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育意愿下降的多重因素中，婴幼儿照护问题与经济负担、女性时间精力不足成为核心约束。无法负担托育费用的家庭占比达21.43%，成为不选择托育服务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财经》记者 邹碧颖
编辑|王延春
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处于全球高位、生育意愿持续走低，中国0岁—3岁婴幼儿托育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12月29日，育娲人口智库发布《中国托育报告2025》指出，调查显示，近五成幼儿家庭存在托育需求，但2023年全国实际入托率仅为7.86%，托位实际使用率不足一半，托育服务正面临“家庭送托难”与“机构收托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报告指出，托育费用高企是抑制家庭送托意愿的核心因素之一。2023年，中国每孩每月平均托育服务收费为1978元，相当于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52%；而在一线城市，这一费用普遍超过5500元。相比之下，调查显示，幼儿家庭对入托费用的接受度主要集中在每月501元—2000元区间，占比高达83%；1001元—1500元的接受度最高，占比近40%。无法负担托育费用的家庭占比达21.43%，成为不选择托育服务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悉，育娲人口智库是一家专注人口公共政策的民间研究机构。智库的理事长为富途控股创始人李华，副理事长为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梁建章。该报告中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国际组织、艾媒咨询等机构。
报告同时指出，“没人带孩子”已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官方调查显示，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明确送托需求；第三方调查进一步显示，对托育“有需求”的家庭占比达48.5%，另有35.7%的家庭表示“暂时没有，但未来可能考虑”。在生育意愿下降的多重因素中，婴幼儿照护问题与经济负担、女性时间精力不足并列为核心约束。
从宏观背景看，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维持在全球高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约为60%，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多数发达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家庭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初婚年龄持续推迟、独生子女家庭占比上升，使得家庭内部可依赖的祖辈与平辈育儿支持网络明显弱化，育儿责任日益集中于父母，尤其是母亲。
制度安排方面，报告认为，育儿假偏短进一步压缩了家庭自我照护空间。中国基础产假为14周，加上奖励假约22周，但育儿假仅约2周，明显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32.3周，也低于部分金砖国家。假期制度的不足，使父母难以在全职工作状态下兼顾婴幼儿照护。
在供给侧，尽管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托育服务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但有效供给仍显不足。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20日，在国家卫健委的托育机构信息公示平台上共有5.3万家托育机构，但全国托位实际使用率仅为46.7%，同时托育机构备案率约为42%。前期投入多、运营成本高、投资回收周期长、抗风险能力弱，是民营托育机构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托育服务在覆盖率、财政投入和家庭负担水平等方面，与多数OECD国家仍存在明显差距。2023年中国0岁—3岁婴幼儿入托率为7.86%，而OECD国家2022年平均水平为35.88%；在财政投入方面，OECD国家儿童保育和早期教育公共支出平均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约0.8%，而2023年中国专用于托育的公共投入占GDP比例不足0.01%。
基于上述分析，报告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包括：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发展法》，明确托育服务为基本公共服务；通过财政手段向养育家庭发放养育金；将0岁—3岁托育服务管理职责划归教育部门，探索“编制内托育教师”岗位；加大财政投入、推动托育费用减免；完善产假与育儿假衔接，促进父亲更多参与育儿；
通过公立托育先行等，提升托育信任与意愿；制定祖辈照料孙辈可申请提前退休的配套机制。
这份报告认为，要实现“幼有所育”的目标，切实为提升生育率创造环境，意味着托育服务要像幼儿园一样，逐步成为城市标准配置。报告建议，在下一个五年规划中，制定2030年目标为7.5个托位/千人，并在2035年实现12个托位/千人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