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当时各地每年被派去京师户部核对账目的官员为了应对严格的财政收支核对结算要求，便都会在入京时携带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须修订账册数据时使用。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大怒，觉得官员们串通弄虚作假、藐视朝廷纲纪，为了维护国家财政制度的严肃性，下令诛杀涉案数百名官员，连坐被杀万人。
那官员们为何不按朝廷的财政制度规范操作而会想到使用“空印文书”呢？
财政制度的规定
按明朝初期规定每年年末各个地方都要派遣计吏，带着记有当地一年财政支出和钱谷收入数目的公文账册至户部核报结算，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数据的真实准确，只有地方上报数目与户部（即为当今的中央财政部）记录数据完全一致才可结项。若稍有差错，就要被驳回重造账册，再次加盖原衙门官印。
“空印文书”的出现
众所周知，粮食等实物税款在运输过程中必然有损耗。地方账册上记录的实物税款（即粮食等）数据主要是依据物资在当地“发货”时核对的历史数字；户部记录的数据是每次“验收”时的实收数合计所得。所以，年底户部与地方对账难免会发现数据存在出入。若按制度规定，地方计吏在与户部对完账后发现差异还要回地方重新造册用印，这来来回回路上所耗时日必然影响户部审核年度财政收支工作的进度。
于是官员们想到了一个“对策”：地方官吏在去京城呈报时，随身携带一份由本地府衙加盖了官印的“空印文书”，以便在与户部确认最终数字后，若存在不一致可在京城就地重新填报。这样就节省了大量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免得地方官员往返颠簸。
“空印案”发生的缘由
地方官吏使用“空印文书”的行为肯定不妥当，但究其根源还是当时制度规定本身存在不合理之处：
第一，忽略了实物税款在运输过程中会发生自然损耗的事实。即地方上记录的出发地原始数据与经过长途运输到达户部验收时的数字必然会不一致。
第二，未考虑到地方官员重新回原地造册用印的可行性。明朝地域辽阔有的地方到京城单程就要几个月，若数据稍有出入就需地方计吏回原地重新造册用印，严重影响户部工作的效率。
这些因素导致官员们无法 “真正”按国家财政制度规定履行“对账”工作，只能无奈地选择携带“空印文书”入京对账结算，保证“形式”上的规范。
总结
“空印案”的发生让人不禁联想起现代企业中常见的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制度与实施两层皮的现象，而上文归纳的“空印案”发生缘由则为企业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启示：企业规章制度未能有效实施可能并不只是执行者的问题，同时也应该反思制度本身是否贴合企业实际情况，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从而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促进制度的有效执行。
作者： 吴颖杰
附：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关于空印案的一段
【空印案】
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明朝规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但在当时可就难了。
要知道，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各府各县必须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这些使者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好，因为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没有汽车火车让你坐，你得骑马、坐船、再骑马，某些时候你可能还要搞些登山运动。
比如你是广西某地的官员，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两个月。
就算你年初一就出发，到京城起码也是早春三月了。满头大汗跑去户部，一核对，错了一个数字。
行了，啥也别说了，兄弟你打马回去吧，我等你。
于是又是一路狂奔，先骑马，再坐船，回去改了账册，盖了公章。我去也！
这就是四个月过去了，转眼已是夏天，赶到京城，又见面了。
兄弟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接着来吧。
这位运气不好，核对后发现还是有地方错了，啥也别说了，还是回去吧，下次过来记得穿多点衣服啊，这边冬天冷！
于是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核对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你也别回去了，在这过年吧，计划又该重新做了。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总怎么折腾，谁也受不了。经过分析，官员们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笔都是现成的，账册错了改就是了，但印是不能让你带的，你把印拿走了，官老爷总不能拿萝卜刻印盖公文吧。当时在街头私刻公章的生意还是没几个人敢做的，于是他们灵机一动，带上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不就行了吗？
就这样，带空印文册成了当时一条不成为的规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
很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朱元璋。
洪武九年，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官员们竟然敢搞这些名堂！
他震怒了，他认为自己做了一回冤大头，于是他派遣官员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按说只要一调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释的，其实即使是他派去调查的官员也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事情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说。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滑稽场景，问话的官员也知道，回答的官员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
这个现象不难解释——官员们害怕。
如果上书辩解，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包庇，这个黑锅谁背得起。
就在此时，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值得敬佩的是，他并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平凡的生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老百姓。
其实郑士利不但敢于直言，也是个聪明人，他估计到朱元璋可能羞于认错，便在文章的最后，为朱元璋开脱，写道：其实您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您是怕贪官污吏借机挪用这些空印纸，用来危害老百姓（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您也是为了百姓好啊。
照郑士利的意思那就是：皇帝大人您也没错，大臣们也没错，当然小人我也没错，大家都没错，误会，误会啊！
朱元璋给他的赏赐是送去劳改。
因为郑士利把朱元璋看得过于简单了，朱元璋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认错的人。其实从他的无数耳目那里，他是很容易得知事实真相的。如果他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明朝的天下就不会姓朱了。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处罚这些官员呢？
真正的原因在他的心里。
朱元璋从来就不信任那些官员们，这与他从小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了解这些官员们营私舞弊的本事，在他看来，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即使现在这些官员们为他干活。
综合各方面分析，空印案之所以给朱元璋如此大的触动，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轻视他的权力，居然敢于不向他请示就私下擅自盖印。这是藐视他的权威。
真是好大的狗胆！居然为了偷懒就私用权力，今天你们不经过我的允许，把印盖在文书上，要是容了你们，明天就会把印盖到我的头上！不整治你们一下是不行了。
综合分析空印案，可以看出，此案和肃贪其实并无太大关系。
官员们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采取的一种变通手法，演变成了一件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且有人上书说明真相的情况下，朱元璋还接着处理此案，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朱元璋的行为大概可以用《说唐》里秦叔宝进牢房时，衙役喊的一句话来解释：“进得牢来，先打你一百杀威棍，看你老不老实！”
这杀威棍真是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