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金融记者 汪青
在《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对银行与第三方平台合作的助贷模式进行限制。日前，有媒体报道称，上海监管层针对在沪银行业金融机构与第三方平台合作发布更加细化的业务征求意见。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各机构（指在沪银行业金融机构）与第三方平台合作的业务范围，仅限于借款客户资料的收集，但各机构需对借款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承担管理责任。2各机构需独立完成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管理工作，不得将客户风险评估、贷前初步审核、贷款档案建档和保管、贷款本息代收代付、不良资产催收等职责委托外包给合作平台完成。
3各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为无放贷业务资质的机构提供资金发放贷款，不得与无放贷业务资质的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尤其对于贷款客户的关联企业中有经营放贷业务但无放贷资质的，应加以重点关注，防止贷款资金被挪用于放贷；对于发现此类行为的，及时采取措施回收贷款。4要求合作平台不得直接或间接以本机构名义对外宣传；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客户收取息费；以及保障客户信息安全等措施。此外，各机构不得为P2P网络借贷公司提供借款资金。
在现金贷被严监管后，其资金来源问题无疑成为监管的重点。据悉，目前网络小贷行业里从事现金贷的公司，除注册资本外，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银行、信托以及各种资产证券化。而所谓的助贷，是指助贷机构向资金方推荐借款人，并获取相关服务费的业务。
对于此次上海地区的征求建议，有上海地区第三方平台对记者表示：作为强监管的行业，加强对银行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的监管，是监管的应有之义；金融的本质是杠杆，监管需要杜绝的是任何放大杠杆的“助贷模式”，比如提供增信服务、兜底承诺等变相增信服务，合作的第三方应该确保不碰资金，不做贷款本息代收代付等服务。
“但是，现金贷、小微企业贷款等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是有历史原因的，风控难、成本高、收益低等，成为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长期不肯涉足的主要原因。金融科技的兴起，通过大数据及互联网的长尾效应，打破了现金贷、小微企业贷的高成本、低收益的悖论，使得此类业务获得迅猛突破。如果无视金融科技企业的作用，禁止一切适合用互联网的手段解决的服务内容，无疑是因噎废食。”
此外，融道网创始人&CEO周汉对记者表示，这种规定可以视作为银行的风险隔离之举。银行的业务模式决定了它的成本较高，但是目前由于竞争的激烈，银行纷纷进入小微企业贷款或者现金贷时，面临着不经济的局面，这时助贷机构可以视作是“银行的外包”就可以帮助银行有效地降低成本，因此外包成为趋势。
“在国际上，印度已经成为全球金重要的金融服务外包市场，占印度离岸外包市场整体比重达40.4%，包括花旗银行等金融巨头都已经在印度展开了金融外包业务。业务从简单的文书处理、进入较高端的数据分析、提供研究报告、趋势分析等。一些美国银行甚至将旗下的抵押贷款服务和止赎处理等业务外包给印度大型技术公司。”在周汉看来，技术才是国内现金贷公司未来的主要发力方向。
而上述第三方平台工作人员则表示，建议由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合适的服务内容。银行自身若不具备强大的互联网风控及贷前审核能力，可以参考第三方合作机构提供的初步贷前审核建议，相关风险由建立信任关系的市场主体自担。
实际上，在《通知》未出台之前，业内对于助贷模式的合规性就存在质疑。
此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IDF）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黄卓在公开场合曾表示，有一些现金贷采用一种所谓助贷模式，他提供技术帮助持牌的金融机构完成借贷。这个模式既有它的优点，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目前助贷模式在互联网金融里潜在的金融风险是什么？它的牌照监管要求是什么？这块是相对比较模糊的，也缺乏一个特别系统深入的研究。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薛洪言表示，助贷模式的主要问题是其风险传染性，即不良风险大范围暴露时，风险将借助助贷模式由现金贷平台传导至后面的资金方。
针对近期现金贷监管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益平在新周期·新普惠：2017 互联网金融行业高峰论坛——暨第六届中国网络借贷行业峰会上表示，“把钱借给NINJA(无收入、无职业、无资产)客户是不负责任的金融。你把一个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卖给了一个风险承受力比较低的客户，这是不负责任，这样的金融机构应该受到监管部门的追责。”
此外，黄益平还表示，监管也要与时俱进，需要注意的是：坚持牌照管理；协调监管与市场发展的节奏（P2P、现金贷、智能投顾）；建立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原则；认清分业、分层监管与混业经营的现实；防范风险同时支持创新（但支持创新并非放任自流）；平衡大数据分析与隐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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