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展开讨论前，先上一段新闻。
媒体前日公布，东北特钢集团亏损严重，已发生6起债务违约事件，违约总额接近40亿元，已无力偿还到期债务，辽宁政府正在游说中央政府，对东北特钢的金融债务按照70%的比例转为股权。
东北全面衰落，是东北人不勤奋了，还是那块土地不养人了？
东三省的核心特征就是国企在几乎各个领域占绝对垄断地位的畸形经济结构。东北特钢基本就是东北的一个缩影，其特别之处就在于其特殊的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辽宁国资委，其余股东为东方资产和黑龙江国资委。东北特钢违约不全是经营困境所致，就算去年钢铁行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集团盈利仍达2.29亿元。
东北特钢倒下的主要原因是负债率过高：公司负债率高达84.35%，但有11.6亿元长期被辽宁国资经营公司占用，严重政企不分。
再上一段研讨会的对话。
前不久朋友参加一个国企改革研讨会，某直辖市国资委副主任大吐苦水。国企改革，上热下冷，中央出了十几个文件、开了很多会、做出无数指示、批示，下面一点不动，一点也没有办法动。中央什么都要，要党性要和谐，要效益也要就业，要做大也要做强，目标多元化多维化，管人、管物、管事、管资本，什么都管，但基层做实践的根本没办法同时满足这么多要求。地方政府更是真金白银才能活下去。所以地方上都在等待观望，彷徨迷茫。(然后也看到了中央意见貌似并不一致，差别还很大:私下说的）。
所以地方国企改革根本没有动作进展，实在上面逼得紧了，才做做样子应付一下。
同时结合他自己曾经做过国企老总的经历说，自己做国企时，根本没有企业家的感觉，感觉自己就是官员，任期感很强，过渡感很强。他理解的企业家应该是有冒险精神和很具有个性化的，但他在国企老总位置上，根本不敢搞什么创新，也完全没有这个动力和压力，凡事安全第一，稳健第一。
在他看来，中国的国有企业跟新加坡淡马锡这类的国企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品种。一个本质区别，是企业家在办企业，还是政府官员（党委）在办企业。
中国现在的国企不能叫国有企业了，已回归90年代之前的国营企业、官办企业、官僚企业了。本来我们90年代国企改革已经明确国企要从国营走向国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理顺委托代理关系，责权利对应，搞对激励机制，激励兼容，建立开放的企业家市场，企业家办企业、董事会办企业而不是党委办企业。但现在按照国企最新的“改革”路线，这些实践检验效果很好的原则都被放弃了，在走回头路，全面倒退，90年代国企改革成果可能毁于一旦。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本来混改的国企改革路线还是很明晰、符合市场化道路和现代潮流的，如果真的做到了，政府管好资本和做好财务投资就好，人事和战略都交给市场，就很接近淡马锡了。但这个路线后来被攻击脱离党的领导、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云云大罪名，轻易就被放弃和更改了。下一步国企到底如何改如何做，各个地方政府和国企都不知所措。
介绍情况的这位国资委官员还提出，在地方层面和实践层面，希望中央不要再说那么多原则和提那么多要求，就希望有人（包括专家学者）能告诉他们，国企改革阶段性目标（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实施路径是什么？保障措施是什么？动力机制是什么？
研讨会休息时候私下与我交流时候说，地方政府层面和实践层面对当前很多政策确实很困惑，很没有方向感，但又不便多发声，只能执行或默不作声。
很明显，在这位国资委副主任看来，国企改革，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回到前面的东北特钢案例。辽宁政府游说中央政府，对东北特钢的金融债务按照70%的比例转为股权。最新信息是：所有银行债权人全部不同意债转股，一致要求东北特钢破产清算。
这是一个很戏剧性的结果：银行也是国企，按道理是一家人，肉烂了也是烂在一个锅里，该支持东北特钢债转股才对。
但银行不。他们很清楚，肉没有烂在一个锅里（此处省略一百字）。与其债转股继续让这帮大爷折腾，不如破产，有点骨头渣就收点骨头渣。如果债转股，可能连骨头渣都没有了。
哀莫大于心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二、
从数据看，国企一直都是一个很不堪的存在。
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企营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3.8%。其中，央企同比下降13.2%，地方国企同比下降15.8%，国有经济占比巨大的辽宁省， GDP出现负增长，前1-5月，国企利润总额8373.9亿元，同比下降9.6%。与此同时，据媒体报道：一批国企员工无工资可发，无工作可做；一批生产就亏损，但停产死得更快的国营钢铁企业则又重新点火恢复生产；一批国企甚至央企债务违约；
前度刘郎今又来，你有没有一种今夕何夕，似曾相识的轮回感？
差不多20年前（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国企问题积重难返，面临严重困境。总理朱镕基抱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顶着一批职工下岗的压力，以雷霆手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造”、“兼并破产”、“终止重复建设、清除产能过剩”、“裁撤冗员”等改革，实现了国企“三年脱困”（1998年、1999年和2000年）的目标，也相当程度上扭转了国企大面积亏损的问题。
1、1997年；朱镕基98年的国企改革后，国企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中的占比直线上升，之后维持了约十年；
2、2007年；国企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中的占比，又开始迅速跳水，到今日甚至面临着批量亏损和破产的窘境；
这是一个坑：短短20年后，我们又跌回到了坑里。
而且，这次情况似乎更严重——高大上的央企撕下脸面，不顾信用，直接债务违约，这在新中国经济史上是不可想象的事。
三、
格隆一直有这样两个疑问：
1、我们真的需要国企吗？或者说，我们需要那么多国企吗？
2、国企为何就动不得？
数据显示，国企占用了中国全社会70%的资源，即我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社会企业资产的比重约为70％左右，但只创造了大约30%的GDP。来自各种不同角度的数据分析均表明，70％的国有资产比重和30%的GDP 比重，接近实际情况。
考虑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社会企业资产的比重约为90％左右（另外10%的比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资产），经过了38年时间，到了现在，这一比重仍然高达70％，年均只下降0.4个百分点稍多。
所以，谈论中国经济的过去与未来，乃至几乎中国的所有问题，几乎都绕不开一个特殊对象：公有制下的国企。
事实上，公有制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经济学概念，从产权天生排他的经济属性看，产权天然是无法公有的，除非它是公共服务类物品。我们所谓的公有制，从经济学角度，只是一个产权代理所有制：少部分人代替大众占有、运营与处置相关产权，而国企，就是这种“特殊产权安排”的载体。
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逻辑悖论：如果我们需要国企，是为了保证公有制，保证大家过上好日子，保证人人有份，但事实上这些国企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民争利，到头了，还多数人都没份。
你能告诉我，中国有多少人流落街头，有多少人老无所依？如果国企是人人有份的公有资产，在他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流浪街头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权利把属于他们的那一份拿走？
很显然，不行。
所以，从单纯从经济学角度，国企这种产权架构安排，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用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经典阐述：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
国企的产权安排，属于弗里德曼说的最后一种情况：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这对资源分配机制、财富创造机制、财富分配机制都是一种确定的挑战与破坏。
朱镕基1998年的改革，一度让国企的盈利能力，慢慢靠近民企的水平，但2007年后又再度拉开并持续扩大，哪怕2008年政府的4万亿大部分投向了国企。
考虑到国企在盈利能力方面分化严重（存在着明显的“肥尾分布”，少数国企占据了国企整体利润的大部分，2007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利润排前10位的央企占所有央企利润的64.45%、72.97%、65.11%和61.05%），所以这种国企、民企盈利能力的差距可能比我们上述的更严重。
经济效益不行，那社会效益呢？比如，解决就业方面？
目前非国企从业人数占到全部就业人口的50%以上。按新增就业人口计算，在国企占用了大量的金融及其它资源（80%左右的新增银行贷款流向了国有部门）情况下，1997年以来，国有部门为经济创造的新就业岗位数量几乎为零。
四、
中国如此，那全球呢？
回溯人类几千年的经济史，从没有一个以国企为主体的经济体能持续繁盛的案例。
从来没有。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体系国家，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国企的玩法，比如，大英帝国。
还记得那部获奥斯卡奖的电影《英国病人 (English Patient)》吗？
与自建国起就富于私有化传统、国有经济占比一直不大的美国不同，英国是个富于国有化传统的国家，在几乎是“国企私有化”代名词的“撒切尔主义”盛行之前，英国甚至存在寿命近500年的“祖爷爷级”国企（如英国皇家邮政RoyalMail成立于公元1516年）。不仅如此，西欧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发源地，二次大战造成的破坏，加上人们对贫富分化、阶级矛盾的恐惧，令战后福利社会制度和民主社会主义理念成为西欧的主流思想，“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主义成为理所当然的公平社会构成标准，二战后英国工党异军突起，并先后推动了两轮（1945-1951、1964-1979）大规模国有化改革，银行、航空、交通运输、电力、军工等关键领域的企业纷纷被整合成大型国有化集团，国企化、国有化在英国成为一个绝对“政治正确”的大趋势（是否感觉很熟悉？）。
但这种玩法，迅速导致了政企不分、效率低下、挤占过多资金和资源、加速通胀等所谓的“英国病”。战后数十年间，英国病日益严重，甚至有人断言它将是第一个从发达国家退回到发展中的国家。
至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英国有英国航宇公司（BAE）、英国电讯公司、英国石油公司（BP）英国钢铁公司、英国自来水公司主要国有企业32家，其它国有企业44家，国企产值占GDP比重11.5%，国企投资占全国总投资比重10%，国企雇员多达150万以上，可谓积重难返。
好在，英国当时有“铁娘子”撒切尔夫人。
撒切尔夫人几乎是再造了英国——但是对于遥远的中国而言，除了津津乐道她在人民大会堂前戏剧性的摔跤之外，很少有人去点检她的政治遗产尤其是经济措施——尤其在当今中国经济已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情况下。
撒切尔的做法并不复杂，更多的是需要勇气与决心：大刀阔斧对国内各大国有企业和垄断部门进行私有化。除了铁路、邮政两个系统外，几乎所有关键部门的要害国有企业都被列为私有化目标。采取的私有化形式，则包括整体出售、拆分售股给公司员工和上市三种。通过这个“战后英国经济和工业结构最重大、最激进改革之一”，英国达到了通过用市场调节代替政府和文官制度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市场竞争，最终建立起人人拥有股票的“股东社会”的目的。
“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这是里根的名言。
撒切尔夫人不仅重整了英国经济，使之重新回归世界舞台中心，更与对岸的里根总统一起向世人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确仍旧是最不坏的制度。
这对于面临多重转型困境的中国改革，没有参考价值？
五、
重新回到前面格隆的第一个疑问：我们真需要国企吗？或者说，我们需要那么多国企吗？
“国企改革”其实从来都是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反复的话题，无疑也是最近一年曝光率最高的一个词。
这很讽刺，因为反复改革，只能说明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
哲学讨论有两个意思类似的词：屁股决定脑袋，路径依赖。
当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哪家国企都重要，哪家都不可或缺。哪怕你是躺着数钱的银行，你也会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如果你试着把屁股从凳子上挪开，像格隆一样，做一次客观的旁观，你会发现，于经济体系而言，占用了太多、太多资源的大多数国企，不是麻烦解决者（trouble shooter），而是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
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要迈出去的腿，就因为国企这个横亘在面前的庞然大物，又不得不被迫缩回来，然后试图绕路绕过去，很多事情就是在这种退缩中前功尽弃的。
说国企绑架了中国经济，甚至是绑架了中国，并不过分。
实际上，即使需要，我们也完全不需要那么多国企。国企占比从目前的70%，减低到33.3%的控股比例，丝毫不会影响中国的公有制地位与红色本质。
国企不“破”，中国不“立”。讳疾忌医，绥靖妥协，只会让我们的改革进入一遍又一遍的轮回循环。
六、
现在，我们自然过渡到了格隆的第二个问题：国企为何就动不得？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讨论一个其实结论已很清楚的问题：国企怎么改？
不复杂：在保证公有制的前提下，把国和企两个字，分开。
2001年，参加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中国入世”研讨会，林毅夫主持。会上，一位与会经济学家有如此发言：“国有企业不是如何搞活的问题，而是如何搞死的问题。”
他说的“搞死”是退出，因为国企不按市场原则配置资源，也不符合公平竞争，搞好是偶然，搞不好是必然，所以应该退出。
经济学家的话有些偏激，但话糙理不糙：国是国，企是企。各司其职，各做各的事，那么国是好东西，企也是好东西。一旦合署办公，就注定不会是什么太好的东西了。
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国企这种产权安排，已成为效率与财富的吞噬黑洞，成为反噬中国前行的沉重负担，一道坎，一座山，而不是助推器；
所有人都知道，国企是一种病，不治恐益深，指望通过改“活”国企实现中国经济的突破，极可能是缘木求鱼；
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对国企的各种 “改革”，都只是治标不治本，是在削足适履的“续命”，改革只是再增多一次轮回而已；
既然如此，自然就回到了格隆的第二个问题：国企为何就动不得？
不是动不得，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突破形而上意识窠臼的勇气与魄力。
或许，我们重温一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几段简单明了，却高屋建瓴的讲话，会有助于我们厘清思路：
1、我们落后的关键还是我们从五十年代起，不抓经济而抓阶级斗争，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
2、发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争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吗？反正我是搞不清楚。
3、有人讲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哪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的主义。
4、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
来源：港股那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