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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如果延续复苏的路径，2017年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表现将好于2016年，IMF预计其实际增长率将小幅上升至4.6%。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冯维江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整体有所改善，但不同区域表现分化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估计，2016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实际增长率已经从上年4.0%的底部反弹，全年增长4.2%，相比于发达经济体由2.0%触底至1.6%而言，新兴经济体GDP实际增长率先回升。但从不同区域的增长表现看，新兴经济体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亚洲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一马当先，维持较高增长水平，2016年实际增长6.5%，与上年基本持平。主要新兴大国中印度增长表现最佳，实际GDP增长率高达7.6%。中国、菲律宾、越南等国也在6%以上，分别为6.6%、6.4%和6.1%。亚洲新兴板块的稳定复苏反映了制造业活跃水平的提升，这对上游能源依赖国经济增长将产生可持续的拉动力。
中东北非新兴经济体增长表现也不错，2016年实际增长率3.2%，较上年的2.3%有显著的提升。受石油等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的推动，伊拉克实际增长率由上年的-2.4%猛增至2016年的10.3%，科威特也由上年的1.1%提升至2.5%。伊朗遭遇的经济制裁解禁后，其石油等部门对经济增长也发挥出拉动效应，实际增长率由上年的0.38%提升至2016年的4.5%。
独联体国家经济增长正在从从上年-2.7%的衰退中走出，2016年经济萎缩程度大幅下降，实际增长率-0.3%。其中，俄罗斯经济随着石油等价格回升，由上年-3.7%的严重负增长收缩至-0.8%。乌克兰由-10.0%转为1.5%的正增长。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都维持5%以上的较高增速。
与前述各区域新兴经济体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的经济增长表现不佳，前者增速有所下滑，实际增长率由上年的3.8%下降至2016年的1.4%，后者萎缩程度出现扩大，实际增长率由上年的-0.3%进一步下滑至-0.6%。这些地区经济增长走弱与较高的失业率一起，对社会稳定构成冲击。巴西南非等国失业率在10%以上，南非甚至超过了25%。阿根廷失业率也超过了9%。拉美各国甚至还普遍面临政府赤字较大、通货膨胀高企、汇率波动加剧等风险。例如，巴西2016年一般政府赤字占GDP比重高达10.4%，阿根廷也达到了7.1%，墨西哥也触及了3%的安全警戒线。阿根廷2016年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长25.6%，出现了急剧的通货膨胀，巴西通胀率也高达9.0%。这些指标显示，拉美国家的社会脆弱性增加，政府应对或调控的力量有所下降。
影响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因素
尽管2016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出现反弹，但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长趋势看，其增长仍然处于下滑通道的底部或较低水平。例如，与2010年7.5%的增长率相比，2016年要低3.3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IMF数据库
注：2016年数据为估计值
大体看，影响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因素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国内因素两类。研究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下滑初始主要是由于外部因素，自2014年以后国内因素越来越重要。外部因素包括疲软的国际贸易，较低的大宗商品价格和紧缩的金融环境。国内因素包括生产率下滑、政策不确定性，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受到约束。潜在增速的下滑大致能解释自2010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下滑的1/3，这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的下降。
对制造业新兴经济体来说，投资率（投资占GDP比率）下滑是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新兴和发展中亚洲2012年、2015年分别为42.6%和40.7%，2016年预计继续下降至39.7%。其中东盟五国分别为29.6%、28.5%和29.4%，2016年预计相对上年有所改善。发达市场和世界平均水平从2012年至2015年则有所上升。前者分别为20.8%和20.9%；后者分别为25.0%和25.4%。
零利率和低油价的组合也对新兴经济体增长构成严峻挑战。最近十年全球政府债券真实利率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对此有两种解释。长期停滞论认为，货币供给曲线右移、需求曲线左移的原因，前者包括退休人口的增加、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提高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预防性储蓄，后者包括投资低迷以及高风险溢价。宽松政策论则认为，零利率可能并非是一个长期均衡，而是金融周期中波动的结果。零利率的大背景之下，低油价不仅直接限制了石油出口国的利润、增长和财政收入，造成其国内消费疲软、投资乏力，顺差显著缩小或逆差显著扩大，主权债利差上升，货币贬值，并且也增加了作为石油进口国的制造业新兴经济体的风险。
在本轮油价下跌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缓慢，这导致中央银行无法进一步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零利率约束下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发生变化。油价的下跌会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下降，就业增加以及通胀率的降低。为了抑制通胀的下降，防止经济陷入通缩，央行原本应该降低利率刺激需求。但当经济面临零利率约束时，央行无法进一步下调政策利率，因此实际利率上升，这会抑制需求，从而抑制产出和就业的增长。当前，很多经济体面临这一困境。当石油进口国的宏观经济条件显示中央银行实行极低利率的做法合理时，石油价格的下跌可能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化抵消正面收入效应。油价持续处于历史低点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包括公司债、主权债务的违约、造成金融市场混乱等。
外需也是影响新兴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及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疲软，从外需渠道的溢出效应影响了增长。例如有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那些和中国存在密切贸易联系的国家将产生负面影响。中国经济每下降1个百分点的情景之下，东盟五国（菲律宾例外）遭受的负面影响最大，增长率下降0.23%到0.35%；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增长率也显著下降0.06-0.17%；欧元区、英国和美国增长率分别下降0.12%、0.04%和0.07%。整体看，短期内全球增长下降0.23个百分点。而且，石油价格下降2.8%。
外需不振不仅影响贸易投资水平，还可能恶化开放经济的氛围，造成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反过来进一步限制贸易投资的发展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实际增长率由2011年的7.0%下降至2015年的2.6%，并预计在2016年进一步下降至2.3%。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全球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处于60%以下，对外直接投资（FDI）存量也出现停滞迹象，新增FDI已经出现了巨大倒退，从2007年顶峰1.9万亿美元降为1.2万亿美元。伴随而来的是进口限制、公共采购中歧视外国公司、出口税和配额、贸易补贴等保护措施的剧增。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以来，G20国家共推出了3500多项新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中的81%现在仍然在执行。其中，推出保护主义政策最为严重的三国是俄罗斯、印度和美国。
2017年的风险与展望
如果延续复苏的路径，2017年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表现将好于2016年，IMF预计其实际增长率将小幅上升至4.6%。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一是美国加息幅度与节奏给新兴经济体本币汇率及资本流动造成的不确定性。对那些国内经济形势不佳、脆弱性较高、外部融资需求较大、出口依赖严重、债务负担较重、通货膨胀本来处于较高水平以及曾经在美元低利率时期大量吸引美国资本的新兴经济体来说，防范货币危机应是新一年经济政策的重要任务。二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的不确定性。近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及其他主产国达成了减产协议，但市场对于各国执行减产配额的确切程度以及能够坚持多久仍存有一定的疑虑。如果油价持续低迷，则新兴经济体整体复苏的步伐可能继续放缓。三是“逆全球化”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一再表示，要采取惩罚性关税、限制移民、将投资转回国内等保护主义、内顾倾向色彩浓厚的举措。英国脱离欧盟也让欧洲一体化乃至世界区域一体化浪潮的前景蒙上阴影。当然，消极形势中同样存在积极因素。2016年11月，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193个成员国一致赞同将“一带一路”倡议载入联大决议，敦促各国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促进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启动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运动方兴未艾，可能在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增长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只要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发挥大国之于全球战略稳定的积极作用，不确定性未尝不能成为转危为安、化危为机的因素。■
本文系《环球财经》盘古智库专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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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维江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当代蒙古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国际经济评论》《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经济评论》、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等多家刊物匿名评审人。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经济治理、区域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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