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观点的交锋和意识形态的对垒，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独特的景象。而为此麇集的人们，则正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参与中，形塑着中国的未来。
近几日，颇为知名的意见领袖、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的一则消息，使观察者们注意到，“公知”（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在我国曾拥有难以匹敌的社会及舆论影响力的群体，正在衰落下去。
他们的公共议题设置能力以及对当前中国的解释能力，不断被挑战、被质疑。他们在动机与道德上的合理性，也备受怀疑。
“商人”崔永元
不少媒体在近日都聚焦报道，一个名为“璞谷塘商城”的网站上线，该网站的运营商为“璞谷塘崔永元食品文化交流俱乐部有限公司”，崔永元担任监事会主席。
崔永元曾以“斗士”姿态高调反转基因食品
该网站产品主打“非转基因”，较之市价普遍高昂，主要销售进口牛排、橄榄油、蜂蜜，以及自营的大米、黄豆、小米、黑豆、猪肉等。
宣传词突出“非转基因”，这是过去几年来崔永元的工作重点，曾为此同转基因食品的支持者们——包括业内科学家与科普作者，展开数次论战。
而此番受外界关注的是，尽管他以“斗士”的姿态高调反转基因食品，但在其食品网站上，却出现了不少谬误，如打着“甄选非转基因种子”标签售卖的小米，实际上全世界却并无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小米。其食品的检测报告，也被指太具“灵活性”，检测了一堆种植过程中根本不会用到的农药。
一些评论怀疑，崔永元是否从反“转基因”斗士变成了反“转基因”商人，他之前的“斗争”是否是一种商业宣传，并指，这将对“公知”群体的公共形象造成影响。
公知的没落
近年来，公知在舆论场中的形象几乎呈现为一种下行曲线。
以崔永元为例，他曾是中央电视台最为知名的主持人之一，形象正面，社会声誉颇高。2013年离开央视后自费拍摄了一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纪录片，由此争议渐起。
专业人士批评他的调查方法有硬伤、不科学，其支持者们则赞赏崔永元公开向权威挑战的行动。而在其后的一系列观点争执中，因其语言和行为走向偏激，不少人认为崔永元在这一问题中展现的执着已经有些“病态”。
公知同样如此。2005年时，某媒体提出这一概念，称其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但随着公知群体在网络舆论场的活跃，争议也不断出现。不少人发现，有相当部分的公知，其议题关注的焦点，似乎只局限于对政治体制的攻击，并且言论时常偏激失实，既无专业论证，也无深度思考，专业水平欠准，同初始标准差距不小。
2012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则使官方对公知群体的不满浮出水面。该文指责一些人“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却背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与良知。他们的基本言论价值立场就是反对，唱反调，而不论是非曲直。基本价值结论最终都是政府失德、无信、作恶，而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不分个别和一般……如此貌似为公共、公众呐喊，实则煽动、鼓惑，惟恐天下不乱。”
而后2013年知名公知薛蛮子因涉嫌嫖娼被行政拘留，更引发网络舆论对公知的自身道德约束产生不满和嘲讽。
此前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讨论中，公知也被指缺乏历史敬畏和基本的历史常识，党媒《红旗文稿》直言，“民众都懂的道理，公知不懂。”
背后的原因
时至今日，公知在网络舆论场中，其话语权已再无曾经“一家独大”的辉煌，而是频频被挑战和“辟谣”，其总体形象已经走向负面，成为颇有讽刺意味的贬义词，被指“往往是谣言的始作俑者和传播者”。
有评论人士称，公知这一概念在中国的舆论场中已经异化、劣化。
当并不具有相应专业水准和深度的演艺人员或是商人被推崇为公知，成为影响巨大的意见领袖时，其专业精神和客观操守的缺失，难免带来争议。
观点人士总结，公知群体的没落可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自身层面，部分公知的专业素养不足、逻辑方式媚俗、思考偏激极端；对于社会事件及公共议题的论证频出谬误；有“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政、普世价值”等口号，而无“接地气”的解决办法等。
这使得劣币驱逐良币，真正专业、客观、严谨的公知被大量“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所遮盖。
先秦诸子可被看做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
社会层面，随着自媒体的盛行及信息时代的进一步深入，个体对信息的掌握程度极大提高，公知对议题走向的引领能力减弱，并且因公知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常被其信奉的意识形态所干扰，二者的隔阂疏离越来越大。
受众不信任的增加，自然使公知的话语权更加旁落。
对比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曾写了一本书，叫作《公共知识分子》。
书中描述美国公知“身段灵活，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能迅速转移目标；多半倾向采取极端立场……他们最常做的事情，是针对眼前的社会争议性事件高谈阔论，就社会发展方向或健全与否进行反省与回应……对于事实，他们却常常掉以轻心，但又鲁莽地急于发表预言。”
所言颇为贴切，阐明了当下公知群体的思考和行事方式，实际上这也是他们频惹争议的原因。
事实上中国从来都不缺公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就可以看作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起到的积极作用难以估量。
对于当下的公知群体，他们也许具有借鉴意义和进行自我审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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