向时任体育总局局长当面汇报拟在中国申办棒球世界杯的计划；与中国证券业协会合作，在其主办的“中证众筹平台”上挂出了001号融资产品“棒球培训项目”；在北京、四川成都、福建厦门、广西桂林、陕西西安等地联系棒球产业项目落地……。体育总局各协会全面改革后，我至今仍在担任着一些职务，包括协会理事、法律争议委员会副主任、法律顾问，去年还作为仲裁员，对职业运动员注册转会纠纷做出了中国棒协第001号裁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算是个体育人士了吧。

　　这一系列的努力和实践，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是对体育产业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也看到了各大健康产业背后的共性。

　　此后，在2019—2022年担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奥运会备战办法律顾问期间，我还牵头完成了《运动员商业化运作中各相关方责权关系的法律政策研究》课题。在2022北京冬奥会举办时，我们接受奥委会备战办委托，修订审改大量中国奥委会与第三方海内外机构训练康复协议、训练基地保障协议、外教聘用合同协议等与奥运备战相关的中英文合同协议、出具法律意见书；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接受加拿大奥委会/加拿大残奥委会委托，为其参加北京冬奥会提供法律顾问服务。

　　这些年，您涉足的领域：从文旅项目、文化遗产，到养老、医疗医药，甚至到体育产业，您这30年的职业生涯确实非常“斜扛”。但您也说过，自己的主业始终是法律，那怎么理解您的主业和这些“跨界”之间的联系？

　　王建文：呵呵，初看起来一些人确实会有些不太能理解，一个人怎么会跨了这么多个行业，并且，每个行业扎得都还比较深。其实，这背后都是有脉络可循的。

　　如果你连续看看过去40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不做产业划分的，城镇化率只有17.90%，农村人口占比82.10%，是一个标准的农业化国家；（2）2001年，我国的第二产业（加工制造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农业）与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或商业）之和，达到了51.2%，说明我国在20年前开始步入工业化国家；（3）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半数、达到了51.30%，农村人口占比48.70%，说明我国的城镇化在大幅提速；（4）2015年，我国的第三产业首次超过工农业产值之和，达到了50.5%，说明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5）202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65.22%，大部分一、二线城市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80%—90%。

　　从上述的节点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的40多年，就是推进城镇化、缩小城乡差别的40年。其中，在前20—30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等“城市建设”自然是重头。但到了今天，城市中的大拆大建一去不复返，房地产由盛而衰有其规律性和必然性；未来城市发展的重点，已向存量资产盘活和运营等城市更新、城市运营转移。那么，“城市运营”中主要运营的是什么呢？核心内容无外乎就是文化、教育、旅游、健康（医疗医药）、养老、体育等，不是吗？

　　同时，由于文、旅、体、康、养产业涉及的基本都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放眼全球，任何发达国家都不会完全将其市场化，尤其在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的监管只会更加强化，因此，政府与公共事务本身就是“城市公共管理”。

　　如此一来，回头再看我这些年所介入的产业，就可以看出，实质上它主要涵盖的就是：城市建设（房地产）+城市运营（文旅体康养）+城市公共管理（政府事务）。它对应的正是我在律所牵头组建的三个专业委员会，其核心的主题词就是一个：城镇化。

　　对未来职业的思考：高度决定格局，细节决定成败

　　王建文：今年是我们律所成立30周年，也是我从事法律工作30年。回首这30年，我感觉很幸运，除了自身的努力，主要还是有幸站在了时代的潮头，赶上了国家经济迅猛增长的大时代。

　　步入30+的职场生涯，您有何感触？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何基本认知？

　　王建文：我一直信奉一句座右铭：“高度决定格局，细节决定成败。”

　　先说说高度决定格局。

　　最近AI人工智能和GPT-4是全国乃至全球最热的话题之一，人类已经在担心，是否有一天硅基生物会取代我们这些碳基生物，而AI将替代律师等职业的说法也甚嚣尘上。回顾人类发展史，从农耕文明时代，到大航海商业文明时代，再到工业革命时代，每一次的技术变更，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赶上了信息技术革命时代，我们眼看着一些职业已经消失或被替代，尤其是那些主要靠人工、重复的工业流水线化色彩浓厚的职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不能“开放心理边界”，还固守原有的所谓专业细分、原有的技能，那么，我们可能很快就会被无情地淘汰，而且就像《三体》中所说的，“我干掉你，与你无关”。

　　对律师行业的老律师而言，过去30年，我们一直强调专业化、细分化、公司化，在经济蓬勃增长的年代，“一鱼八吃”没有问题，但当经济下行时，你还只会“做鱼头”，可能就要饿肚子了。就年轻律师而言，很多年轻人的素质比我们刚入行时强太多了，但一入行，就被迫成了制作各种制式文本的工具人，你让他（她）向师傅反映，他（她）的师傅也是这么培养出来的！很多诉讼律师，从毕业论文之后，就再没写过大几千、上万字的文稿。而很多非诉律师，执业多年更是从没进过法院。律师是个实务行业啊！人工智能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大数据分析和处理，很快能够替代的就是重复的、流水线的工作。因此，人类必须“开放边界，提升认知”，回到“终生学习”的状态。

　　再说说细节决定成败。

　　我刚从媒体人转行成为法律人那几年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你知道做传媒营销是需要发散思维的，而做律师需要的是逻辑思维，刚从事法律工作那几年，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写一篇案情分析和意见，我的左脑想的是法条、案情推理，右脑想的是案子背后的故事，我需要不断切换、不断训练自己的思维方式。记得我最早代理了一个民企老板析产纠纷案，结果事后我抑制不住激情，居然以此案为原型，写了一部中篇小说！

　　这段经历让我深信，人的大脑才是最复杂的“人工智能”。决定人工智能的三个要素是数据、算法和算力，人工智能可以非常快速、精密、精准地运算。但人脑最复杂的恰恰是模糊计算，人类的情感情绪、理念理想、良知情怀等，恰恰都是难以用语言和算法去定义的，简单来说，常识和思维逻辑（非计算逻辑）才是人类抵抗人工智能的最有力工具。

　　回到法律行业，所谓“细节决定成败”，这里要强调的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关注工作细节，而是要在思考具备高度、格局的基础上，工作要落地，要回归常识，回归本源。一个客户找到你，就是请你处理麻烦、解决问题，我称之为“价值服务”，如果你不能解决问题、提供价值服务，却给人家厚厚的一本法律分析和制式文本，还要计时收费，这就像患者去医院看病，做了一堆检查，却不能确诊，也无法治疗。如果你提供的只是这样的法律服务，那么，就算是没有人工智能，人家也要换掉你。

　　“细节”体现在具体工作的方方面面，整体来讲，就是要求你特别用心，通过“细致周全”地思考，确保自己采取的举措都能落地、都有价值，并且，形成一个体系后能够为客户解决实际问题。

　　也就是说，既要“识势”，懂得顺势而为；也要“踏实”，并始终能提供有价值甚至具备不可替代性的服务，才是职场上长久的生存之道。而一个人要长久地做到顺势而为，就必须持续地学习，绝不能固步自封。我们知道，您一直都是个用开放心态积极拥抱时代变化的人。听说您很早就在接触网络应用，从亚马逊、当当网、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到BBS、QQ、博客、weibo、微信等交流平台和社交软件，您几乎都是最早一批的注册用户，是这样的吗？

　　王建文：是的。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对新事物一直抱有很浓厚的兴趣，而且至今还保持着这种好奇心和探索欲。比如，我正热切期待着导入了GPT-4的微软OFFICE系统。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每一次技术变革导致一批职业消失的时候，往往又会诞生一些新的职业，像十年前，我们怎么会知道“网络主播”是干什么的？我很喜欢“斜杠青年”这个称谓，未来已来，打不过就张开双臂拥抱它。

　　【人物简介】

　　王建文，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经济师，拥有基金从业资格，德恒政府与公共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德恒土地不动产投资与运营专业委员会主任、德恒文旅体育与养老健康产业专业委员会主任。

　　第九届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北京信用协会监事长，北京市评标专家，北京律师协会土地房地产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土地政策与制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房地产协会养老住区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及中国房地产业协会老年宜居住区建设试点工程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残联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委员，全国房地产经理人联合会常务理事，清华同衡养老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棒球协会第七届副主席、第八届理事会理事，中国棒球协会法律争议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清城同衡大健康科技研究院院长，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董事，北京明日之城健康科技研究院院长，北京土地学会法律委员会委员，北京房地产学会政策法规专业委员会委员。

　　获奖情况

　　2004年度，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2004年度专业委员会优秀委员”，是北京当时万名注册律师中同时获得这两项奖的十位律师之一。

　　2005年当选“北京楼市2005年度推动力人物”，是当选的18位推动力人物中唯一的律师，也是历年来京城楼市年度人物评选中，首次有律师界代表当选。

　　2006年当选“首届全国建设领域百名优秀专业律师”。

　　2009年当选“影响中国•第九届中国时代十大杰出人物”。

　　2012年被北京市律师协会评为《北京律师》杂志优秀撰稿人。

　　2013年当选“北京市优秀房地产律师”。

　　2013年、2014年连续在国际知名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Chambers & Partners）亚洲法律大奖（中国）排名榜上榜（房地产领域）。

　　2021年，带领团队获得知名法律杂志《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21年度“房地产投资及REIT基金”法律领域“卓越律所大奖”。

　　2023年，入选LEGALBAND“政府与公共事务”中国律师特别推荐榜15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