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债务杠杆率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尽管数据口径存在差异，但杠杆率增速较快、债务负担日益沉重已成社会各界共识。如何才能切实有效地去杠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采取一怎样的政策举措呢？
近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朗润·格政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指出，近年来中国债务杠杆率主要表现在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且增长迅速；在非金融企业中，国有企业杠杆率较高，产能过剩行业杠杆率较高。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杠杆率近年来上升较快。此外，金融业杠杆率上升的事实及潜在的风险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市场出清方可治病除根
徐忠认为，从宏观上看，高杠杆率是在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的背景下政府过度刺激经济的结果；从微观上看，公司治理弱化、监管不到位、预算软约束等是企业、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杠杆率高的主要原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接受多维新闻采访时指出，中国现在面对宏观经济里面的一个“风险性三角”，一是生产率下降，二是杠杆率上升，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收缩。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得益于政府兜底和高速增长。应对当前金融风险，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核心仍在监管。
中国金融去杠杆必须要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中国现阶段需要新一轮市场出清
徐忠表示，防范金融风险、实现去杠杆需标本兼治。如果本质矛盾不解决，虽然杠杆置换和存量去杠杆能缓解企业财务风险，但痼疾仍在，病必复发。从策略上，要有序去杠杆，既要避免暴力去杠杆和缩表引发“债务-通缩”风险，又应在宏观政策和监管上保持对金融机构去杠杆的压力，促使其主动去杠杆。
所以既要加强公司治理、规范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优化金融监管、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制度优势，并严格执行金融机构监管的及时校正规定。从而实现有序去杠杆，使市场出清。
只有让市场的约束真正发挥作用，金融市场才能真正出清。金融市场出清的同时，僵尸企业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整个金融领域有序去杠杆、防范系统性风险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在他看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实施的“4万亿刺激计划”使得2007年原本应该市场出清被淘汰的落后产能无法淘汰。中国实际上错过了多次市场出清的机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也被一拖再拖。
过去也正是一些部门、地区，“捂盖子”、害怕“揭盖子”的行为造成了市场约束的缺位，增加了问题金融机构有序退出的难度。市场一直未能出清，僵尸企业和问题金融机构持续存在。而这必然使得很多价格出现扭曲，进而倒逼货币政策。
杠杆率与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表明，2011年-2015年我国边际杠杆率（增量债务/增量GDP）从158.7％上升到406％，存量杠杆率从180％上升到234％，边际杠杆率上升速度超过存量杠杆率上升速度，表明债务扩张速度已快于产出扩张速度，即同样新增1％的负债，杠杆率上升速度将大于1％。
另外，徐忠指出，虽然杠杆率水平一度被视为系统性危机的预警指标，但国内外研究表明，有关杠杆率与金融危机的阈值关系尚无定论。事实上，杠杆率上升速度而非杠杆率水平与危机关系更为密切。
银行为何愿意向出现财务困难的企业提供贷款，以至于现在形成了很多僵尸企业？徐忠认为其中的原因包括，银行掩盖坏账不良率、监管的宽松以及银行的财务会计报表制度等问题；另外，从宏观角度来讲，在低利率背景下，银行能够为贷款企业提供更多优惠条件，使得即使是负债累累的企业也能支付得起相对低的利息。
对于金融机构的加杠杆，徐忠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机构，以商业银行为例，必须具备8%的资本充足率，这就意味着最多只能加到12.5倍的杠杆；但如果监管不到位，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存在重大缺陷，就可能出现持续加杠杆的现象。
“不完全的分税制改革留下了土地财政的空子” 徐忠表示，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没有理顺，地方层面没有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也是地方政府杠杆率不断上升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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