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生在山东省的“辱母杀人事件”引发中国社会高度关注，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终于以极为冷峻的面貌映射入公众的视野之中。要说“辱母杀人案”源于高利贷并不为过，而高利贷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更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但在景气低迷之际，资金链条脆弱的中小企业仍前仆后继地同高利贷签订“魔鬼契约”，背后的苦楚恐不为外界所理解。
政商复合的共生关系
在此次“辱母杀人案”的山东冠县，由于地处鲁西地区，位置偏远且缺乏资源禀赋，当地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仍是当地经济主要支柱。也因此，对于像苏银霞所经营的初级钢铁加工业在当地不仅创造了附加值相对较高的就业机会，也是当地政府为数不多的税收来源。
正因如此，对于缺乏制造业基础的当地政府而言，苏银霞经营的源大工贸虽然只是一个职工人数200人，从事汽车刹车片、钢管、钢板加工的中下游制造业；但对当地政府而言，这种技术、资本密度不高的初级加工产业仍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制造业者。
为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当地政府往往会给予这类企业排他性的政策扶植，只要企业愿意加码投资，诸如建地指标、税负减免、优惠条例等措施通常一应俱全。此外，在当地，由宗亲关系构建而成的社会网络也让这类企业与地方经济发展逐渐形成利益共生关系。
中小企业资金链条脆弱，背后的苦楚恐不为外界所理解。
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环境下，中小企业负责人与地方政府间形成绵密的共生关系，因此经常出现政商不分的问题。到头来，企业负责人所担负的不单只是企业盈亏，甚至包括了当地经济增长的指标。
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地方企业在当地政府排他性的政策扶植下成了为当地政府服务的政策工具。在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下，企业不得因业务“无利可图”便关张了事。
在景气衰退阶段，对苏银霞经营的金属加工业来说，这种既依赖大宗商品周期又因竞争激烈而毛利微薄的企业便进入了逆向淘汰周期。然而，对企业主来说，最严酷的挑战便是如何撑过市场逆向淘汰末期。
不要让高利借贷成为
不可否认，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也会给中小企业在融资时提供帮助，最常见的手段便是地方政府出面为企业向银行提供担保，借以获得日常运营融资。不过，随着中央政府加紧收缩地方债务，这种担保措施已不足以为企业提供所需资金支持。在“新常态”下，景气迟迟未能回温，企业只能以“互保套贷”的方式向各种资金端进行融资。
“互保套贷”是指单一企业在缺乏有效担保的情况下习惯以“纠团”方式向银行提出共同担保，借以获得银行贷款。但在中央加速推动供给侧改革之际，银行对诸如金属加工这类过剩产能紧缩银根。即使企业能以“互保”形式取得贷款，但杯水车薪仍不足以缓解企业所需的资金需求。
也因此，在取得资金后，互保的企业间首先便会为了资金流量展开竞争。为取得资金链上游位置，企业间竞相就资金使用价格进行报价，随着资金链逐渐延长，资金成本也随之持续垫高；脆弱的资金链也让扎在同一条资金链上的企业暴露在极高的风险下。
根据调查，山东当地民间借贷利率从12%至20%不等，融资成本平均达到15%。在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之际，苏银霞所经营的初级金属加工业毛利大约在3%至5%之间，一来一往之间，利差可能达到-10%。
在关门不得压力下，企业只能硬着头皮去借高利贷维持日常运营。至于何时到头，企业图的是撑到商品价格回升。
2016年4月，于欢案发生后，钢铁市场开始出现复苏，这让诸如源大工贸这类的中小企业获得久旱后的甘霖。以源大生产的无缝钢管为例，2016年初报价为每吨2,613元（约合380美元），到当年底，报价回升到每吨4,380元，涨幅约在70%。
对中小企业来说，市场报价回温使得资金压力暂时得以宽松，但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并未获得改善。在中央积极调控过剩产能的情况下，诸如源大工贸这种以县域为腹地的中小型企业仍是“去产能”的首要标的。而在大环境日趋艰困下，中小企业生存条件越来越艰辛。
随着地方政府为企业背锅成本日渐垫高，像源大这样的企业如果不能申请破产清算，未来与高利贷打交道将成为常态现象。如何整治这种复杂的政商关系链条，政府恐需提出具体对策。
本文由星火记者联盟（微信ID:cctv11227)供稿，于无声处听惊雷，敢讲话、讲真话，是财经爱好者不可多得的内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