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进入新常态 铁窗外服刑改造罪犯能奏效吗？

说到监狱，总是会令人想到冰冷的铁窗，古人云：“百里田畴熟，一年囹圄閒。”监狱隔绝了罪犯在服刑期间危害社会的可能，但是也将他们与社会的发展相隔绝。而社会矫正正是可以使其在不脱离社会、不脱离生活的情况下，并借助政府、社区、社会爱心人士，以及在亲人的帮助下能更好适应社会并且回归社会，实现再社会化的过程。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对其加以改造的刑罚执行方式。我国于2003年开始社区矫正试点，2009年起在全国全面试行，至今已逾十年。据统计，截至2014年，全国各地已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211.3万多人，累计解除社区矫正人员138.2万多人，正在进行社区矫正人员73.1万多人。

一、社区矫正的效率分析

（一）国家的效率

借助社区矫正制度，国家能以更低的刑罚执行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取得更好的刑事司法效果和政治效果。

1.更低的刑罚成本。以往为彻底消灭犯罪，国家往往不计成本，花费了巨额的监狱建造和维护、罪犯膳食和医疗、以及监管人员劳务等成本，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有数据显示，把一个罪犯关押在监狱中的费用多于每年2.5到3万元人民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有增无减，随着犯罪数量的上升，监禁成本还将不断攀升。据统计，我国社区矫正的国家成本仅为每人每年3000至6000元，也就是说，对于可以进行社区矫正的人员，若采取社区矫正而非监禁措施，能为国家节约76%—90%左右的刑罚执行成本。社区矫正降低刑罚执行成本、减轻国家投入的巨大资金优势，正是其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的明显诱因，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社区矫正人员均已占到罪犯总数的70%-80%。而若将这些节约的资源分配到教育、医疗、交通等必需的社会福利建设上，将有利于实现更有效率的国家资源配置。

2.更好的刑罚效果。近现代以来，伴随医学、人类学以及犯罪学等学科的发展，国际社会对刑罚的认识发生了质变——刑罚的对象逐渐从肉体转向灵魂、刑罚的方式从制造肉体痛苦向消除危险心态或改造犯罪倾向转变，已处于以非监禁刑为主的历史发展阶段。现代司法也随之从对违法犯罪行为或事件本身的判断转到对罪犯的个性、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的研究，这种转移要求心理学家、犯罪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士在司法中的引入，以便于改造罪犯。社区矫正即顺应刑法、司法的发展成果，尽可能地降低罪犯的肉体痛苦，加强精神矫正，吸收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使刑罚的执行与关于人的各类科学紧密联系。其改造效果要好于监禁，我国十余年的社区矫正实践也证明了这点。据学者统计，我国社区矫正人员的再犯罪率仅为0.2%，相比14%的平均再犯罪率下降了约98.57%。社区矫正人员再犯罪率的降低，表明社区矫正实现了刑罚目的，提高了刑罚执行的效率。另一方面，从监禁的角度看，我国监狱设施、经费、警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已给监狱系统带来了很大压力，对监狱的安全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3.更优的政治效果。对于正在转型升级的中国来说，国家治理时刻面临新挑战，需要不断提升其政治合法性，在司法领域追求善治：一方面积极促进当事人与公权力的有效合作，一方面力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不断提升司法治理合法性和司法权威。社区矫正恰恰在这两方面都有独特功能及良好表现，足以成为司法领域践行善治的先锋。鉴于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危害性已较小，回到社区进行改造不至于出现大的社会危害性，即便出现，国家启动强大的政法机器再关进监狱也不是什么难事。国家不但应当而且有能力以更加开放、宽容的姿态，以更加个人化、科学的方法对待和改造罪犯，提升国家治理形象。

（二）社区矫正人员的效率

1.更多的物质收益。研究表明，贫穷加重了个体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外在的贫穷因素是犯罪的主要诱因，罪犯的经济条件普遍较差。监狱中的罪犯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流水线加工、农业等低端劳作上，只能获取很少的物质回报，损失了机会成本。而社区矫正人员除规定的每月不少于各8小时的报告、学习、服务时间外，其他时间都可在其居住地就业。对于缺乏就业能力的社区矫正人员，社区矫正机构还提供就业能力培训、工作信息等帮助其就业。通过专职或兼职的工作，社区矫正人员可以同工同酬，获取经济收入。从生活便利的角度看，社区矫正人员可以在居住地获得商品、服务等各种合法的物质利益，这也是监狱服刑罪犯所不可能享有的。现今的生存需要和社会压力使得人们在观念上和实际上对各种物质利益的要求更为迫切，相较于几乎全无收入、物质享受等物质收益的监狱服刑罪犯，社区矫正人员能够享有的物质收益明显。

2.更好的精神收益。心理不够健全是诱发犯罪的一种内在原因。犯罪者的心理障碍，加之铁窗生涯的紧张、枯燥，使得罪犯常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自卑、苦闷，容易产生严重的情绪不稳定，使得罪犯群体的心理不健康比例远远高于一般人群。罪犯回到社区进行矫正后，与家人团聚，与社会生活同步，不仅可以缓解其抑郁、敌对、敏感、恐惧等情绪，减轻其精神压力，防止自伤、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还可以防止罪犯之间负面精神情绪的相互感染，有利于改善其精神面貌，改进其人际关系，帮助其尽早回归主流社会。

3.更大的社会收益。我们不应当把罪犯假定为无可救药，尤其是对于那些希望开始新生活的社区矫正人员。得到社会的肯定是他们日后发展的前提，社区、社会的接纳对于社区矫正人员重新融入社会意义重大，这种社会收益在特定情形下有可能比物质收益更为重要。据2010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0.32%，剩下49.68%的人口也有相当部分处于半熟人社会、半陌生人社会（如中小城镇）之中。在这种以熟人、半熟人关系为主的社会背景下，社区矫正人员祈求社会谅解的迫切性就更为强烈。依照相关规定，社区矫正人员必须按时参加公共道德、法律常识等教育学习，有劳动能力的还要进行社区服务。通过在社区接受教育和提供服务，社区矫正人员将更易于被社区其他群众所知悉，这有利于缓和罪犯与社会人群的冲突，有利于重建社区群众对其的信任和关怀、恢复社区的和谐稳定，修复社会关系，为其社区矫正期间及期满后回归社会奠定基础。

（三）社会的效率

在监禁的情形下，国家为罪犯们支付的费用终将转化为纳税人的负担，进一步增加了社会因犯罪受到的侵害。相反地，社区矫正可以减少纳税人的税负，降低再犯罪率，并增加社会可获得的服务量。而作为社会一员的受害人，其虽曾被犯罪行为所伤害，但社区矫正人员的定罪服刑已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受害人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对于需要赔偿的受害人，社区矫正人员早日回归社会参加工作，更是有利于偿还其尚未支付的物质或精神损害赔偿金。因此对于受害方而言，在保持对社区矫正人员人身自由等方面的一定强制下，社区矫正可以更好地实现对受害人剩余损害的填补。因此，社区矫正对于社会也具有正效益。

二、社区矫正存在主要问题

1.缺乏社区矫正立法。长期以来，社区矫正的实施只是依靠国家几个部门的联合发文以及省内对应的几个部门的联合发文，与社区矫正在现代刑罚执行体系中占据半壁江山的重要地位不符，难以解决公检法、财政、民政、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之间的社区矫正衔接问题，还容易导致执法机构、执法人员、社区矫正人员、以及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工作重视不够或无认识，妨碍社区矫正实施的规范性和自觉性，使实施效率与设计效率存在偏差。

2.机构不全、人员不足。社区矫正人员增长过快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严重缺乏的矛盾已越来越成为制约社区矫正工作的突出矛盾，影响了执法效率的提升。

3.经费严重不足。随着社区矫正人员数量的不断增长，矫正工作强度、难度不断增大，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责任也越来越重，经费匮乏导致的装备、人员不足问题将更易产生执法风险。

4.执法安全保障机制滞后。一方面，未配备一定数量的警察履行刑罚执行职责。由于社区矫正人员构成复杂、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且执行场所开放，当社区矫正人员违反监督管理规定、可能发生危害社区安全行为时，需要对其采取制止、惩戒、收监等强制性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和手段。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交付接收、组织宣告、提请执行变更、解除社区矫正、实施电子监控等，也都是体现刑罚执行严肃性的重要环节，这些强制性措施和重要执法职责，不宜由司法行政机构的普通公务员实施，而应由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人员承担。另一方面，缺乏安全监督机制。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基层司法所，他们生活在社区矫正对象的周围，社会关系复杂，有些矫正对象可能就是自己的邻居、亲戚朋友，在监管过程中容易放松对自身的职责要求。例如，在G省Q市这一经济欠发达地区，社区矫正人员外出打工现象普遍，有的社区矫正机构甚至连续多次批准请假一个月的情况。又如，有的司法所违反《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没有对保外就医的社区矫正人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复查或及时跟踪其治疗情况，造成该收监执行的未收监执行，致使一部分社区矫正人员的有条件监外执行变相为无条件监外执行，降低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效果和政治效果。

主编：宋奇（曾任《理论与现代化》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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