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长白:1905年的凡人日记_

风景摄影 / 胡长白

1905年的凡人日记

作者 | 胡长白

晚清遗民刘大鹏的日记近年颇红火，一群读书人拿着放大镜，把他和他的国、家、爱恨、忧喜和道德反思烤着了。一个乡居者四十一年的日记，如一部家国史的遗珠。今人读来，映见新奇，也照见自己。

刘大鹏世居太原晋祠边上的赤桥村，以近身在望的卧虎山为号，自称卧虎山人，又因生逢巨变，号梦醒子。前者仍有读书人的勇猛进取之意，后者则带着枉然梦醒的忧伤。哈佛大学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更偏爱大鹏自号梦醒子，她写了一部《梦醒子：一位华北村庄士绅的生平（1857—1942）》。

自称梦醒子，未必就是明白人。小人物破了旧梦，又常无可奈何于新光景。日子挨着日子，忧恼压着忧恼，新梦欺了旧梦。山上不管卧了猛虎还是伏着绵羊，醒后总要拿着鞭子驱赶自己的生活。

我最初接触刘大鹏日记，是早前在芝加哥大学访学。当年三十几岁，有难自知的自欺。无数次对人言，所为世事，要么有意义，要么有意思，至少占一样。可是为了评教授——这大约算个合理的说法，手上的书，笔下的字，大多无甚意义，更没意思。

既然一手握着鞭子，另一手能拿什么书、写什么字？所以，刘大鹏日记翻了几页，道一句我比你还苦呢，便弃之不顾。近日重读，才见了他所见的幻梦，尝了他所尝的苦意。这才有点读书的意义和意思。

刘大鹏活了八十六岁，一生经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个皇帝，又在民国活了三十一年。若为达官贵人，史书会献给这位“阁老”最好的形容词。可惜刘大鹏一辈子种田读书，考且考不中进士，史书无名，不过是一介识字的“野老”或“老不死的”。

对于刘大鹏来说，道统和清朝在1905年就灭亡了。那一年，清廷废除科举，天下读书人梦断于斯。以下便以1905年日记为例，细述刘大鹏眼中的个人和家国史。

刘大鹏在1905过得不太好，虽然大年初一母亲就训诫子女说：岁首元日，应以吉祥语为要，不可妄语。他在一年的日记中，主要抱怨了三件事:教育、道德和洋人。

大鹏每早坐在砖炕上写日记。静坐，读史十页，写日记是他数十年晨起的惯行。正月十一那天，他写日记骂了清末兴办的西式学堂。彼时，天下学校全改为学堂，“一切章程全遵日本之所为，最重测算、技巧、格物一门工艺也。”大鹏最恨的是，学堂所讲的格物，并非传统儒家的“即物穷理”，不过是即物解物。

二月初九、初十、三月二十四日，大鹏又在日记中指控了学堂的三宗罪：

铺张华丽，经费甚巨，敷衍门面，务悦庸俗，并不求实；所教者西学为要，能言外国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四书五经并置不讲；教育宗旨大谬不当，意在作育人才而人才终不可得，长此以往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

新学旧学包容并蓄是否可行？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大鹏记述了好友乔穆卿将自办的私塾改为育英学堂，仍教学生以孔孟之学，兼重西学算法，但是效果不佳。穆卿嗟叹再四告诉他：（西学）不惟无益，恐此后人心之坏，靡所底止也！

大约在同一时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正在反思西方疯狂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他将西方启蒙运动以降的理性一分为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指向计算、技术、效率和财富，后者指向人心、伦理、灵韵和信仰。

在韦伯及其追随者看来，西方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代价便是工具理性炽盛、价值理性凋零，计算、算计压倒了德性和美感。刘大鹏不是社会学家，他以顽固的儒家情怀，凭着偏见和直觉说了社会学家的话。

大鹏在七月十六日重申自己的观点：以自学教人，以洋人之学为训，其得善人能多焉？洋人之学专讲“利”，趋之若鹜，不知其非。这话放在今天来说，便是“只能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西式学堂的冲击下，传统教育趋向轻薄乃至毁灭。在二月初九、五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大鹏痛陈师道、学风之堕落：

师道之衰于今日益甚。延师者视师甚轻，不知敬重之礼。为师者自待亦卑，聊得糊口之资。训蒙之人皆不早起，亦不能早起，粗识几个大字，便耕舌度日。学生也不以读书为重，终日有令人瞠目的懒散。

大鹏对此失望至极。他在六月二十二日、八月十三日的日记中承认，守旧者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如之奈何？出洋游学者纷纷，毕业而归即授官职，而学孔孟并一切辞章者，则被指斥为顽固党，摒之黜之，“世道亦可见矣”。

下半年传来更坏的消息。九月十七日，大鹏听说“下诏停止科考”，千年科举制一时废除，传统读书人的进路被彻底切断。世变至此，殊可畏惧。九月十九日，大鹏起床后，心如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日来出门，人言皆为科举停止，可忧可惧。

九月二十四日，他去了一趟太原县，与人谈起科举之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十月初六、初七、十一月二十九、十二月初六，大鹏的日记充斥了生路断绝的悲情：科考一停，同人之私馆者纷如，学生皆转向新学堂，世道之变至于如此，良可浩叹!

刘大鹏在1905年抱怨较多的第二件事是道德败坏。他挥着孔孟传下的鞭子，把天意、官德、民风通通打了一遍。

五月十九日前后，大鹏去徐沟、太谷等地转了一圈，时值老天不仁、连月大旱。但见田畴皆赤，并无一苗，人心惶惶，望雨情切。六月二十二日，老天才降了一场薄雨，但是贫困之家因为没有种子，欲种不能。一直到七月初八，还有僧人夜半求雨。天意茫茫，何以如是致困苍生！

既处变局，官德尤差。四月十三日、五月二十四日，大鹏在日记中激烈批评了官府与民争利、加赋加税，刑罚狠戾，不施仁政；七月十三日，又听从京返乡的友人朱瑞云说，京城银钱逼急，官途险乱，时局岌岌乎危殆。

八月初十，他又得闻一个国将不国的消息。太谷县的大富王公子，花钱捐了一个道员，又改郎中，摆酒赴京任职去了。“富家之子不读书而可列于朝廷，贫苦之士抱学问而终困于朝野。”

官德败坏，则民心思乱。四月二十六、六月二十七、二十九、七月初七、二十七等日，大鹏记述了各地发生的民变或群体性事件。大鹏断言，“民心思乱，日甚一日。”他似乎也不太同情民变，尤其对“拳民”——义和团的乱中求乱、暴虐无度，以及“外省人”的匪盗行为深恶痛绝。

在大鹏眼中，民风也好不到哪去，奢、浪、废是也。八月初二，他写日记抨击太谷、祈县“风俗奢靡”，女人置件衣服，动辄花费数十千。八月十六日，他指责新学堂的老师手舞足蹈，轻浮无仪，全不顾为人师表。九月初四，他又骂妇女不守幽间贞静之德，过于开通风气，出门游历，到处去浪。

在稍早的八月二十四日，他完整表达了对礼崩乐坏、道统将废之势的看法：迩来人多不讲礼法，恣情任性，一凭血气之所为。人们见到那些谨守礼法、循规蹈矩之人，不知敬重仿效，反而訾义讥刺之。

商人、医生、学生也进入了比烂的时代。五月二十八日，他指斥商人不搞实体经济，票庄最盛，骄侈逸乐，无所不至。他诅咒这些专务金融的人“不久即败”。七月十四日，他批评医生“文理不通”，抓药应付，莫能济事，足以坏事。八月十九日，某学生家里请客，没请大鹏，他很生气，“面色不平”。好在旧日弟子武人鹤等人请他吃了顿午餐，“尚有师徒之情”。

骂金融泡沫，骂中医扯淡，骂学生忘恩负义，至今仍是老师们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