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年报是一场面向制假者的全民宣战
1月10日，阿里巴巴发布《2017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简称《打假年报》）。阿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24万个淘宝疑似侵权店铺被关闭；主动删除的疑似侵权链接中，97%一上线即被秒杀；在与阿里合作权利人数目增长17%的背景下，整体知识产权投诉量下降42%；每1万笔订单中仅有1.49笔为疑似假货。
从阿里巴巴公布的打假年报中，可以看出阿里巴巴作为一家企业，为打假付出了多少资源、心力，从另一个侧面而言，又让人对于假货现状更有更为清晰和全面的认知。假货“逍遥”的时代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售假，更是难度越来越高的事情。
显然，阿里巴巴打假，就是在做一件意义无法估量的事情。平心而论，网上打假相比于线下打假，面临的挑战更严峻。因为网上售假贩假，根源在于线下。那些隐藏在灰暗角落的制假窝点，作为企业是无法去根治的。但阿里巴巴硬是承担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责任，通过大数据分析、全天候监控以及溯源体系的不断完善，让看似无形的网上假货流通链条被曝光，阿里巴巴进而采取各种手段，消弭其空间。
从世界历史的长河来看，假货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的问题，是一个文明进步的问题，更是经济基础牢不牢固，可不可靠，能不能支撑可持续发展，能不能吸引新经济所需要的各类要素资源不断产生和不断流入的问题。与市场经济的极端自利行为相比，道德行为是以不损害他人利益或以利他为目的。道德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缺少的公共服务，但这种服务是由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来提供，同时也由每一个人来享用。一个无法提供道德这种公共服务的社会，一个造假猖獗、诚信缺失和道德失范的社会，其结果是增加社会沟通成本，增加社会交易成本，极端情况下，导致规则失效，合作无法完成。所以，有学者就有不道德不经济的总结。
全球企业史表明，大多数的失败企业的原因都能找得到离开道德而利己的因素。无论是企业创新的停滞，还是企业决策的失误，都证明一旦企业服务精神削弱，财富占有抬头，即企业抽掉了利他这座与消费者相连的桥梁，企业都会出现危机，甚至成为流星型企业而坠落红尘。
作为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平台，阿里巴巴的成长正式仰赖于企业道德的伸张。当初设计支付宝，就解决了网上交易的资金担保及监管流程。而制定商家入驻审核条款、消费者投诉[下载黑猫投诉客户端]及维权通道，以及核实后的相关补偿设计，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障消费者权益。
作为信用交易为核心的互联网店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必然会像爱惜眼球一样爱惜自己的平台声誉，对于假货就像掉进眼睛的灰尘一样马上要予以清除。然而，打假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所指向的公共性，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分担来解决。比如消费者对于线下制假窝点的举报、工商、司法等机构对于相关窝点的查封、责任人的追责等，从而构建成完整的打假体系。
打假年报是一场面向制假者的全民宣战，阿里巴巴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和优化，在公众与政府的支持下，向假冒伪劣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而所有的成绩，并不单纯归功于阿里巴巴，更是所有参与主体付出的结果。正如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所指出的，在与阿里合作权利人数目增长17%的背景下，整体知识产权投诉量下降42%。消费者、品牌权利人、执法机关以及阿里巴巴，构建了强大的打假联合体，公安、工商、质监、食药监的多部门联动，形成了对阿里巴巴线上线下一体化打假的坚实支撑，如此才能获得巨大的打假成绩。
以前我们总是认为，企业就是负责制造产品和服务，寻求利润最大化。而阿里巴巴打假史则证明，现代企业已经大大突破了这一传统定义，企业自律、社会道德、公共利益之间形成了无缝对接，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企业所代表的市场无形之手，也和政府有形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挥向假冒伪劣窝点，一个个加以击穿。
浙江省质监局有关人士点评称，与阿里的打假合作，打通了线下打假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在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中，需要的就是政企合作，共同应对假冒伪劣等阶段性历史产物，形成优势互补、资源信息共享。由此，在制假售假者面前，将耸立起难以逾越的长城，拱卫消费者权益，也让天下无假的梦想越来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