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作者叶朗（1938年10月—），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和中国艺术。本文节选自《叶朗美学讲演录》。
谁都要写文章，艺术评论工作者、艺术研究工作者尤其要写文章。但是文章要写好很不容易，要下功夫学习。多年以来，我发现许多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不善于写文章，也不重视学习写文章。其实，好的文章、好的文风，概括起来就是：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有思想、有学养、有情趣。
第一，文章要简洁、干净。我常常发现有的同学写文章啰里啰嗦，拖泥带水。明明只是一句话，却要来回说，写成好几页。《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这六个字对写文章很有启发。
有一年我在香港，当地有家报纸约我写一种五百字的专栏文章。开始我觉得这种五百字的文章很难写。写了几篇，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平时我们提倡写短文章，提倡写“千字文”。一篇文章一千字，已经很难写了，现在一篇文章五百字，要把一个问题说清楚，就更难。必须把多余的话都去掉，但又不能变得光秃秃的，写得很局促，而要写得从容、舒展，要像篆刻艺术，方寸之内，要有海阔天空的气象。这不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吗？
这里要说一句，文章要简洁、干净，并不是说文章越简短越好，并不是说文章里面不能有重复的句子。我们现在写文章是用白话文，白话文比文言文就要多几个字。还有，有时文章为了突出强调一个意思，有的话要重复说，这也是必要的。有的报刊编辑看到这种地方往往就动手把它删掉了。我就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例如，我写文章不用文言，而用白话，所以我不用“即”，而用“就是”，不用“因此之故”，而用“因为这个缘故”，有的编辑就动手把它改掉了，因为“即”比“就是”少一个字。
我想借这个机会写两句题外话，就是报刊编辑如何为作者改文章。报刊编辑当然有权力对来稿进行修改。但是报刊编辑在对来稿进行修改的时候应该对原稿的作者有足够的尊重。尤其不能用自己的习惯和风格来改别人的文章。因为每个人写文章都有自己的思路，都有自己的风格，有时改一两个字，就把文章的思路和风格改变了。
鲁迅文章里说他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你可能觉得多了一句话，把它改成院子里有两棵枣树。如果你这么改，文字是简洁了，但是文章的味道改变了。不但修改报刊的来稿对作者要尊重，就是修改小学生的文章也要对作者有足够的尊重，因为小学生也有自己的创意，小学生也有自己的风格。
第二，文章要明白、通畅。现在有的人喜欢写一种谁也看不懂的文章，有的刊物也喜欢发表一种谁也看不懂的文章。有一次我接到外面寄来的一篇博士论文要我评审，我一看，从头到尾，堆满了极其晦涩的名词概念，我根本看不懂。有人以为别人看不懂，就说明自己高深。其实不然，古人早就批评过这种文风，清代评论家刘熙载就说过，这是“以艰深文其浅陋”（“必记本”注：见《艺概》），以表面的艰深来掩盖他思想内容的浅陋。过去大家说，哲学家要善于用大家都懂的话把大家都不懂的道理说出来，而现在这些人正相反，他们是用大家都不懂的话把大家都懂的道理说出来，这就是“故弄玄虚”。
这是一种很不好的文风。
我们看，“五四”以来的大学者，像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郭沫若、范文澜、冯友兰、翦伯赞、朱光潜、宗白华等等，他们的文章都写得明白通畅，没有一丝艰深晦涩的影子。明白通畅的文字并不影响他们表达深刻的思想。我经常和北大的学生说，我们北大的学生一定要养成明白通畅的文风。我们要懂得，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是写文章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第三，下论断要谨慎，要有材料和事实的根据。这里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根本没有任何材料根据。有次我收到一位同学的文章，第一页上就连续下了七八个论断，但是没有任何材料的根据，也没有任何分析。没有材料的根据，没有分析就下论断，这当然不是科学的态度，这就叫武断。第二种情况是有选择地用材料，和他的结论相符合的材料他就引用，不符合的材料就假装没有看见，这也不是科学的态度。第三种情况是从个别的、局部的材料得出一般性、普遍性的结论，这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学术界有一股比较文化热，诸如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艺术等。有的人并没有对西方文化做过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对中国文化做过系统的研究，但是他却可以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并且得出一二三四一系列的结论。他们也引用一些材料，但都是个别的、局部的材料，他们就从这些个别的，局部的材料得出一般性、普遍性的结论。例如他们说，西方人重摹仿，重再现，西方人看重小说，所以西方人有人物典型的理论，而中国人重表现，重表现内心，中国人看重诗歌，所以中国人有诗歌意境的理论，但没有人物典型的理论。
当时我到朱光潜先生家里看望他，我对朱先生说：“现在有一些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的文章，一些结论好像不符合事实。例如说中国没有小说理论，没有典型理论，金圣叹就对小说创造典型性格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他们不知道，就说中国没有小说理论，这种结论是站不住的。”朱先生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以为，中国现在做比较文化的研究还不具备条件。”为什么不具备条件？因为对西方的文化没有系统的研究，对中国的文化也没有系统的研究，怎么做比较研究呢？
第四，写文章要有一种分寸感和适度感。写文章和说话一样，要适度，要掌握分寸，不能过度。例如，文章要引经据典，但引经据典要适度，过度了就变成卖弄才学，装腔作势。文章要写得生动，但生动过了头就成了油滑。文章的议论有时要尖锐，但也要适度，尖锐过了头就成了刻薄。
多年前，我曾经在一个刊物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大名人，内容是批评他的两位老师。批评老师当然是可以的，但要看怎么批评。文章说，他的一位老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文章，说自己旧作中对秦始皇的评论错了。我们这位名人由此对他老师大加指责，说他老师“作应时八股”，不仅在治学方面错了，而且在为人方面也错了。也就是说，他老师人品有问题。这就有点说过头了。他老师当时这么说，显然是受特定社会环境条件的影响，虽然不妥当，也不必苛责。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一文最后说，像很多正面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中山也有他的缺点，这里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你想，对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尚且如此，对一般的人物更是如此。批评人，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都要适度，要掌握分寸，尖锐过度就会变成刻薄，反过来就会显示批评者本人人品的某种欠缺了。
文风问题归根到底是人品问题。中国古人从来强调“文如其人”，强调诗品、文品、书品、画品、乐品和人品的统一。刘熙载说：“诗品出于人品。”“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艺概》）从一个人的艺术作品，从一个人的文章，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人品，看出这个人的趣味、格调、胸襟、气象，看出这个人的精神境界。“五四”以来前辈学者的文章体现了他们高尚的精神境界。我希望把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和文化界、艺术界的朋友们的眼光引向这些前辈学者，从而远离当下某些人传播的装腔作势、义瘠辞肥、自吹自擂、存心卖弄、艰深晦涩、空洞无物，以及武断、褊狭等低级趣味和鄙俗文风。
文章来源：墨香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