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有一篇《温州人为什么精于经商》文章刷屏，标题很吸引人，文中关于温州地域文化的表述，我认为很不错，当即给转朋友圈了。但当时附言指出，文中关于温州人的经商精神起源于1976年的走私的说法，太偏颇也太表面化了，走私对温州私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那么重要的作用。有朋友问其详，我再展开说一下。
有人会问：乡镇干部家属普遍没有工作，与当地私营经济发展有何关联？
1949年后，温州作为军事前线，国家基本没有投资。至1980年代，温州11个区县，公有制企业资产规模在千万元以上的，加起来也就十几家，平均一个区县只有一二家，到1990年代，基本都倒闭了。记得规模较大的瑞安远东罐头厂破产清算时，我在法院工作，恰巧担任其破产案件的审判长，亲手将其拍卖掉了。
其全部职工也就八百多人，而瑞安市是当时温州人口最多的县级市。其他二轻、社队等系统的小型企业也少得可怜。可想而知，温州地区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进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包括在公社（乡镇）工作的干部家属。我一个堂叔是公社书记，其家属也没有工作。更不用说大队（村）干部的家属了。
于是，作为温州“资本主义尾巴”的家庭工厂的就业机会，对这些被要求严厉打击地下黑工厂的最基层干部，便有着致命的诱惑。作为乡镇干部，能量与面子都比普通农民大些，其家属及亲友，当然优先获得了进家庭工厂的工作机会。
而很多家庭工厂，便是这些村镇干部暗中参股办的，或者就是村镇干部以家属与亲友的名义办的。乡镇干部普遍需要通过这些他人办的、或自己参股办的家庭工厂，为自己老婆孩子亲友谋个生活出路。
当年外出经商需要到乡镇企业办公室打证明，温州乡镇干部乐于帮忙盖章，获得参股及其它好处。到1980年代中期，温州乡镇干部参股经商办企业，已经堂而皇之，并引以为荣了。
这才是温州为什么在毛时代结束后，率先发展出私营经济的秘密之一。当时温州实行的，是与全国一样的政策，一样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刑事犯罪。直到1991年，温州还有人因“投机倒把罪”被杀。但由于乡镇干部的家属普遍没有工作机会，如果最底层干部真的认真执行“严厉打击”政策，那么，首先便会断送自己家属亲友的就业机会。
于是，中央的经济高压政策，如同高压电流，在温州传送到乡镇最后一节时，断线了。执行打压政策的手，到基层政权的手指头环节，骨折了，打击的力度必然大大减弱。
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实在全国各地都在滋生，那是正常人必定都有的求生存的本能愿望。不同的是，这些极脆弱的萌芽，有的悄然生长了，有的则渐渐枯萎了。
茂林底下无丰草。公有制企业强大的地方，私营企业发展空间通常就狭窄。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还并不是公有制企业占用了过多的土地、银行贷款等资源的问题。因为在1980年代初期所办企业，都是家庭工厂，个人绝无可能得到土地与银行贷款等。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萌芽状态的家庭工厂，会不会被当地乡镇干部强行破门而入，抓人批斗、搬走设备与原料、强行断电，等等。任何一击，都可致命。
在公有制企业较多的地方，乡镇干部家属亲友有较多机会获得国营与集体单位的就业机会，乡镇干部家属对家庭工厂的依赖较少，如此，乡镇干部打压家庭工厂的力度便大了许多。经济基础相对更好的苏南，当时也绝少有家庭工厂发展成较大企业。主要状态是乡镇干部控制乡镇公有制企业，然后将乡镇企业通过改制等方式，转化为私营企业。直至今日，苏南地区的私营经济比重，仍不及温州地区。
我于2000年初到上海创业后，进一步目睹了这种因果关系。当时上海的郊区，公有制企业也很少，因此外资与民营企业，即使规模很小的，都很受乡镇干部优待。许多乡镇干部的家属亲友，也到外资与民营企业求职。大家利益相关，有事就好商量。
到后来上海政府财库迅速充盈，乡镇干部家属更多地到迅速出现或者规模膨胀的福利更好的城投、银行、电讯之类国企工作去了，乡镇干部对私营企业下手就狠多了。近来落实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发展政策，通过拆违、查证照、限制子女上学等措施赶人，上海乡镇干部对私营企业下手那个狠劲，在十五年前是完全无法想像的。十几年前可蓬勃发展的制造业类私营小企业，在现在的上海，是很难再成长的。
萌芽状态小草成长的条件，除了不被大树遮挡阳光，不被外力摧折，还需要一定的水分。传统经商意识和民间地下资金市场，就是滋养温州私营经济率先发展的水分。
温州人经商意识的养成，与一直延续的温州民间商品交换习惯有一定关系。温州平原地区人群居住极密集，人们之间接触交流机会较多，集市每天常设，不像中国其它有些地方，好几天才有一次集市；温州小范围内有山区、半山区、平原、水乡、滨海、岛屿等，自然环境差异很大，物产互补性强，山区农民卖柴买米买海货，平原地区农民卖米买柴，渔民卖鱼买米买柴。
温州属江南水乡，历史上物产相对丰盛，可有积余供养较多工匠与文化人，诞生较繁荣的市场。如我的家乡温州瑞安，历来文风鼎盛，今天《读者》杂志发表的一篇《一轮旧时的纸月亮》，写的便是我老家瑞安的故事，主人公是我高中母校瑞安中学老校友，其文雅灵秀，得自文化传承。瑞安中学创办人孙诒让是清末文化大家。
可见1949年前的温州，便是文化繁荣之地，而繁荣的文化，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物质富足生活滋养的。虽然过去的物质丰盈程度与现在无法相比，但历史上温州并不是非常贫穷的地方，我小时经历过吃不饱，感觉温州很贫穷，但在我走遍中国以后，我知道了温州一直都不能算是中国真正贫穷的地区。加上温州属水乡兼沿海，河道密布，水运便捷，温州人历史上便有经商传统。
我小时一个邻居，成份是地主，当时已整天坐着晒太阳了，但听说他1949年前，常乘船到台湾做生意。我家祖上历代务农，却有一个商号叫“陈日升”，应是祖上务农之余也经过商，或曾打算经商。
在温州人普遍贫穷的1970年代末，我十岁出头，便知道温州民间一些家庭，还是有几十元到几百元的资金外借放高利贷的。现在看金额很少，但在当时，几十元几百元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温州著名企业家南存辉与胡成中，便是靠拼凑的二千元起家，后来有了中国正泰集团与中国德力西集团二家大企业。
温州历史上出国的华侨较多，很多温州人与华侨沾亲带故。现在海外的温州人更超过百万人。华侨带来外部的信息、资金等，对温州人经商意识的熏陶培养，及提供部分的经商资金来源，想必也起了重要作用。
1980年代前后的走私潮，带来了国外的电子表、录放机、走私布、三五牌香烟等，以及走私带来的暴利，确让温州民间开了眼界，不能说对温州人经商意识养成毫无作用。但温州沿海走私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被政府打压，很多参与走私的人血本无归。温州参与走私最多的地方是乐清里隆、瑞安上望等地，日后反倒没有成为私营经济很发达的地方。
所以1980年初温州私营经济率先发展的主要原因，还是上文分析的，干部因与私企利益纠缠在一起，带来管制放宽；加上有传统的经商意识，民间有一定的节余资金可调剂，也是重要条件。大西北一些地方同样没有公有制经济，但长时期以来因自然等原因，已变得过于贫瘠，滋养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条件太匮乏，私营经济也难以成长。
但主要来说，是制度比人强，并不是温州人脑子与其他地方的人长得不一样。网上很多说温州人性格与思维特征，就特别善于经商之类的分析文章，都不靠谱。同时期珠三角的那些广东人，很多也长袖善舞，同样也不是广东人长得比其他地方有什么优势，是各种因素导致广东那些地方的政府管制率先松动的结果。
相比广东人，温州人外出经商的比例更高，因此国人接触更多的是“广东的货”和“温州的人”。这是因为温州地少人多，加上当年交通特别不便，地理因素导致的“挤出效应”，客观上让温州人流动性更强。
公有制经济占比高的其他地方，干部家属有较多到体制内单位就业机会，客观上干部不需要冒风险与私营经济结为利益共同体，而只能成为猫鼠般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的关系，猫多鼠少，鼠一露头就被灭了。
而现在，国企多的地方，国企更是利用强势地位与各种垄断优势，挤占贷款、土地、人才等资源，导致私营经济各种要素资源缺乏，无法成长。加上管制者的打压刁难敲诈，两者叠加，私营经济想发展，真是难于上青天啊。这也是我今年九月初与谢作诗教授夫妇等朋友同游东北时的观感。
当时我就感叹：茂林底下无丰草。
歪打正着地得到了更多经济自由，是温州当年率先成为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秘密之一。
中国要想继续发展经济，必须真正减少管制，让经济自由起来。而想真正减少管制，要么倒过来让私营企业主选择管制者，即给更多民煮；要么让管制者与私营经济成为利益共同体，通过赎买得到更多经济自由。目前所做的反腐加严控舆论打压民煮，与温州私营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南辕北辙，与提出的发展经济目标背道而驰。
简单地将经商才能归结于种族与地域，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这篇文章指出：“制度比人强，歪打正着地得到了更多经济自由，是温州当年率先成为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秘密之一。”家族或区域的微观社会环境、人的主观选择，才是形成区别的真正原因。
选自：经济学家告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