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当年过五旬的张健华，从中国人民银行调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北京农商行”）之后，他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中小金融机构的心酸与艰难。
从高高在上的监管者央妈，到小小的农商行行长，无论是人走茶凉的世态炎凉，还是监管机制的僵硬落后，都让张健华有了更加深刻的领悟，让他不由得发出了金融监管理念急需改变的呼声！
从“央妈”到小银行
张健华出生于1965年，1987年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工程系毕业，随后进入央行研究生部（现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1989年毕业后，张健华便进入央行工作，与此同时攻读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
张健华在央行从基层做起，曾在金融管理司、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金融稳定局工作，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2008年出任央行研究局局长。
2012年，张健华被调任央行杭州中心支行出任党委书记兼行长，同时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局长。
2015年初，张健华调任北京农商行的消息传出，5月23日，其便以北京农商银行代行长身份，亮相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论坛。
央行对张健华的评价是“在金融监管、财政税收、金融风险监测与评估、存款保险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经验，并发表过大量专著和论文。”
作为央行调任北京农商行的学者型官员，张健华被看作是“救火队员”。
在其调任之前，北京农商行行长一职实质上已空缺多时。在北京农商行原董事长乔瑞2013年辞任后，该行行长一直由董事长王金山兼任。
随着2013年北京市纪委对北京农商行平谷支行原行长韩立锋涉嫌受贿问题的调查，该行副行长司伟收受贿赂的犯罪线索涌现，也使得该行深陷舆论漩涡。
近日，司伟被北京市二中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2万元。与此同时，筹划IPO多年的北京农商行也进展缓慢。
北京农商行2014年年报显示，2014年该行总资产达5222亿元，资产利润率首次突破1%。
“小银行压力越来越大”
北京农商行由北京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于2005年10月改制成立，是国务院批准组建的首家省级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下辖694家网点，也是唯一一家金融服务覆盖全北京市所有182个乡镇的金融机构。
2015年是北京农商行改制十周年，也是张健华履新北京农商行行长的第一年。但是这位在央行担任过多年监管职责和金融研究的“学者型官员”，在下海进入中国首家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后，交出的答卷却并不是特别完美。
截至2015年末，北京农商行资产规模达到6275亿元，资产规模年度增加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增长20.14%。
但是其净利润的增长速度却远远跟不上资产规模的增长步伐，2015年北京农商行实现净利润51.95亿元，仅比2014年增加1.5亿元，增幅仅2.97%。
与此同时，北京农商行的负债额却保持着比资产规模增幅还高的速度，2015年其负债高达5923.87亿元，比年初增加1010.82亿元，增长20.57%。
2015年10月，张健华曾在公开演讲中表示，“小银行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小银行既没有规模经济，又没有范围经济，很多业务都受到限制，除了宏观经济对所有金融业都有的影响之外，小银行还受大金融机构的挤压。”
截至2015年末，北京农商行贷款余额2678.17亿元,比年初仅增加38.24亿元,增幅仅为1.45%。“前些年大家知道银行最挣钱，但是钱真的是不好挣了。像那些大客户，优质客户全都走了。”张健华介绍。
“举个例子，我看到我们一个客户的授信额度，全国所有的银行给了他2700多亿的授信，但是它从银行贷了多少钱？大概不到100亿，这是一家很大的集团性企业。换句话说所有银行都争着给他授信，它根本不要。”
而在银行优质贷款客户流失的背后，是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发展，IPO、债券、私募等融资手段屡创新高。“现在又新出现互联网金融，P2P、众筹等，金融在脱媒，银行作为传统的金融媒介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和竞争。”张健华称。
不光如此，大型银行也意识到客户结构要调整，再加上政策引导银行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大型银行也开始积极拓展中小企业客户，进一步挤压了中小银行的生存空间。
去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宣布实行汇率改革，做市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报价。
“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对商业银行的挑战，作为一个商业银行的经营者来说，我感觉这对我们来说难度最大。”张健华说，“仅从利率市场化来说，今年一年五次调息，不到一年的时间北京农商行收窄了将近0.5个百分点。国际银行的净息差可能还达不到2.5%，而现在我们降到了2.1%左右，这才半年多的时间。”
张健华进一步解释，“其实我们只降了贷款利息，存款利息并没有真正降下来，因为现在很多银行为了拉存款，充分利用利率上浮。利率一旦上浮20%左右，就跟原来的水平差不多了，相当于就没降息。而且现在一锁定的话，未来定期存款一年期，甚至三年期的，这个高成本要在未来有所显现。”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和经济结构转型，金融行业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我们金融业重点支持的很多传统产业现在已经要被淘汰了，现在产生的很多不良资产其实也都是来自于这些所谓的传统产能过剩行业，而未来可能要重点支持一些创新型产业和企业，但是我们金融业目前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结合点，现在大家都是刚刚开始摸索尝试。”张健华说。
不断推进金融创新
不过，专心金融研究多年和担任多年金融监管职责的张健华，也不是只会“纸上谈兵”，在担任北京农商行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
2015年，在张健华的带领下，北京农商行的金融服务产品不断丰富，建立了总行直营团队和中关村科技型小微企业专营团队，推行个贷业务限时办理，而且首次以牵头主承销商身份发行债务融资工具，首次发放跨境并购贷款，获得人民银行中期借贷便利资金支持，成功取得财政非税收入收缴、市区财政集中支付、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以及海关税费电子支付业务等资质,发行单位结算卡。
2015年9月，北京农商行首次发行大额存单，截至2015年末已累计发行40期、53亿元，余额50.25亿元。
为适应利率市场化要求，北京农商行不断拓展主动负债渠道与规模，2015年累计发行41期同业存单，年末余额227 亿元，同比增加167亿元；累计向人行营业管理部申请办理涉农、小微专项票据再贴现10.75亿元。
同时，北京农商行积极布局互联网金融，启动新一代核心银行系统建设，加大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数据仓库等研发力度,新建重大信息系统13个，上线科技开发项目580项，成功推出直销银行、上线互联网支付平台，“社区e服务”新增商户数、“凤凰 e 账户”新增客户数分别达3.9万户、11.2万户，个人网银、企业网银、手机银行、微信银行客户数分别新增41.8万户、1.78万户、45.2万户、11.5万户。
不光如此，北京农商行不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与津冀两地农合机构合作，正式在河北发售“金凤凰理财”系列产品，与天津农商银行组建银团，同步实施信贷、投行、理财、金融市场等业务“走出去”，2015年其对京津冀交通项目的授信总额达80多亿元，贷款余额78亿元，在推动京津冀战略合作的过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为解决当前农工商公司持有大量集体资产无法进行抵押的问题,北京农商行与北京农村产权交易所合作推出集体资产经营权质押的业务模式,积极探索农村集体资产经营权质押的担保方式创新；为推进大兴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该行又与大兴区金融局、试点办、市国土等部门多次沟通,研发推出支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专项融资产品系列,解决集体土地入市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
针对门头沟区洪水口村险村险户搬迁工程的新民居建设资金需求,北京农商行又创新推出了农户贷款的批量化审批模式。
截至 2015 年末,已累计为23户村民提供 195 万元的授信支持,解决了民居建设及装修的资金需求。
步入2016年，北京农商行又着力构建数据化和互联网化的智慧银行,塑造综合化和跨市场的全功能银行，积极探索跨区域和综合化经营,着手申请设立金融租赁、消费金融等资质牌照,强化银行与非银板块联动机制，全面推进资产确权、股份清理等IPO的各项工作。
截至2016年6月末，北京农商行资产总额6772.8亿元，资本充足率达12.81%，2016年上半年全行净利润同比增长7.9%，全行五级不良贷款率0.87%。
“金融监管急需改变”
但是在经济形势和金融行业急剧变革的当下，勇于创新的金融机构却也遇到了不少机制限制和监管制约。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北京农商行的一些优质客户，也被搬迁到河北、天津，这将使其面临部分优质客户流失的难题。
“从监管上来说，对于大银行的管理没有一个数量限制。但是作为一家区域性的商业银行，我们还不能跨地区设立分行，跨地区只能设村镇银行。”张健华在今年5月的公开演讲中称。
“村镇银行相对来说管理上更复杂，一个很小的机构还不如一个支行网点的规模大，要搞董事会、监事会，有些甚至还要和当地建立联合股权关系。”
北京农商行目前已经开始在河北发售“金凤凰理财”系列产品，也与天津农商银行组建银团实施“走出去”业务。
“包括河北有一些机构还希望我们去当他的战略投资者，有的甚至于还希望我们去控股。我们投资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控股监管当局未必会同意。”张健华称。
众所周知，创新更多来自于小企业，虽然大企业也有创新，大企业拥有更多的研发费用，但是如果创新是为了生存，小企业的动力更足，对于金融业来说也不例外。
“但是我们现在的监管策略是什么？所有的监管都是鼓励大机构在做创新，鼓励大机构试点，小机构是很难拿到资质，或者让你尝试做一些业务。我们现在还没列入到国家第一批试点，有很多业务还不能做，包括我们自己有能力做的。”张健华称。
“作为商业银行来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企业客户需要全方位的服务，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某些领域里面，商业银行的业务适当的有所创新，或者有所突破？”
张健华说，“现在银行单位的监管还是分业监管的模式，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能力还有些限制。金融业自身要改，我们监管体制的规则是不是要跟着市场变化有所调整？我们在一些监管的理念上，可能还要有一些调整。”
曾任银监会副主席、现任亚金协筹建工作组组长、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的蔡鄂生，在11月18日举行的财经年会上也表示，“为什么我们的试验都让大机构做，不让小机构做？我们的监管理念是什么样的？你老说中小企业缺失，但让大机构去试验，中小企业的创新产品，成本匹配怎么解决？所以说，监管的理念到底是什么样的，值得思考。”
蔡鄂生是张健华的老领导，在1989年张健华进入央行之际，蔡鄂生已经是央行综合计划司金融体改处的处长，履任央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银行司司长、央行行长助理、上海分行行长兼党委书记、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并在2005年至2013年长达8年的时间里出任银监会副主席。
截至2015年底，北京农商行已经在北京全市拥有204家支行网点。“我们一边脚踩北京郊区的大地，郊区北京农商行网点更多，现在在全北京市有40个乡镇只有我们农商行一个网点。”
张健华称，“因为那些地方总共也没有多少资源，延庆最偏僻的一个乡，现在一共才三千多人，原来五千多人，大家想象一下有多大的用量？但是没办法，我们必须要在那设点。”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表示，“金融在监管的角度，第一是要促进金融创新，第二是防范金融创新走的过头，或者防止有人借用金融创新专干坏事。因此我们的监管就要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从准入监管、价格监管到引入行为监管，特别是负面行为的监管。”
王忠民强调，“如果你说的和你实际做的不一致，而且是打着金融的幌子去骗人，那就是诈骗；如果你跑路了，我可以用大数据、云计算的信息的永远记载找到你。这就保护了创新，也遏制了负面的金融行为。”
“要把金融监管寓于服务之中，监管是为金融机构服务的，监管是通过防风险，要促进机构发展的，要更好的为大众服务的。”蔡鄂生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