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城区名校的乡村校区，这个暑假，很多地方都在将这一政策落实落地。
这是是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湖北省教育厅2023年重点推进的工作。
这一新兴名词的提出，其实并不新鲜。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提出了“扎实推进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
教联体、学校共同体，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教育行动，路在何方？
2017年，《中国教育报》通联部主任易彬，鼓励我关注乡村教育，可以尝试着写一份有关思考、观察的稿子。
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了解到洑水镇将生源减少的三陂小学和镇中心小学开展联办的做法，以及赵棚东方红希望小学、大合小学发展维艰之时，就近与规模较大学校开展校际合作或“一校两区”的做法，引发了我关注的兴趣。
在如今时兴聊起乡村振兴的当下，我们不能忽视作为功能镇区的重要服务提供，乡村教育从来不应该被忽视。而在大多数办学者思考着如何逃离，或是任其自生自灭的生态之下，能够尽可能地想办法，重振乡村学校发展的生机，即使是延缓其消亡的思考与行动，自然是让人感动的。
这并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所谓的上级部门的指导，纯粹的自发行为，有着很多的探索，虽然不是很成熟，却已经让其思想的光芒在浮躁的教育系统，显得弥足珍贵。
洑水中心小学与三陂小学的联姻，其实是中心学校校长方昌富的点子。块头大的中心小学，拥有着硬件资源与师资的优势，而三陂小学虽然有着新建的建筑，却无奈周边居民的趋附效应，认为中心小学有名气，自然也就会舍近求远。
因此在整合的过程中，首先让管理团队有着一些系列的动作。中心小学副校长王义娟到三陂小学负责，两校无论是从财务、教学教研活动，以及师资调配方面，实行了一个尺度，一个标准，统一管理。
这样的做法，在今天看起来，有着很多的小家子气。毕竟作为洑水镇中心小学，也有着其发展的难点和痛处。比如师资的老龄化，比如学校的教学、教研还不能说是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能否带动一个村级小学，说实话，当年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质疑的。
但探索的过程，总是有着很多的艰辛。六年过去了，再回过头来看，当年的这些乡村教育拯救行动，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三陂小学在一段时间内实现了回流，全镇小学的实现了范围内的均衡。
在赵棚，对其采访的兴趣，是缘于我听到了每天早上几位老师把一天的食材、教具从杨兴小学带到大合小学，开展一天的教学活动，学校实行包接包送的举动，让人感动。
校长杨泽斌是一位有着博大胸怀和情怀的教育人。时隔几年后，他辞去了校长的职务，仍然在杨兴小学任教，但却能恰当地处理自己工作角色的问题。甘做曾经是下属的校长苏京妮的默默支持者，兢兢业业地站好自己教育工作的最后一班岗。
在杨泽斌看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乡村经济发展的短板，农村人口的减少，乡村学校的消亡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即使只剩下最后一名有着上学需求的孩子，就应该让其充分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
杨兴小学托管大合小学的乡村教育行动，在当时，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但背后其背负的成本压力，作为一所村级小学，其实是难以言说的。
东方红希望小学是近年来，我关注较多的一所村级小学。从2014年采访乡村特岗教师，然后到后来的柳佳迪为代表的年轻教师最后的支撑，东方红希望小学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带来了很多惊喜。
与赵棚镇希望小学的校际合作，最主要的是师资原因。因其离市区，集镇远，很多新招年轻教师不愿意去，即使来了也留不住。两校开展合作后，通过教育的行政手段，让其实现了师资的区域流动，也在学生管理、教学教研活动开展方面有着相互借鉴与弥补。
采访是成功的，2018年7月3日，我以“特约通讯员”的署名，《中国教育报》作了一个半版的幅面，以《因地制宜找办法 微型学校展活力》为题，加以编者按“湖北省安陆市通过全面托管、抱团发展、一长两校等方式，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予以重点推荐。
《湖北教育》2018年第7期随后也进行了刊发。
在当年的《中国教育报》“教育好新闻”评选中，这篇报道获得了二等奖。乡村教育的自我拯救行动引发了省内外同行的共鸣。云南、贵州、宁夏等省市的诸多村级小学校长纷纷表达了参观学习的意向，诸多的网络交流让我们对于乡村教育振兴多了一些信心。
时隔多年，再来看当年的“一校两区”“校际合作”探索，其实有着很多的不成熟。相比江浙一带，比如萧山的集团式办学成功经验，仍然显得非常稚嫩。苦于中部地区对于乡村教育发展形势的估计不足，以及诸多因素的影响，没有形成行政主导和规模化效应，单枪匹马，一厢情愿的教育理想，最后让我们的很多想法，随着村级小学的自然消亡，一片唏嘘。
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曾经一段时间，我难以释怀，但慢慢学会了与自己的和解。乡村教育的衰落，有着他的时代背景，在大时代的洪流中，我们不可能逆势而为。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些时代大行动，让我们对于功能镇区教育服务功能有了更高的认识。提振乡村教育发展活力，提出城乡互动，教联体、学校共同体行动，成为了时代必需。
从2022年开始，由于有了系统规划，湖北各地纷纷掀起了城区名校带乡村薄弱学校，乡村学校成为城区学校分校区，在师资统一调配下，能够充分调动教育资源的共享优势，实现城乡教育发展的均衡化。
有了行政的主导，尤其是近两年来，全省大力推进的“县管校聘”作为铺垫，“教联体”行动为破解乡村学校发展难题，也许会趟出一条新路。
无论是“学校共同体”，还是如今湖北提出的“教联体”，其实都是在想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城市挤，农村空”学校两重天的现状，需要我们去展开教育行动。
从目前已经开展的区域来看，各地都将师资、资源、管理的共享作为教联体的重点攻坚部分。
城区学校与乡村学校，或是大规模学校、名校与薄弱学校的结对，将乡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作为城区名校的分校区，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的师资调度，同步的课程设置和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从一个层面来讲，这其实是对诸多趋附心理的满足。有着先天优势，于是大家对于名校、城区教育的盲从，使得城乡学校的结对，构建“教联体”，有着一定的功利性。
而从长远来看，能否通过城乡结对帮扶，破解乡村教育发展的难题，其实并不在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农村生源不足的根本原因。
如果单纯从城乡教育的协同发展，才找寻乡村教育振兴的新路径，其实太过单薄。忽视教育生存的环境，永远是无法从根本上破解的。作业服务性民生行业，教育的服务对象是学生，而学生所依存的是其父母、亲属，当乡村无法满足家门口就业需求之时，“教联体”的探索，就显得太过苍白无力，缺乏应有的底气。
看到了一个地方，对于“教联体”有了新的创意。比如将“教联体”的学校实行统一管理，比如四个校区，A校区设一、二年级，B校区设三、四年级，C校区设五、六年级，这样做的好处，那就是能够真正实现区域内教育的大循环。
但这种做法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对于学生的管理，特别是交通通勤压力、住宿生活成本增加后，是不是有点过分折腾？
像这样的“创新”不胜枚举，都在想着如何让乡村学校活起来。还有的地方，在“教联体”内的乡村开设大规模寄宿学校，将城区学生放在农村寄宿；城乡教师全面洗牌，按照学科进行重新组合，教师通勤成本及生活成本增加，就近上班的节奏也被打乱。
如何打好“教联体”这手牌？
2022年6月，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推动教联体建设。
2023年4月27日，湖北省政府举行《关于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的实施意见》新闻发布会。我们获悉，从省教育厅目前制定的指导意见中，确定了89个省级县域教联体试点，带动2136所义务教育学校纳入各级教联体范畴，占全省义务教育学校总数的29.14%。
当前做法中，包括探索建立了“内部治理共融共生”“教师队伍共用共管”“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建设成效共测共评”“家校社共谋共治”“条件保障共促共进”等工作机制。
到今年年底，每个县（市、区）至少建设1个示范性教联体，总结推广一批教联体建设经验模式；2024年底，全省县域范围内教联体建设全面推行；2025年底，全省80%以上的义务教育学校纳入教联体建设，城乡、校际差距进一步缩小，县域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质量全面巩固提升。
从具体做法来看，主要是在破解师资和资源方面的难题。比如实施“群雁”培育计划，推动优质学校派出优秀管理人员和骨干教师，组团式派驻农村学校、薄弱学校任职任教。教联体内部人员流动的常态化，推动教联体教师常态化双向交流、联合教研，实现教学研究、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共建共享。
在教育信息化推进的大背景下，推进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整省试点，推动数字化助学助教，推动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在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偏远学校的常态化应用。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18年前，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以及提了多年的构建城乡交流常态化机制。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再到如今整省推进的“教联体”，它需要怎样的环境，其实应该引发我们的思考。
从湖北省的战略布局来看，“教联体”的实施，需要整体推进。比如城乡保障，城乡就业，要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资源要素及设施服务向乡村延伸，推动农业由单纯的初级种养加工向农产品精深加工、销售、品牌打造等向高端的价值链延伸，促进农产品增值、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让新农人在农村留得住，孩子在家门口上学，“教联体”的实施，才有意义。
而从教育系统层面，“教联体”行动计划的实施，还需要政府主导与多部门的联动。在当下“编办管编，财政管钱，教育用人”的体制下，对于人员调动和绩效管理，其实还有很多的好坚冰需要破开。
从各地来看，编办、人力社保、财政3个职能部门在事业单位管理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应到中小学，编制部门负责核定编制、审批用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人事招考及调动、核定工资，财政部门负责核拨经费。表面看这3个职能部门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各管一摊，但在具体执行当中，相互之间由于协调配合机制缺失，管理链条衔接不畅，对教职工编制使用和人员调配的监督检查不到位，产生许多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组织部门对于人员的选拔任用权限。因此，构建更灵活的用人机制，教育部门需要在严格的监督指导下，拥有更多的管理自主权，对于教育布局规划、人员的调配任用、薪资标准制定、职称评定等方面能够自主灵活，“教联体”的实施才能更具有实际价值。
任何一次教育改革，都有着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和烙印。基于乡村振兴，基于均衡发展，“教联体”无论是今后一段时期的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根本方向，还是过渡时期的乡村教育拯救行动，都需要我们以一种全新思维，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整体性重构，系统性打造义务教育新生态，这是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