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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获得者是美国科学家理查德·H·塞勒（Richard Thaler），以表彰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贡献。
理查德·H·塞勒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是行为金融学奠基者之一，他的研究挑战主流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在学界负有盛名。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塞勒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争执时说道：“我们模式之间的区别在于，巴罗认为他模型中的人同他一样聪明，而我则认为他们像我一样蠢。
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人民群众都理性的，他们的行为都是在趋利避害，举例如下:
你告诉群众：来啊，这儿有钱拿！
群众就会跑步过来拿钱！
你告诉群众：有危险啊！快跑啊！要死人了！
群众就会跑步躲避灾难！
不过塞勒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很多时候人们都是非理性的。他们会因为各种心理上的因素，导致有好处不去拿，有危险也不会跑。
他证明了一件大家都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人民群众都是蠢的，无一例外，包括他自己……
简而言之就是说：人民群众都是大傻比！
好了，下面我们开始举例。
举例一:
当一个人一旦拥有某种物品之后，对这项物品的估值立刻会大大提升，一个人买了房子的人，立刻觉得房价不贵啊，这房子很值啊。房子的价格前后没有变化，同样都是50万每套，但同一个人购买前和购买后，心理的估值完全不同。所以购房“定金”这个词的意义就更加深刻了。
举例二:
春运时候的高铁，理应（高峰期暂时）涨价但是却不敢涨价，怕落个趁火打劫的骂名。但是当高铁公司宣布入不敷出连年亏损要求永久涨价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就小了很多，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是否真的亏损，或许我们根本不去关心。这就是泰勒的社会偏好理论，帮助企业决定什么时候涨价。所以，开发商延期交房的时候告诉你，为业主升级改造小区绿化，业主明知道是开发商拖延时间，但一般不会去找麻烦。
举例三:
一个人坐地铁去电影院的路上，发生了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你丢失了50元的公交卡，第二种情况是你丢失了50元的电影票。那么这两种情况下你会去看电影吗？当你丢失了公交卡时，你多半会去看电影。当你丢失电影票时，你多半就放弃看电影了，因为你觉得再买一张票等于你花了100元去看电影，太贵了。而实际上，这二者是等同的，你都是丢了50元，但是对人的心理冲击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心理账户理论，人们在进行各个账户的心理运算时，普遍特点是并没有追求理性认知范畴中的“效用最大化”，而是追求情感层面上的“满意最大化”。所以，超市里摆出来几斤特价鸡蛋，为了满足鸡蛋这个心理账户，大妈们就会每天去逛超市，而后买一堆没用的东西。
举例四:
小明今天发了工资20000元，对于工资，他有可能会精打细算其用途。
小明今天发了奖金20000元，对于奖金，他会去吃饭、唱歌、孝敬父母或者把妹。
小明今天中了彩票20000元，对于博彩收益，他会大手大脚花掉这些意外之财。
然而其价值本质却是一样的，三个20000元完全等值，但是由于存在心理账户，个体在做消费决策时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就是心理账户理论，个体在做决定的时候，开支的每一项都单独设类。所以，北京的土著拆迁户，几年后一般都开着奥迪拉黑活。
举例五:
我今天给你一百万，而如果你再要等一个月，到11月11号就给你110万，那你是选马上到手的100万，还是一个月后的110万呢？大部分会选马上拿到100万。
我20年后的10月11号我给你100万，如果你愿意再多等一个月，11月11号给你110万，请问你选哪一个？大部分人会选11月11号的110万。
其实这两种选择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它的区别是等待的时间不一样。这就是双曲贴现，也就是说，人民群众会自觉的选择短期利益，理想什么的东西，都不会想太多，而且想过的也几乎全部没有实现，除了“我要长大”都实现了。所以，每次打开支付宝，不是让你抽优惠券，就是让你抽流量券，让你马上使用……
举例六:
一些网站将比较隐秘的收费项目设置成默认选项，除非你特意删除，等你提交完成时，就会发现，莫名其妙多了一堆你本不愿意支付的账单。好比，携程网站售卖机票时会捆绑出售酒店优惠券、汽车券等。所以，不是携程坏，是人民群众傻。
举例七:
汽车限号可能会成为一个不经济的办法。限号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交通拥堵，似乎限制力越强，交通就会越通畅。然而，如果市民私家车被允许上路的时间减少了，其中肯定有不少人出于“止损”的目的，要么愿意在允许上路的时间内增加出车，要么会再去买另一辆车。如此一来，反而会出现更多的车在马路上拥堵，资源大量浪费的同时，道路境况并未出现明显改善。所以，我们感觉限号解决了交通拥堵，其实不一定是正确的。
举例八:
限购也不会真正的降低房价，越限购、房子越珍贵，稀缺性补偿。反而会抬高房价。所以，不要被限购吓尿，人民群众很多时候都不是理性的。
举例九:
国家强制规定缴纳社保，不需要个人选择，“帮助”老百姓储蓄防老，如果没有强制性规定，企业会这么干？政府凭什么狂妄自大，对民众收入分配进行指手划脚，难道政府拥有更高理性？所以，生活中看似非常平常的事情，很多都不一定是最优选择。
举例十:
前段时间，环保组织起诉国内三大外卖平台商，指责他们默认为顾客提供一次性餐具。他们要求外卖平台商应改变设置，将默认选项改为“不提供一次性餐具”，以减少环境污染。这就是利用消费者的无意识，施加“助推”。这暴露了商家和政府“助推”的本质区别。商家默认给消费者提供便利，这是自愿行为，而政府参与的每一项“助推”，最终无不以“命令商家”为手段。
市场经济中，“助推”无处不在，典型的就是商家广告，诱导购买。这些无可厚非。表面看消费者被哄骗诱惑，利益受损——实际上，他们握有最终的决定权，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商家，迟早会被竞争淘汰，被消费者抛弃。
至于塞勒、桑斯坦这些经济学家，他们鼓吹的“助推”，鼓励政府“聪明地做事”。他们主张政府利用类的非理性，“温柔推动”想要达成的政策。通过“助推”，棘手事情也变得游刃有余。
就像个人所得税，一开始人们税痛强烈，普遍抵制，后来发明企业预扣个税制度，纳税人税痛减轻，政府也达到“拔鹅毛，鹅不叫”的目的。可是强制真的消失了吗？只不是从个人转到企业头上。这种“助推”大行期道将带来什么后果，这不是应该反思的事情吗？
塞勒的最新著作是《“错误”的行为》，我还未读到，看标题能猜想其大概。行为经济学对所谓“市场缺陷”的解读，和对“有形之手”的迷恋，并非偶然。自由市场主义者有理由警惕，行为经济学为干预主义提供了技术的钥匙。每一个赞成市场经济的人，都应当深深地警惕。
最后，泰勒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傻”的，都是在被“助推”中，或者说都是在被“利用”中，自己却浑然不觉。当然，我不是说这是什么错。只是希望，不要因为电影票和车票的事情而平添苦恼。当然更不要相信什么限购限售能降房价，短期能降低房价的只有去杠杆。长期能降房价的只有去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