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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博辰《渡边健哉〈元大都形成史研究——首都北京的原型〉述评》[1]
本文是在拙文《書評 渡辺健哉〈元大都形成史の研究——首都北京の原型〉》（陳頴訳，《山形大学歴史・地理・人類学論集》第21号，2020年，第33—38頁）基础上略作增订而成。
原载《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4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元大都形成史の研究：首都北京の原型》
渡辺 健哉 著
東北大学出版会，2017年
目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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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大都研究の現状と課題
第一章 大都南城について
第二章 大都における宮殿の建設
第三章 大都における中央官庁の建設
第四章 大都形成過程における至元二十年九月令の意義
第五章 大都留守段貞の活動
第六章 大都留守司について
第七章 大都における宗教施設の建設第八章 科挙からみた大都終章
渡边健哉著《元大都形成史研究——首都北京的原型》是一部以“动态的视角”（“動態的視点”）探究元大都形成过程、发展历史的学术著作。本书共十章，除序章、终章以外，另有八章，后有参考文献一览、后记、索引和英文摘要。各章主要是由作者近二十年来发表的论文组成，在出版前作了修订、增补。此书的基础亦为作者于2005年向东北大学（東北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元大都形成史研究》（《元大都形成史の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元大都（大都、大都城）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包括北城（新城）和南城（旧城），后者则专指北城，行文中对元大都均使用其狭义概念。
关于各篇论文最初发表时的信息，详见此书24页。现将各章内容进行概括，并标注初次刊布年份：序章《大都研究的现状和课题》（《大都研究の現狀と課題》）回顾既有成果并指出不足（2005年）；第一章《论大都南城》（《大都南城について》）探讨南城的沿革和功能（1999年）；第二章《大都宫殿的建设》（《大都における宮殿の建設》）、第三章《大都中央官衙的建设》（《大都における中央官庁の建設》）分别探究宫殿建筑与中央官署的修建过程（这两章皆初次发表于2010年）；第四章《大都形成过程中至元二十年九月令的意义》（《大都形成過程における至元二十年九月令の意義》）讨论“至元二十年九月令”对于大都发展所起作用（2004年）；第五章《大都留守段贞的活动》（《大都留守段貞の活動》）是以段贞为中心，关注其在大都举行的各项建设活动（2002年）；第六章《论大都留守司》（《大都留守司について》）对大都留守司的设立、职能和官员进行研究（2002年）；第七章《大都宗教设施的建设》（《大都における宗教施設の建設》）探研南北二城及周边地区寺观的修建情况（2011年）；第八章《从科举看大都》（《科挙からみた大都》）以科举为切入点考察大都发展过程，并附有《进士及第唱名仪》、《进士后恩仪》（2009年）；终章则概括全书内容，并就元大都的都市规划、建城原因、城市性质以及元代皇帝的巡幸时间、生活场所等问题提出观点（未曾发表）。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书的贡献之一是元大都研究的新视角之提出，这个新视角是“动态的视角”。本书序章指出陈高华所著《元大都》[2]一书缺乏对文献进行批判利用，不够重视所据史料的编纂年代，故有些观点仅适用于部份时段，属于“静态的研究”（“静態的研究”）而未能揭示大都城的长期演变脉络，因为一些文献史料编纂于元朝后半期，其主要反映的是元代后半期大都的面貌、情况，因此不能轻易根据这些材料认为大都城向来如此。对此，作者提出采用“动态的视角”探究大都城随时间轴演进而不断形成、发展的历史（17—20、21页）。例如，第八章先是揭示大都南部地区在元朝初期已被利用而城市中央区域到了元代中期也得到使用这一过程，再据此指出大都城的开发是由南向北逐渐进行。除了第八章以外，第二、三、四、七章亦体现出这一新视角的运用。需要强调的是，作者并未仅仅将考察的时段局限于元朝，而是打通断代，将大都放入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进行思考，将元大都与金中都、明清北京城进行比较、探究关联（19—20、21页）。例如，第一章探讨了金中都对元大都的影响。又例如，第三章指出明代北平都指挥使司、北平提刑按察司分别利用了元大都的枢密院、御史台官署。另外，大都留守司作为都城管理机关，其对于大都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此机构，前人论著仅有简要描述，而第五、六章则对其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虽然这两章侧重于从制度史的角度对大都留守司进行探究，但亦揭示出这一机构在大都城建设过程中所起作用。总之，“动态的视角”是一种长时段的研究视角，不仅在本书中被用以探讨具体问题，亦会为今后的元大都研究提供新启示。
在篇章结构方面，第一至八章是全书主体，笔者认为这八章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够紧密，可作如下调整：第一章仍是《论大都南城》，南城前身是金中都，建成时间早于北城，故列为首章。第二章则为《大都形成过程中至元二十年九月令的意义》，因为“至元二十年九月令”的精神是将市肆、局院和税务由南城迁往北城，表明首都机能逐渐改由新城承担，将这一章安排在此处，可使其承上启下——上承关于南城之研究，下启对于北城之探讨。既然研究主题已由旧城转换到新城，那么第三、四两章不妨安排《大都宫殿的建设》和《大都中央官衙的建设》，这是由于帝王宫殿与中央官署乃都城中枢所在。在讨论过大都的核心建筑后，可继续考察皇室服务机构与都城管理机关——大都留守司，故《论大都留守司》、《大都留守段贞的活动》分别作第五、六章，如此排序可先对大都留守司的基本情况进行探究，再在此基础上以段贞为中心对留守司作进一步探讨。此外，《论大都留守司》的第四节“武卫的设立和段贞”（“武衛の設立と段貞”）可改为“段贞和武卫的设立”移入《大都留守段贞的活动》作第三节（前者原本的第五节则变成第四节，而后者原本的第三节则变为第四节）。《大都留守段贞的活动》中有一小节既然是“寺院·道观的建设”（“寺院·道観の建設”），那么下一章（第七章）则为《大都宗教设施的建设》，继续讨论宗教建筑。科举始行于元朝中期，实行时间较晚，故将《从科举看大都》作为第八章，置于最末。总之，若按上文所述排列各章，或许会使全书形成一个更为紧密的整体。
在观点表达方面，对于“至元二十年九月令”——“〔至元二十年九月〕徙旧城市肆、局院、税务皆入大都，减税征四十分之一。”（《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陈高华、杉山正明均认为其精神是将主要官署从南城迁往北城，第三章引用了这一观点（81页）。而第四章则对此法令进行细致分析，指出“市肆”是指商店、市场（106页），“局院”是指官营工场（112页），“税务”是指税务机关（115页），因此提出这则法令和主要官衙的迁移无关（128—129页）。笔者亦认同此观点，因为“市肆”、“局院”並非官署，“税务”亦仅为税务机构，不能代表主要官衙，而这实际上是不同意陈高华和杉山正明的观点。由此可见，作者在第三章引用前人论著，到第四章方予以反驳，如此表达意见则不够简明。笔者认为，既然“至元二十年九月令”与主要官署的迁徙无关，那么第三章便不需提及，前人关于这则法令的观点可在第四章进行引用并展开讨论，如此表达观点也许更具有针对性并且便于读者理解。
下面本人就书中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供作者和读者参考。
65页据大都城城壁为了避开大庆寿寺双塔而出现一段弯曲部分，认为城墙在修筑时若遇到障碍物就会避开。关于此问题，前人指出忽必烈下令避开海云、可庵二僧骨塔修建城壁，是出于对临济宗上层僧侣的礼敬[3]。因此这仅属特例，若每逢障碍便要避开，大都外城便不太可能在整体上构成长方形。
《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曰：“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甎甃。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时动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即工。”68页据此认为大都皇城在至元八年八月开始建造，这一观点或许值得商榷，因为杨宽已指出这则史料所载为宫城的修筑情况[4]。关于皇城的修建时间，杨宽提出在大都初建时只有宫城而无皇城，皇城是在元贞二年（1296）十月以前建成[5]，党宝海则指出皇城始建于至元四年四月，次年十月建成，其修筑时间早于宫城[6]，笔者认同后者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元史》卷七《世祖纪四》载：“〔至元九年五月〕宫城初建东西华、左右掖门。”70页据此提出在至元九年五月东华门、西华门及其两侧的掖门建成，表明宫城城墙修建完成，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其一，在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中，一般只有正门配有掖门在两侧。元朝大内正门为崇天门，并非东、西华门，故“左右掖门”是为前者而不是为后者修建。成书于明初的萧洵《故宫遗录》曰：“崇天门，门分为五，……两旁各去午门百余步有掖门，皆崇高阁。”其中“午门”是指崇天门[7]。成书于元末的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载：“〔宫城〕分六门，正南曰崇天，十一间，五门。……崇天之左曰星拱，三间，一门。……崇天之右曰云从，制度如星拱。”综合这两则史料可见，在元朝后期崇天门的左掖门为星拱门，右掖门为云从门。左、右掖门建于元代初期，至于其何时被命名为星拱、云从，由于史料未载，无法判断。关于崇天门与星拱、云从二门的位置，参见“元大内前殿宫阙布局示意图”[8]。其二，至元九年五月为东、西华门和左、右掖门的营建时间而非建成时间。其三，不能以这则材料判断宫城城壁的完成时间，因为宫城城墙是于至元九年三月建成[9]。综合上文，宫城修建东、西华门与左、右掖门是在城墙完工两个月以后。
178—180页指出大内宫城与隆福宫、兴圣宫隔太液池相望，仪天殿之西设有木吊桥跨越太液池水面，大都留守司在皇帝行幸上都时期会移走吊桥，切断宫城与隆福、兴圣二宫之间的交通以警备大内，是关于宫阙管理制度的独到见解。而与可拆卸的木吊桥形成对比的是太液池上的固定桥梁，其作用为连接万岁山与大内，这表明宫城和万岁山互相连通形成一个整体——前者庄重威严是举行朝会之地，后者风景宜人为休闲娱乐之所，二者共同构成元朝皇帝日常生活区域，为都城核心所在。故移除木吊桥可以使这一整体成为独立空间，与隆福宫、兴圣宫隔水相望，而作者则忽略了万岁山的存在及其与大内的通连。关于万岁山与太液池东西两岸的桥梁连接，参见“琼华岛（万寿山）复原图”〔“瓊華島（万寿山）復元図”〕[10]。
181—182页讨论大都门尉问题时，可参考拙文《元大都门尉初探》[11]，文章对此官职的设置背景、各项职责、员额变化和人员构成有所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拙文与本书基本上是同时刊出，故此处笔者仅是做出补充，而非批评作者未予参考。
书中还存在以下几处问题：对于在至元三年十二月开凿金口、导卢沟水后形成的河流，作者称其为金口运河（63—64页），是沿用长瀬守的命名[12]，但不应在66页又称之为金水河，因为后者是大都另外一条河的名称。171页所引《元史》卷一四八《董文忠传》并非原始史料，其史源为姚燧《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收入《国朝文类》卷六一）。174页所引《元史》卷一六九《高觿传》，其史源是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七《高鲁公神道碑》。245—246页指出元大都自元统元年（1333）起进行了十一次会试，但实际上由于至元二年（1336）、五年停科两次，从元统元年开始到至正二十六年大都城总共举行十次科举考试[13]。
关于本书图表，表格共有三张：127页表1“在京诸仓一览”（“在京諸倉一覧”）、194页表2“大都留守一览”（“大都留守一覧”）、289—301页终章附表“元代皇帝的居处”（“元代皇帝の居処”），这三张表信息丰富，价值较高。而插图（共有九张）的绘制则不够精细，如在98页图4和义门误作肃清门，图4、107页图5、215页图8和259页图9中积水潭的潭误为漂。
另外，书中存在其他一些错别字。
最后，关于元代统治者是否重视大都城，笔者想谈些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是一个关乎元大都历史地位的问题。《元史》卷一八八《刘哈剌不花传》载：“〔至正〕十七年，山东毛贵率其贼众，由河间趋直沽，遂犯漷州，至枣林。已而略柳林，逼畿甸，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衆议纷然，独左丞相太平执不可。哈剌不花时为同知枢密院事，奉诏以兵拒之，与之战于柳林，大捷。贵众悉溃退，走据济南，京师遂安，哈剌不花之功居多。”终章据此指出在危急时刻决心死守大都者仅有汉人太平，表明元朝的统治民族蒙古人对大都城并不重视（276—278页）。笔者不同意此观点，因为元朝最重要的蒙古人正是皇帝本人，而作者则忽略了元顺帝对大都的态度。在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刘哈剌不花传》的校勘记根据《元史》本纪指出哈剌不花抵御毛贵是在至正十八年（1358）而非十七年，《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相关记载为：“〔至正十八年三月〕乙卯（十七日），毛贵犯漷州，至枣林，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遂略柳林，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以兵击败之，贵走据济南。”此前，《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曰：“〔至正十八年三月〕庚戌（十二日），毛贵陷蓟州，诏征四方兵入卫。”这是顺帝在为大都调集援军。值得注意的是，在“京师人心大骇”之际，哈剌不花正是奉皇帝诏命抵抗敌军并取得胜利，由此可见顺帝坚守大都之决心。在毛贵退兵后，顺帝还采取措施加强都城守卫，防备敌军进攻：“〔至正十八年六月〕命左丞相太平督诸军守御京城，便宜行事。”（《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是委派对大都持坚守态度的太平丞相负责都城防务。“〔至正十九年十月〕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则是下诏为大都全部城门修筑瓮城和吊桥以加强军事防御。综合上文，从元顺帝的种种举措来看，其守卫都城之意志是坚定的。而在至正二十八年元顺帝弃大都北遁则是由于军事溃败而做出的无奈选择，薄音湖指出顺帝退回草原后曾试图夺回大都城[14]，这亦可见大都对于顺帝的重要性。故笔者认为，元朝统治者对大都城是十分重视的。
作者简介
寇博辰，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蒙元史、敦煌学、中国治安史。
注释：
[1] 渡辺健哉《元大都形成史の研究——首都北京の原型》，仙台：東北大学出版会，2017年。此书共328页。
[2] 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
[3] 陈高华《元大都》；此据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86页。
[4]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73页。
[5]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476页。
[6] 党宝海《青山（Köke Aγula）与元大都》，《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27—129页。
[7] 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此据同作者《元代大都上都研究》，第213页。
[8] 林梅村《元大都的凯旋门——美国纳尔逊·阿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元人〈宦迹图〉读画札记》，《上海文博论丛》第36辑，2011年；此据同作者《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316页。
[9]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473页。
[10] 福田美穂《元大都の皇城に見る「モンゴル」的要素の発現》，《佛教藝術》第272号，2004年，第37頁。
[11] 寇博辰《元大都门尉初探》，《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5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86—291页。
[12] 長瀬守《元朝における郭守敬の水利事業》，初刊于1965年；此据同作者《宋元水利史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1983年，第638—641頁。
[13] 参见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期，1982年；此据同作者《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9—261页。
[14] 薄音湖《元以后蒙古人对大都的记忆和怀念》，《元史论丛》第1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0—41页。
编辑/制图｜汪珂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