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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是新媒体编辑。
回老家的时候，爷爷会竖着他基本听不见的耳朵，一遍一遍问我：
“你们那个厂有好多人？”
“管不管饭？”
“活路（方言，即工作）多不多？”
我得扯着嗓门回答他，人挺多，不管饭，活路有时多有时少。
爷爷听到了就点点头，是个大厂哦。
西南农村里，“大厂”就是很大的工厂，人多，不好进，会严查身份证。
不是网红博主晒工牌、晒食堂、晒光环的那个“大厂”。
是前段时间被曝光的，深圳准留学生们会组织去“调研”的那种电子厂、服装厂。
这个项目受众清晰，需要公益调研给履历贴金，方便申请海外学校的学生。
明码标价，一万五千八，调研文章、推荐信、结业证和“社会影响力”，通通带回家。
像是一场中产阶级的高级郊游，挑了一个最政治正确的目的地。
女工，厂妹，把城乡差距、就业现实和女性困境都包圆了。
她们是“女性赋权”议题的表现单位，是一种适合关怀的对象。
很多人觉得这事让人不舒服，连“凝视弱者”都变成了一种可买卖的商品。
且项目介绍中提到的那位著名导师，很快就发帖澄清，自己从未跟这个机构有过接触，完全不知情。
发布文章的留学机构也澄清说，自己只是帮忙推广发布，并不是组织者。
于是又开始讨论中产阶级的留学智商税。
我不是中产阶级，操心不来他们的智商税。
想聊聊被他们选中的“厂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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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十几年前吧，我还在村里玩泥巴的时候，“进厂”是件挺高级的事。
大院里读完初中的哥哥姐姐们，一毕业就背着牛仔布的行李包，坐上南下的火车。
去广州、深圳、东莞，进厂打工。
夏天出发，春节回家。短短几个月，再见面都跟变了个人一样。
染了头发，打了耳洞，穿着鲜艳的衣裳，嘴里时不时蹦出几句广东话。
花钱十分大方，给老人买新衣服新鞋子，带家里的小辈去赶集买零食。
几个都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说“我们厂怎样怎样”“他们厂那边染头发贵些”。
或者是“外头衣服好便宜哦”“屋里厨房好腌臜，还是外头好“。
院里的小孩儿特别喜欢围在他们身边听，聚精会神。
直到炊烟升起，父母老人远远喊一句：“饭弄好了。”他们才结束话题各自回家。
打工妹在乡村里很受看重，因为见过世面，因为往往是一家人中最强的生产力。
她们是村里最先走进新时代的人，给乡村带来了十足十的冲击。
从那以后，所有外地的工作，在我爷爷那一辈人眼中都成了进厂。
外面城里人对打工妹的歧视，被拦在乡村的结界之外。
我吃过她们从南方带回来的巧克力，戴过她们花样新奇的发卡。
我觉得她们又漂亮又厉害，直到后来渐渐长大，从父母老师的口中得知，我不能成为打工妹，我要做一个大学生。
说起来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身边的人，已经开始讨论“关注她们”和“凝视她们”的分寸。
其实哪有那么遥远。
我爷爷现在还是认为我是厂妹，用他熟悉的语言，是叫厂里的打工妹。
他和老家一样缺乏精力，去学习公司、单位、集团的新概念，北漂广漂上漂的年轻人，在老家人眼里都不过是进了远方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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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写过他零几年时在江浙一带遇见的打工妹们。
嫩生生的女孩拿着一张17岁的身份证，在招工处死缠烂打，得以进了一个小厂。
等进去了开始上班，才坦白自己的秘密：身份证是姐姐的，她其实只有15岁。
都开工了，老板也不忍心赶她走，她顺杆爬，过一阵子又把姐姐也带进了厂。
然后是姐妹俩的父亲，母亲，反正一个厂里，总有零碎的活愿意给一些年纪大的人干。
如果走正经招工的程序，他们会因为年龄直接被筛掉。
厂里人评价这个女孩，都说聪明，有办法。
她告诉何伟，等她18岁了，会去找个大厂进，那种会认真查身份证、会发工作服的大厂，去学手艺，然后自己开厂。
先一个人，再一家人，再是一群老乡，这种模式普遍且有效。
打工妹曾经是整片乡村的探路者。
美人蒋勤勤演过一部毫不知名的电影，叫《所有梦想都开花》。
她在里面演一个四川打工妹，在深圳待了十年，混成车间副主任。
这在她老家是了不得的大官了，于是村里人找她父亲托关系，前前后后让她接待了三十多个老乡。
从火车站接人回家，准备地铺，打听适合他们的工作，这一套蒋勤勤熟练极了。
她也不埋怨。村里人出来挣钱，回家盖房子，能帮就是得帮。
这电影并不十分精彩，我至今记得，是因为她在电影里的形象，和那口四川话，实在太熟悉。
那是2009年，镜头关注打工妹的尾声了。
她们渐渐从我的理想中退潮，也消失在屏幕与报端。
直到这两年，突然改头换面，又以“厂妹”的身份重回大众视野。
但被讨论的再也不是厂妹是探路者、是最强生产力。
讨论他们的人变了，是会把互联网大公司调侃为“大厂”的人。
厂妹在这波讨论中是过时的可怜人。
大家跟没见过世面似的，对她们“十八岁上班”“挣钱回去盖房子”“一个月3000块钱”的生活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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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毕业的时候我跟爷爷解释，我工作的地方不叫“厂”。
多少有点嫌弃的意思。
后来一是爷爷真的记不住，二是我逐渐习惯一种“虚伪的道德优越感”。
用自嘲进厂的方式，来彰显我并没有嫌弃工厂、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工作更高级。
但是我的确没办法假装上等人，混入大惊小怪的厂妹观察者队伍里。
我的家乡去年大肆宣传“季度GDP赶超广州”的同时，还有四百万农民工急着交通解封，出省返工。
我还认识很多厂妹。
有些打工很多年了。十六七岁出门，打工到二十出头，就回老家结婚。
生完孩子，交给公婆带着，又出去打工。
大都挣下了一栋乡下的房子，过着她们能想象和达到的安稳的日子。
有个朋友是高中毕业后出去的，换了很多个厂，在家乡和沿海都待过，如今留在沿海。
如果沿海工资是5000，家里一样的厂只给到3500。
她结婚了，想要社保和产假。
网上时常带着“血汗工厂”、“压榨螺丝”标签的大厂，在她的形容里简直是劳动法最有力量的地方。
朝八点半晚五点半，加班有加班费，周六多值班也给加班费。生完孩子还可以回原岗位，不会辞退。
前阵高考，她跟同事们闲聊，说起自己当年高考如何如何。
同事们一阵惊讶：“你还参加过高考啊？”
十年前她是厂里的高学历，十年后她仍然是。
十年前的招工条件是“40岁以下，中学文化”，十年后还是。
厂里每年涌入的年轻人，大部分还跟当年一样，是初中毕业、中专毕业。
我在短视频上看到很多拍厂妹的视频博主，有些是个人的，有些干脆就是某某工厂、某某人力资源公司。
镜头里的厂妹都很年轻，身后挂上幕布，脱掉工服，跳起舞来就像任何一位有才华的漂亮女孩。
博主喜欢问她们这样的问题：
“怎么这么小就出来工作啦？”
“有对象吗？”
“会给家里打钱吗？”
不知道别人想听的是什么，我对她们的答案并不好奇。
十几年我听过姐姐们是怎么回答的，十几年后我自己找工作的时候，也被问过差不多的问题：
“你本科学校一般，有读研计划吗？”
“你是一个人在这里吗？有家里人吗？”
“有对象吗？有经济压力吗？”
但我很喜欢看这些视频里的人，或羞涩或开朗，或失望或平静，或雄心壮志，或安于眼前，什么样的都有。
跟十几年前站在院子里发糖果的姐姐们一样。
跟过去和现在的所有人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