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光:如果电影界能拍一部中国商业百年纪录片

刘晓光:如果电影界能拍一部中国商业百年纪录片
2017年01月05日 18:55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文|刘晓光

首创集团原董事长

历史上的1928年-1938年是中国民族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黄金十年,这是由费正清和费维凯总结出来的,那个年代是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

黄金十年发展快的条件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后,根据1928年的情况来看,那个阶段的民营企业确实发展比较快。因为那时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中国刚刚接受了一种新的制度——封建主义逐渐被瓦解,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有所发展了。

第二,由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促使了中国人实业救国的心理。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19世纪20年代日本已有十条航空母舰,这是日本当年的水平。但是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航母。

第三,当时的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当时中国有四五亿的人口,所以中国市场在世界市场中已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日本在19世纪60-90年代进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日盛,走上了强国之路。

另外,还因为当时有比较宽松的环境。那时在北伐之前,军阀比较厉害,还谈不上区域市场分割,实际上这是打破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格局的一个很好的方向,有些稳定的状态出现。全球化和相对宽松的环境,包括外来的经济压力,尤其是日本的崛起,让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走实业救国、实业报国之路,要进行维新变法之路。

中国近代的失败

实际上中国近代有两个失败:一是康熙时的封海政策,对外政策没有开放的概念和载体,严重的闭关锁国、封海政策把我们完全限制了。而当时的荷兰人、葡萄牙人在开着战舰不断征战,英国成了“日不落帝国”。二是“寨文化”,都是土寨,一把火就能烧光。但是,欧洲那些城堡都是石头做的,挪威的城堡烧了几次都烧不坏。寨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封闭的政策。

弱小但有力量

那时候的中国太弱小,但反而是在弱小情况下的发展,所显现的力量却更大。1928年-1938年时中国的经济条件有限,那时候没有新经济行业,都是盐、米、铁、纺织、丝绸这些简单消费品的行业,产生了很多纺织大王、船王,主要是江浙一带的发展开发,包括沿海、长江沿线地区,北方的天津、中部的武汉、云南蒙自都有大商埠。

许倬云

台湾“中研院”院士

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

台湾有一个叫许倬云的教授,他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那段历史研究得很透。我听许倬云讲过当年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阶段,那时没有什么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从技术角度来讲肯定还是很落后,在印染或其他行业,基本上还是用国外的技术。

残酷的经营发展历史

那个时代的经营发展其实也很残酷,我在四川丰都鬼城看过一副对联,其中下联说明那时的商业历史是血淋淋的——“金黄银白心黑手辣眼红头上有青天”,金子是黄的,银子是白的,要想拿到它就要“心黑手辣眼红头上有青天”。那时的长江一带,基本上是靠抢码头赚钱,让双方的马仔穿上烧红的铁靴,谁走的远,这码头就是谁的。

在马仔走之前,先拿十万光洋给他的家人。因为穿着烧红的铁靴跑,跑完这程肯定会死。这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跟英国当时的圈地运动很相似。

其实,美国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也很悲壮,很多爱尔兰人到了美国自由岛,下船后就被美国的黑社会枪杀了,钱也被抢走了。还有新奥尔良圈地运动,美国那时也有圈地运动,所有的移民晚上排队住在这儿,第二天发令枪发令,谁规范先跑当场就被枪毙,谁跑得远,谁的占地就多。

人类的那段历史就是一个血泪纷争的历史,我看到那副对联时特别有感慨,它把血淋淋的历史说出来了——要想拿到“金黄银白”,就得心要黑、手要辣、眼要红,头上还要有青天,有人罩着你。中国那时的商业竞争很残酷,它是一种隐晦的文明,不像现在这种比较透明的竞争。

后来在海外做企业的那批华人具备完全的商业精神,典型的如包玉刚、霍英东等等,他们传承了当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以后那个时期的精神。那种历史的血脉相承,大概是从文革初期开始。他们有报国志向,热情且有胆识,但技术上不很全面,完全是家族管理。他们受到西方企业的启蒙和启发,有民族自觉感、民族自尊心,这批企业家大体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产生的。

纪念中国商业百年历史

我一直希望电影界能拍一部中国商业百年的纪录片,从一百年前开始导起,中国的商业萌芽后,纪录片可以有很多条发展脉络,比如:民国期间是一条线,抗战期间是一条线,到解放战争又是一条线,再从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到改革以后。从中国商业到世界的辐射,不同的线,不同的点,展现那些企业家当时的激情、意志、技术、资金实力、管理方法、创业精神、文化,这些很有意思。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 “世界金融企业的历史”,说的是投行的这些历史,像美林、高盛、老摩根这些大的投行。但是恰恰没有人拍过中国这段商业史,其实应该把许倬云所讲的那些历史好好研究一下。

从那段历史中能受到什么启发?

一是中国人本身是很有智慧的,很勤劳、很勇敢。另一个是精神,到今天也要提倡产业报国、民族自立、民族强盛。还要提倡东西融合、开放、打破禁锢。再次,在制度方面要提倡产权要清晰、治理结构明确。

其实,过去山西晋商的治理结构就很明确——老板是老板,东家是东家,掌柜是掌柜,干股是干股,湿股是湿股。那时还没有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理论,山西晋商的治理结构其实跟美林、高盛的MD一样,全球都有股东。MD是技术持股人,他们也有百分之零点几的股份,每年有分红。这很像晋商的治理结构,晋商的股东切割分配很科学。

山西晋商称雄商界500余年

企业家精神的血脉传承

从当年盛宣怀、胡雪岩他们的那段历史,到1928年-1938年的“黄金十年”,再到今天这代企业家,是有一个血脉的传承:

第一,在比较痛苦的民族环境和背景下延续而来。从大清没落后,我们长期被人欺负宰割,中国人都有一种自强心。

第二,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门也开了,这代人有知识、有眼界,看到了西方的发达状况,因与国内反差更大,他们的心理更受到冲击。他们都有一定的知识层次,知道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化的管理知识。

第三,大家还是在想如何能使中华民族摆脱贫困,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我们不能一味地为成吉思汗时期感到骄傲,那个年代太遥远,并不代表现代中国的强盛。

在当代,柳传志、张瑞敏这些人应该是算作同一代企业家,而像我一样的这批人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来的,有的做了私人企业,有的做了国有企业,有的做了上市公司。我们这代企业家跟当年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相比,我们的条件好多了。

节选自中国企业家论坛编,《让企业有思想》,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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