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舒天 ／ 微信公众号：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588篇原创首发文章
在电影院里看完《天才枪手》后，笔者的第一反应是拿出手机查看这部现象级口碑神作是否就是本年度代表泰国去竞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那个。上一部让笔者有同等震撼的亚洲电影还是印度的《摔跤吧！爸爸》，虽然它们都不是2017年代表各自国家去“申奥”的宠儿，但这些离我们最近的镜子无疑都反衬出了中国主流大片的尴尬与滞后——当我们的电影产业还深陷在“起朱楼、宴宾客”的片刻欢愉，别人家的电影已经可以随意叩开那道“传世”的大门。
《天才枪手》不止是一部把考试拍成惊心“谍战”的技术神作，只顾捕捉“舞弊”的具体痕迹而罔顾抽象含义的政治正确党们也大可不必担忧“家长带孩子来看它就会学坏”这类情况的发生，因为电影本就不是在讲考试作弊这码子事。《天才枪手》这把枪的枪口，甚至都不屑于抬向教育制度，它真正在讲的事情是——天才对于突破社会结构固化的短兵接战。
天才
所谓天才，其内涵并非仅为“通达”，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兼顾”。常人所谈及的天才，实际多是那种此处练达、别处迟钝的人才，长处与短板兼有，在世俗生活中顾此失彼乃是常态。而真正的天才，则是在突破“人才”之局限的同时突破了常人对于“天才”的想象，自然领会行知合一、因势利导的精髓，既能广才、亦可成学。
电影中的小琳就是这样一种天才，她不仅学业优异到周遭难以望其项背，更有一份超越年龄的冷静与机变。所以她从一开始就不是惯常概念中的“学霸”，不是那种高分低能的“做题机器”，更与“低情商”、“读死书”、“不灵光”的形象界限分明。如果小琳不是这样的一种人物设定，那就难以解释后面的剧情中她何以无须磨合便完成“被动配合作弊”到“主动导演作弊”之间的转换。
《天才枪手》里饶有意味的一笔在于，模范生和后进生之间看上去并不存在那么多的隔阂，这在现实的教育环境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庇佑在教职羽翼之下的模范生即使只有分数达到模范，便足以建立起对“后进者”的隐形鄙视链。虽然他们不会像国内某些轻率应对使命的教育工作者们将“成绩好、成绩坏”直接与“好学生、坏学生”这样的概念等同，但他们肯定也是不屑于同老师重点打击或者重点放弃的对象为伍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泰国电影对此节的回避有些超现实：傻白甜的格雷丝靠着同小琳的闺蜜友谊就嫁接起了“模范”与“后进”之间的桥梁，而小巴等富二代们则是通过转账支付作弊酬劳的手段对这架看不见的桥梁进行加固。
与其说《天才枪手》的匠心是把考场作弊的节奏拍得扣人心弦，毋宁说它最具独创性的所在是舒缓了校园环境下不同位置间学生的对立关系，这种复杂性的解除是小琳与格雷丝、小巴们能够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的前提条件。当“汉贼不两立”变成“群众内部矛盾”后，“群众内部矛盾”很快就在现实利益面前找到了解决的台阶——小琳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父母还离婚了，转入眼下这所贵族学校更是交了一笔数额不菲的赞助费；与此同时，作为富二代的小巴和格雷丝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小琳，即便是他们这样的人也是想取得好成绩的。事情自然一拍即合，一边是天才特别需要解决“钱”的问题，另一边是“蠢材”就怕天才不喜欢钱。故事的架构就是如此简单明快、毫不拖沓：富二代们拿钱给小琳，小琳用各种高智商操作帮金主们通过考试，这里面哪儿有教育制度的事儿了？
枪手
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母千里马不常有”，如果说女主小琳是《天才枪手》里的千里马，与其匹敌的“母千里马”便是男主班克。当班克的巨幅照片与小琳同框悬挂在教学楼时，所有观众都会好奇这个此前只字未提的另一位模范生究竟是谁。班克面容清瘦、不苟言笑，时而“团结紧张”，时而“严肃活泼”。长了一张忧郁文青的脸却又不干忧郁文青的事儿的班克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做题考试，成为模范；
二、记忆力超强，能背出π小数点后面的数字；
三，以一种穷追猛打的精神给老师打小报告。
班克无意中发现班上同学与小琳的舞弊交易，便当仁不让地把事情捅到了校方那里。小琳自然受到了校方的重罚，天才枪手遭遇了职业生涯的首场败绩。实际上，班克这个人物出现的最大意义是引起看官对于串通作弊行为的价值观讨论。在这样一个黑白分明、政治绝对正确的愣头青登台之前，观众会不自觉地被代入进一场场“小琳老师”精心策划的周密计划之中，会完全略去对于整桩作弊戏码的指控和批驳。以笔者的感受为例，似乎看到的不是作弊，而是革命战争时期我方地下工作者们在完成任务，情感上当然是不希望他们失利的。
好的，你以为你把小琳揪出来批判一番，这就万事大吉了是吧，就可以结案陈词了是吧？如果世界真的是非黑即白的，那倒是简单了。事情吊诡的地方就在于，校长批评小琳不是因为“后者作弊了”，而是因为“后者利用作弊来挣钱”。想到进这所学校前每位学生家长都必须交纳的巨额“赞助费”，小琳突然发现自己有了反击的理由：“要说利用学校挣钱，我跟你们比起来根本是小巫见大巫”。这里需要明确的逻辑是：到底是小琳们把考试变成了交易，还是原本作为非营利性机构的学校先把教育变成了一盘利益大棋？如果你这个上梁压根就没正过，为何指责起下梁偏斜的时候还能如此义正词严？过分之处不是有人鸡鸣狗盗，而是鸡鸣狗盗之辈尤其爱讲礼教。
在对舞弊者进行严肃的道德审判之前，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教育机制本身是否充斥着更多的不严肃。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以及以传道授业为名赚得盘满钵满之辈皆言“存在即合理”之时，当所谓旁观者大言不惭道“教育体制本就不是为了教育，只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之际，笔者更愿意把小琳帮助金主们舞弊的行为看成是“狼人杀”里的搅局步骤，因为它并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坏。
在这一问题上，更值得被严肃对待的部分是：如果教育体制不觉得自己该为教育负责，那么谁还有资源或者有资格去培养人才？如果某些被认为已经是最公平、最合理的考试制度只是把它逻辑之下经过筛选的对象批章加印就投入社会，而从来不管这些标签背后的故事，那么它的这种经过计算的公平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正是那种忽视教育本身意义的教育制度，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一个个法学毕业生送上高官显位，然后重复听到他们被宣判“知法犯法”或者“涉嫌违纪”的那刻。
在此重新审视电影中小巴招揽作弊生源的那句“让我们去选择大学，而不是大学去选择我们”，即便它确是作奸犯科者们的借口，但它似乎不复有被过于批判的必要。因为现实很可能是：负心变节的“精英”实在太多，导致可供“仗义”的“屠狗辈”实在不够用了。如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后面，最终送去的是一个个康王，那么这种命题已经失去了全部的意义。对于这种无意义的推倒本身，有时候就意味着一种重建。而小琳一次次在考桌上敲击作弊暗号的作为，无疑正是这种抽象重建的叙事中最不足为人道的那个组成部分。
为什么不能用一些不合理、非常规的手段把主体适当的人送去他应有的位置呢？社会是不是应当更关注这类人坐上那些位置之后的具体作为，继而反推此前“设卡”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不然你以为民国时期或者恢复高考之后的那么多破格录取都是干嘛使的？不然你以为“不拘一格降人才”只应当是古人的玩笑话么？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小巴或者格雷丝并不会成为笔者所言的“更适当”的主体。但很可惜，现实中的小琳或者班克身上同样难以觅得这份“更适当”的蛛丝马迹。
轮盘
《天才枪手》的结构明显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它的下半场——即从格雷丝找到小琳让后者替她们通过STIC的考试直到电影结束的部分才是核心主题之所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被举报而受挫的小琳把出来混的收益连本带利都还了回去，所以当格蕾丝告诉她通过STIC的酬劳有60万泰铢的时候，小琳仿佛一瞬间看到了一个可以翻盘的下半场。小琳卷土重来的野心指向了一场规模庞大的流水线作业，她计算好了枪手的任务、盟友的职责、金主的名额、冒险的上限和分账的明细，万事具备只欠班克这道东风——题目太多、小琳一个人记不完，须有记忆力超强的班克上这艘船，纳这道投名状。
电影的主题正是在小琳走进班克家洗衣店的那刻陡然清晰起来，当“冥顽不化”的班克指责小琳的如意算盘打不得时，小琳一句反问就镇住了班克：“就算你这么诚实，生活不是照样在欺骗你吗？”班克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独立承担家里的洗衣店，班克品学兼优，勤工俭学弥补家用。但如小琳所见，他和家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勤劳、敦厚而得到丝毫改变。小琳提醒班克有些东西真的是天注定，小巴和格雷丝们才是天生赢家，而她和班克，虽然照片印成横幅挂上了教学楼，但那又如何？你日夜期待的奖学金可能只是小巴爸爸随手撇出的一笔零花，你根本不知道你还要努力多少年才能和人家坐在一张桌子旁喝咖啡。小琳告诉班克的是，不管他们有多不情愿，他们从一开始已经身处这场不公平的游戏。
当你拿到左轮手枪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已经进入了赌局；当你执意要杀出血路，其实正印证了你已经无路可逃。小琳希望班克明白的是，即便他把手枪扔掉，对手还是会向他开枪，所以现在拿起枪还不算晚。至少他们手里还有把枪，而那些无法为富二代提供价值的小琳和班克们，则终生只能被生活扫射。《天才枪手》的社会对于寒门天才的恩惠，只是提供给了他们一些参与权与入场券，但这些天才的对手们，则是从一开始就坐在场内。所谓改变命运，或许只是一种从地狱到人间的相对。而人间到天堂的距离，恐怕更是耗尽精力爬上人间者终生难以跨越之极限。
班克终于被小琳说动，参与他们的合谋。可在枪手CP奔赴考场的前夕，在一次针对事败所做的预演应急中，班克与金主闹翻，几乎退出计划。原因在于小巴阴谋策划了对班克的袭击事件，后者因这次袭击失去了参加申请高额奖学金考试的机会。当班克得知一切都是小巴幕后所指，他怒不可遏，并对其挥拳相向。他愤怒的理由当然不是自己挨打进了医院，而是他失去了一条申请奖学金、出国留学、找到高薪工作乃至于跳出阶层的通道。“我没有你那么有钱，奖学金就是我的梦想。”这种对于班克们来说失去机会的痛苦，是小巴们永远也理解不了的。
但闹归闹，最终班克还是拉着小琳去了悉尼考试。在那个慌乱夜晚的高架桥上，拖着行李箱的小琳问猛回头的班克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伤害我们，我们还得去替他们考试。班克告诉小琳至少干了这单，他们还有这单的钱可以赚，自己也不算白挨一顿揍。但这些话并不是班克折返的真实原因，真正的转折是电影中的一处细节——本是去意已决的班克意外地看到了一则街边广告，广告的内容是一排更先进的洗衣机器的出现。那一刻，班克的心中应当是惊恐万状的，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整天给人手洗衣服，洗得背都驼了，但一个属于洗衣房的新时代说来就会来，科技的进步会彻底淘汰掉他们家赖以存活的营生。
班克和小琳都是天才，但在他们不得不坐上那辆去往机场的出租车的时候，他们不是什么天才，不是挂在教学楼供万人敬仰的学生模范，他们只是天生赢家们的枪手，是小巴和格雷丝们的垫脚石、铺路砖。他们不是主宰世界的王者，他们只是一类业务能力出色的马前卒。就像当初小琳说的那句话——“我们必须付出更多，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他们在悲凉底色面前别无选择。等到了悉尼之后，小琳拿着手机和班克拍了一张合影，这是两个因替富二代们考试才有机会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天才们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同框——当他们作为天才学生的符号，他们尚能自我感觉良好，在课堂与考卷之间如鱼得水；但当他们作为一对年龄相当的男女组合，他们却必须首先克服世袭的自卑感和对于结伴出游的陌生。至于陷入爱情的可能，不知要用多少次替考经历才能换到。
笔者并不打算把枪手CP在STIC考试中的失利看作是一场意外，这更像是注定会在阴沟中出现的翻船情节。替考天才们的宿命就是在经历一次次的提心吊胆和丢人现眼之后彻底丧失揽活的本钱，而这一切丝毫不会在幕后金主的世界中留下一丝波澜。《天才枪手》里有一处桥段正是对于这一情景的预演，当教学楼前那面小琳与班克的横幅因东窗事发而缓缓坠落，小巴与格雷丝们庆祝包厢里的香槟酒也正一排排地打开。当然，富二代们没有食言，他们给付了酬劳，但他们不可能和小琳们成为真正的朋友或者盟友。
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曾在他标志性的非虚构写作中提过太阳在土地上下了三个蛋的比喻，文章如此写道：“从金蛋里出来的是先生们；从银蛋里出来的是先生们的太太；从铜蛋里出来的，是那些劳作的人。”纵然小琳告诉小巴和格雷丝，“大学里的考试不是选择题，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小巴与格雷丝们还是比她更接近出国留学的命题。
很多评论纠结于《天才枪手》的结尾实在是过于政治正确，纠结于批判贪欲和金钱算计对于善良本性的扭曲。但依笔者所见，班克并不是被豪宅跑车的价值观所浸淫，真正吞没他的是那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命运的悲观看法。既然没办法改变身份，不如在现有的层次中过得更潇洒一些，通过枪手生涯来挣大钱、挣快钱正是对于自身悲剧性的一种救赎，这才是班克的真实想法。至于小琳，她投案自首的意义并不在于揭露什么，而是要与从前的想法划清界限，她不想像班克那样以出卖灵魂作为代价与天生赢家们平起平坐。小琳最揪心的一刻其实是为了掩盖作弊证据而删除她与班克合影的时候，把那样一个纯粹的、天才选手间彼此珍视的相依清理掉，对于她来说才是无比沉痛的决定。至于坦白，她早就想好了这一步，正所谓“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很多人批评小琳败笔般的“政治正确”，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像小琳那样迈出“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的那一步。
作者92年生，金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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