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资料图
本文源自公众号“于盈Carol”
本文为林毅夫教授接受凤凰卫视《领航者》栏目的采访节目文字精简版
1952年，出生于台湾宜兰
1979年，到中国大陆定居
1986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4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08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2012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2015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从改革开放以后每年平均9.6%的增长下降到了6.5%，“中国是否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下热议的话题之一。“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的概念，指的是经济体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面临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金融体系脆弱、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等危机。
林毅夫认为，所谓走进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发达国家，因而没有办法在人均收入水平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他表示，中国当前6.5%以上的增长速度仍然高出发达国家4个百分点，说明中国还是会比较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中国并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经济下滑的最主要原因来自外部国际环境，而非内部机制的问题。他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尚未复苏，从而导致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幅下滑，这种全球环境不只对中国，对金砖国家、东亚高收入国家的经济都带来了冲击。
主张消费拉动是误导中国
在拉动中国GDP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比重远低于投资，跟美国正好相反。不少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应该向消费拉动转型。
“我觉得提出这个看法的人，不是不懂经济，就是故意误导中国。”
林毅夫指出，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依靠产业不断创新、不断升级，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则需要依靠投资。在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以后，家庭收入增加，消费者增加，投资跟消费共同变成经济增长的组成部分。
他认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理论上说不通，而经验上，也有美国、欧洲家庭过度负债造成危机的前车之鉴。 他认为消费拉动是一个政治化的议题。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是吃出来的，不是消费出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投资出来的。”
不应靠货币政策拉动经济
近十年来中国一直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大量货币成为可贷资金，却因为人们对实体经济信心不足而流向股票、房地产等具有投机性质的虚体部门中。
林毅夫表示，他一向不主张用宽松货币政策作为反经济周期手段。“我认为更多的应该用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它的流向比较清楚，即使在当前的状况之下，我想我们作为经济周期的应对措施，应该更多的要靠投资。”
人口红利永远用不尽
林毅夫认为，只要能不断地把劳动力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在这个转移过程中，人口红利就会出现。
“永远用不尽，只要你有产业升级的空间。”
而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他认为政府的产业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有产业指导政策。
“拿个比喻来讲，要成为冰山，一定有露出水面的那个尖角，但是也一定在海底下的那一大块冰，实际上企业家是露出水面的那个角，然后政府的作用是露出水面下面的那一大块冰块。”
中国的成功模式是所有成功国家的模式
中国在短短30年里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的速度令世界惊叹。林毅夫认为，中国的成功模式是所有成功国家的模式，也就是在每一个阶段用好自己的比较优势，一方面靠市场和企业家，另一方面靠政府的因势利导，把企业的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中国能走上成功道路的原因，是没有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照搬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而是“看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什么东西能做好，然后创造条件，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 。
以天下为己任
林毅夫把鸦片战争以来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他将自己看作是第六代知识分子，“最幸运的一代“。他拥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对中华文化也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热爱，但他认为这很自然。在他看来，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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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西天取经”不如“念好自己的经”》
本文源自人民日报
发展中国家要如何谋求发展？
思路决定出路。中国能为其他南南合作国家带来的最重要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对外投资和产业结构转型的机会，更在于提供了如何务实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思路。南南学院的教学目的，就是要培养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形成这种思路。
思路从理论和经验中形成，理论和经验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达国家的条件与发展中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异，以发达国家的理论与经验作为发展中国家制定政策的参照系，难免遭遇“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付出很多努力，效果却很有限，还容易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的挫败感。即使在发达国家，因为条件在变，理论也总在变，过去的理论和经验也常失灵。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在发达国家都不见得适用，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同于发达国家是常态，想要在发展中国家身上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无异于缘木求鱼。
因此我们看到，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半殖民地位，取得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后，不少政治社会文化精英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等西方一流大学“取经”，但这些官员回国后，却未能利用所学，使自己的国家实现国强民富。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韩国与中国台湾从低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我国到2025年左右可能成为第三个。1960年时的110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国家，原本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这5个经济体的发展政策在推行时从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可见，去“西天”未必能取到“真经”，发展中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成败经验，建立适合自己条件的理论框架，念好自己的“经”，才能谋来真正的发展。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条件相似，总结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验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解决问题、抓住机遇，会更有参考价值。南南学院成立的宗旨，就是要系统总结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提出有别于目前以发达国家经验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形成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的理论框架，并以此为教学培训内容，为南南各国在解决各自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加强南南各国间合作时提供参考。
我近年来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在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失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和当今主流经济学理论把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看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就补什么不同，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的是先看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再把它们能做好的做大、做强，发展成为竞争优势。
过去30多年来，中国能维持年均9.7%的高速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中国都善于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应该优先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在市场基础上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克服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从而形成中国的竞争优势。其实，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自己的要素禀赋，如劳动力、自然资源丰富等，把这些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自己的竞争优势，就有助于创造就业、扩大出口、积累资本和外汇，为产业技术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创造条件。我们希望引导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学员们认清本国的比较优势，增强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南南学院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优秀青年政府官员互动，也可以实现教学相长。一方面，我们可以站在全球格局下，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进行理论总结，看该理论能否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结合本国优势，抓住机遇，从而实现高速的经济发展。这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以及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也要吸取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来丰富我国的政策选择，避免重蹈覆辙。
展望未来，南南国家之间的合作空间巨大。我们希望，南南学院的经验交流和理论分享可以帮助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中亚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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