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力行/文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际之间有边界。一个人为何会把另一个人引为同道或与之分道扬镳？边界建立的依据是什么？靠衣装，靠准则，还是靠品味？《金钱、道德和做派》（下文简称《做派》）一书试图讨论这些议题。作者米歇尔·拉蒙是美国知名的文化社会学家，通过开放式访谈160位居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纽约近郊、巴黎、克莱蒙费朗等四地成功的白人男性，向读者呈现了一副社会中上层阶级的集体肖像。《做派》的研究议题属于社会分层范畴。所谓社会分层，是指社会群体因诸如收入、品味、财富、种族等要素形成的等级性分化。社会分层研究者普遍崇尚平等或平等化，将等级性分化视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专注考察那些抑制纵向流动、夯实等级分化的社会边界及相关机制。拉蒙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中上层阶级如何制造及强化边界、制造的边界类型有哪些、不同种边界的地域性分布有何差异以及导致差异化分布的原因是什么？
所谓边界，是指分类、排序或筛选特定对象的刚性条件。日常印象下，边界是诸如墙壁、河道、栏杆等物质性实体，但社会学目光下，还包括意识形态、叙事和准则等观念性实体。后一种边界被拉蒙称为“符号边界”，具体表征为各种鄙视链话语。在拉蒙眼里，符号边界是强势者有意制造的、用于区隔自我与他者、旨在维护自身地位的工具，其有巩固阶级分化和抵制社会流动的作用。拉蒙在同一种意义上使用“划界”与“排他”二词。《做派》初版于1992年，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置于文化社会学脉络下，其有重要的学术贡献，但置于当下眼光，其观点、分析视角以及研究方法，都存在不少缺陷。下文将先简述《做派》各章节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而后将对该作核心论证及相关得失展开批判性分析。
《做派》的写作逻辑
除序言外，全书共有七章。第一章介绍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指明整部作品围绕划界行为——符号边界的划定——展开。关于“人为何会划界”，拉蒙提出两个说明：（1）划界工作是构筑自我过程中固有的一部分，在我们尝试定义自己是谁时，边界便会浮现；（2）划界工作是培养集体意识的一种方式，即人会基于共享情感、相似观念以及对违规者的相似反应，建立起紧密关系。
为捕捉符号边界的形成轨迹，拉蒙将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男性作为主要访谈对象，据他个人解释，这是因为他们是职场中的胜利者，是塑造及强化符号边界的主要行动者；为析出符号边界的类型，拉蒙采用开放式访谈法，目的是令访谈者自己发声。拉蒙通过甄别及归纳隐含于受访者话语中的内容信号，区分出三种符号边界，即道德边界、社会经济边界和文化边界。
拉蒙认为，三种边界在任何共同体内都同时存在，但不同空间下，边界的表征形式及权重分布不同。在美国人和法国人心中占据最高权重的都是道德边界，但表征形式不同，如第二章所指，美国人排斥虚伪、钻营等行为，法国人则排斥缺乏个人操守及不团结行为。至于社会经济边界和文化边界，两国差异主要体现在权重不同，如第三章和第四章所指，美国人将社会经济边界置于文化边界之上，法国人则持反向态度。
据拉蒙的解释，导致符号边界表征形式及权重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划定符号边界的方式“会因个人所能接触到的文化资源及所处的结构条件而异”，即个体划界行为并非一种随机分布现象，而是特定环境约束下的产物。拉蒙区分了宏观的远因环境和中观的近因环境。第五章主要用远因环境解释国家间差异，第六章则主要用近因环境解释同一国家内的个体间差异。
第七章总结了其理论化过程。拉蒙提出的基于三种理想型的符号边界理论建立在与经济还原论和文化还原论对话的基础上。前者以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为代表，后者以布迪厄理论为代表。单一还原论倾向于将某种类型的资源视为边界形成的主导因素，将其余类型资源理解成附随因素，但拉蒙认为，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虽相互影响但各自独立，且诉诸经济或文化因素的解释不能涵盖所有情况，遂引入道德因素作补充。
学者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有结构主义和个体主义两个极端。结构主义者弱化人的能动性，主张所有行为都是环境塑造的结果，个体主义则弱化外在条件，认为所有行为都源于个人意志的表达。拉蒙在“结构主义——个人主义”连续统之间取中道，既认同结构的作用，又承认个体的能动。边界的建立需要资源，资源独立于人的意愿，但资源发挥作用需要人的有意识参与，所以引入符号这一概念。所谓符号，是意义赋予后的观念产物。
拉蒙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容纳个体能动性的分析框架以及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导出了一系列可接受实证检验的中层理论。这些理论包括但不限于：（1）在一个拥有庞大公共部门的社会中，文化边界和道德边界更加独立于社会经济边界；（2）对于地理流动性高和生活在匿名环境中的人来说，社会经济边界更为重要；（3）居住在文化中心的和居住在文化中心周边地区的个人在划界工作方面的差异很小，等等。
社会科学旨在生产用于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理论生产有两种方式，一种从理论切入，先挖掘现有理论之局限、缺陷或空白，而后提出弥补式新理论，最后用经验材料例证新理论，另一种从经验出发，先挖掘反常案例，然后用反常案例排除现有理论，最后提出能够涵盖反常案例的新理论。《做派》是从理论出发的研究典型。为了与已有的边界理论——单一还原论——拉开距离，于是引入三元分析框架，但仍旧保持还原论底色。
《做派》的局限
简单地说，《做派》有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预设有偏见。拉蒙预设符号边界是中上层阶级制造出来的、有意区隔自身阶级与他者的、维护不平等关系再生产的工具。但问题是，鄙视链是双向的，边界也分左右两面。《泰坦尼克号》中的一等舱与四等舱之间有文化边界，一等舱会鄙视四等舱的粗鲁低俗，四等舱也会吐槽一等舱的装模做样。为什么作者只关注到上层阶级利用边界维护自身地位，而忽视中下阶级用边界证成自己？我以为，这是作者对边界本身怀有价值性预设。
不同群体或个体之间总会在某一层面显得异质，并在另一层面显得同质，只有当异质性催生出抱怨、打斗等冲突时，旁观者才会称“边界的存在”。例如，足球场上，甲斥责乙不懂团队合作，乙斥责甲不争取机会，于是旁观者称两者间存在道德边界。边界并非任意一方有意制造的产物，而是冲突性互动的表征，其是人类分化的内生性变量。简言之，研究者无法用划界行为例证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
第二，拉蒙笔下的划界行为与阶级分化无关。拉蒙认定边界主要由职场成功者代表的中上层阶级划定，于是调研了160位职场成功者。拉蒙根据先验标准划定中上层阶级，但没有将其与其他群体作比较，以至于旁观者眼光看，根本没有办法判定其所指的划界行为到底是中上层阶级的独属行为，还是同一文化空间下所有人的共享行为。事实上，中下层阶级构建鄙视链时，也会动用道德、社会经济与文化话语。
若作者想引出“某符号边界是中上层阶级针对中下层阶级而划定的护城河”这一观点，需基于后验原则，从冲突性案例出发，并且用特定维度析出冲突双方在冲突性语境下的关键差异。例如，为析出“经济资源的差异性分布造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这一观点，马克思从工人罢工、法国革命等冲突性案例切入，将冲突叙事成对于剥削的反抗，然后用经济维度析出冲突双方的关键差异，即一方有生产资料，另一方只有生活资料。
第三，符号边界分类有问题。拉蒙的研究目的之一是识别符号边界的表征形式及分布权重，于是先提出基于三种理想型划分的分析框架。但是，其提出理想型的方法是话语归纳，而非基于特定标准的演绎。归纳法无法排除“不同分类项之间可能存在重叠区域”或“所有分类项的总和无法涵盖所有可能性”的情况。如拉蒙自己所言，“有些信号，如自我实现，同时被视为道德高尚、强烈的成功导向和文化修养的证明”。
符号边界是价值标准的话语结晶。价值标准是对事物进行筛选、排序及分类的原则依据，基于演绎法，可推导出三种表征形式：一、用于比大小或多少的定量标准；二、用于比正负或对错的定性标准；三、用于比高低或远近的定向标准。三种价值标准的合取涵盖了人类所有价值标准形式，且三种价值标准之间没有重叠。若符号边界的理想型分类有效，就必须与价值标准的理想型一一对应。但是，拉蒙并未注意到这点的重要。
第四，获取及处理数据的方式有问题。拉蒙用开放式问答搜集数据，例如，问询访谈者对于诚实、虚伪、团结等价值的看法，然后通过归纳受访者回答，以引出“美国人偏好A，法国人偏好B”之类结论。问题是，开放式采访只能引出一些偶然性较高的答案。受访者之所以强调某个价值，既可能是因为该价值确实是某种主流价值，但也可能与其最近的生活境遇有关。研究者根本没有办法从开放式回答中确定到底是哪一种可能。
开放式访谈的目的是探路、搜集线索，封闭式访谈的目的则是引出高确定性的排他性结论，以补充开放式调研的不足。封闭式访谈阶段，研究者需要设计一系列去时间性的排他性选择题。例如，《正义》作者桑德尔为引出学生立场，设计排他性的电车难题。又或者，利用公共议题——追问“政府应该优先征税支持文化教育事业，还是应该减税释放企业活力”式问题——引出访谈者的边界意识。可惜的是，拉蒙并没有用封闭式访谈推进研究。
第五，静态模型分析框架局限。拉蒙提出的分析框架是基于多元还原论的静态模型——或称静力学模型。静力学模型无法用于解释动态变迁，对于诸如“为何某一群体在构建边界时会从道德话语主导转向社会经济话语主导”、“为何道德边界会在某一时间段逐渐退场”等问题难免捉襟见肘。一旦尝试解释，就会导致多因论，增加多余实体，如第五章和第六章引入近因环境和远因环境这组外延与内涵均模糊的概念作解释变量。
静态模型无法解释动态现象，但动态模型可以解释静态现象，因为静态是动态过程的特殊状态。解释动态现象需从动力学模型入手。符号边界之所以出现，是因不同的意识形态力量之间达到了平衡，边界之所以瓦解，是因某种意识形态力量持续扩大，抵消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力量。若研究者想解释符号边界的形成及分布，需从边界化或者去边界化等经验现象入手，寻找导致变化的外力。毕竟，只有外力的作用，事物才会改变其原有状态。
结论
社会承平日久，个体眼光就会变得麻木。作者米歇尔·拉蒙出生于1957年，加拿大人，学术生涯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生活经验而言，拉蒙没有经历过大的历史变迁或社会动荡，其待过的加、美、法三国，在其成长的年代里一直处在缓慢积累的和平状态。由于眼光受生活环境高度形塑，拉蒙的历史感并不强，只能捕捉到一些静态的差异性现象。克服眼光麻木的最好方式就是引入动态案例作对照。
后继研究者有两个改进办法。一个是取消跨国比较，只聚焦国内比较，如比较纽约、波士顿、圣克拉拉、底特律、匹兹堡等地。纽约、波士顿是美国的先发城市，有深厚的历史积累，二战之后延续先前状态；底特律、匹兹堡兴起于上世纪前半叶，至1970年代以前都是美国的工业重镇；圣克拉拉则是当代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发源地。放在美国内部看，各地之间有显著的历史差异性。
另一个做法就是继续跨国比较，但引入变迁明显的国家作对照案例，如中国。当代中国人眼里，美国和法国算是缓慢积累的静态国家，他们在二战之前就已完成工业化，内部流动性较小。二战之后，尤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始终处在大流动状态。国内而言，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国际而言，中国也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贸易输出国以及留学生输出国。如果研究者将中国这样的动态国家纳入比较，叙事就会更显“生动”。
简言之，无论是国内研究还是跨国研究，如果研究者想提出更有实践意义的因果性知识，必须从动态现象切入，分析框架也必须用动力学模型替代静力学模型。这点而言，中国学者相对于西方学者更有优势，因为其有更多的经验资源，经历过“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划界话语从道德话语主导至社会经济话语主导，再至文化话语主导”历程。如果中国学者能好好利用自己的经验资源，超越拉蒙应不是什么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