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形势，从“繁花”到“繁杂”，我们该如何应对？
文：中外管理传媒 庄文静
责任编辑：辛国奇
近期，美国商务部公布了最新数据：202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值为4270亿美元，跌幅达到20%。这是20多年来，中国首次失去美国第一大进口国的地位。
202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逼近6万亿美元大关，其中美国是我国第三大贸易国。同年，中美贸易额达到6644亿美元，同比下降11.6%。我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为5002亿美元，从美国的进口额为1642亿美元，进出口均呈下降趋势。特别是，美国正在减少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规模，尤其是电子产品、计算机和化学品。
202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的贸易顺差为8232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占了40%，单从国家来看，美国仍然是我国最大的贸易国。
与此同时，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总额达到了4750亿美元，墨西哥已经反超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商品进口国。尤其是在“近岸外包”的政策推动下，墨西哥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了美国近岸的主要商品供应国。
那么，2024年，中国外贸出口趋势将呈现怎样的变化？中国企业应做好哪些工作和准备？为此，中外管理传媒专访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原副会长张伟。
外贸环境，十分严峻
中外管理：2024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将呈现怎样的新趋势？与2023年相比会有什么不同之处？
张伟：我们要谈外贸出口趋势，首先要搞清楚2024年的国际背景。中国外贸面临十分严峻的国际环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地缘政治危机更加凸显。
2024年，地缘政治危机的主题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凸显。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矛盾和冲突，几十个国家都已陷入军事冲突和战争，并且这种情况不可能很快终止。
比如韩朝边界对峙、伊朗扣押美国油轮、胡塞武装攻击美国航母、德国预演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法国预向乌克兰派兵、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冲突等等，这些地缘政治关系的引爆点本质上都是经贸危机的集中反映。当今世界正在向多极化的局面发展，美国原来单极化的霸权无法应对这种多极化的变化。比如，亚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南共体、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都在反对美国霸权，甚至有一些国家在积极推动“去美元化”。俄乌冲突为例，背后的最大推手依然是美国。
现在，事实上，中国周边环境更加复杂，美国从奥巴马时代就开始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尽管中国从来都没有战争的意愿，但也必须做好准备。
如今，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特别危险的时期，所有矛盾和冲突都可能集中在这个时点爆发。黄岩岛本来是我国领土，一直被菲律宾霸占，结果美国一插手就隐藏着极不稳定的态势。现在，中美都在比赛战略定力，美国不会为了中国放弃霸权，中国也不会为了美国停止发展。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主流势力还是坚持要和平。但由于全球每天都在发生危机积聚，可能出现一个导火索都会让危机一触即发。特别是地缘政治危机已经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第一要素时，所有的经济建设、文化支持、社会建设都只是一种支援作用，不会以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去换取经济的发展。
二是全球经济问题凸显。
2023年全球经济实现了两个重要目标：一是GDP增长，二是通胀水平总体保持温和。特别是，全球的GDP都高于年初预期，这点相当不易。
2023年，中国的GDP同比增长了5.2%，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美国2023年的GDP实现了2.5%，日本也走出了30年低潮期，印度去年的GDP增长了6%。
从总体看，全球贸易拖累了全球经济，贸易依然会在低谷中运行。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增幅只有0.2%，其中货物贸易萎缩了约2%，这是50年来贸易增速最少的一年。预计2024年的全球贸易，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
目前，在全球贸易中凸显两大问题。
现象一，自贸协定签署数量剧减。过去，全球自贸区很热，现在除了非洲还在增长（有40多个国家参加），其他地区都在萎缩。比如，在2020年后，平均每年只签署了五个贸易协定。而在2000年至2010年左右，每年都新增10多个贸易协定，这个数字是减少了一倍。相反，2023年全球实施了近3000项贸易限制措施，这个数字是2015年时的5倍。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何谈贸易自由、自由贸易呢？美国的贸易壁垒，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公平竞争。并且，各国也都在拿着贸易壁垒、科技壁垒、关税壁垒等去干预竞争，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现象二，近几年供应链限制成为常态。美国为了制造业回流，发明了“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他们从供应链的角度切断和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系，也就是“断链”。现在，“近岸外包”渐成常态，而全球经济由此切割和演变成了区域经济。
因此，这两个现象会致使2024年外贸艰辛地在低谷中运行，并且会成为走出低谷的障碍。
三是美国产业链重构。
美国正在通过产业链重构来改变全球的经济结构。过去几年，美国对中国主要是实施科技脱钩，然而，预计在2024年以后，比科技脱钩更具影响力的将是产业链脱钩。美国计划将产业链回流至本土，这将对全球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并企图重塑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格局。
事实上，自2008年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就已启动了“再工业化”计划，这一战略一直延续至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尽管拜登和特朗普的执政策略存在差异，但其核心目标都是重塑全球产业链。
拜登政府更注重高新技术产业的回流。为此，他推出了《通胀削减法案》和《美国芯片法》，并提供了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措施。近年，拜登政府则关注纺织、原材料加工等产业链的中下游产业，通过关税政策将产能转移到近岸国家（如墨西哥）和盟友国家（如越南）。此外，拜登政府还在努力构建产业链联盟，包括欧洲、欧盟、G20国家和印度等，以实现产业回流。同时，美国政府通过“小院高墙”策略，明确了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并划定了战略边界。对于“小院”内的核心技术，美国采取更严格、更有力的封锁措施；而对于“小院”之外的其他高科技领域，则可以重新对华开放。这一策略既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科技战态势，又力求精确打击，目的就是在打击中国高科技的同时，实现市场和利益的双重目标。
未来，四大贸易方向
中外管理：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贸环境，中国外贸型企业应当关注哪些方面？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在哪些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张伟：我认为，要做好四个方面：
第一，要做牢区域贸易。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区域贸易的主导权、主动权。首要任务是巩固与东盟这一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盟的经济非常看好。我们与东盟之间已建立了坚实的贸易基础，必须紧紧抓住这一区域的机遇。
一是扩大旅游消费。随着国内消费的持续增长、旅游业的复苏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定，这些都是推动东盟经济稳步增长的关键因素。
二是持续投资东盟国家。总体来看，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去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均有所上升，平均每个国家的增长幅度超过30%。因此，中国应加大对这些国家的“绿色投资”，如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电子商务等领域，这些都是该区域急需的项目。
三是发展数字经济。东盟国家正处于数字化转型阶段，这正是我们的专长所在。例如，电子商务、生鲜物流、海外仓储配送，以及医疗科技、教育科技、汽车行业等在线服务，这些数字化转型项目都应成为我们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
第二，要做大中间品贸易。
在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部署“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工作时，首次提出了“拓展中间品贸易”，并将其排在了其他几项工作之前。中间品贸易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中间品包括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等，涵盖了电子器械、装配等领域。近年来，我国出口表现亮眼的“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其生产过程中所需的电芯和涂锡铜带都属于中间品。此外，大型机械如波音飞机也主要依赖中间品贸易。目前，苏州地区的工业品大部分也是中间品。据统计，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约有70%是中间品，而真正成为产成品的出口产品占比并不占优势。
2023年中国出口的中间品总额达到了11.24万亿人民币，占据了整个出口总值的47.3%。其中，机电类中间品的出口额为6.3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日本、墨西哥的汽车零配件出口，对美国和德国的锂电池出口，以及对越南、印度和印尼的平板显示膜出口，这些中间品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由此可见，中间品贸易是2024年和未来要坚决去抓的一件事情。那么，中间品贸易怎么去抓？特别是数字化转型，怎么去做？
首先，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根据“中国制造网”上的消息，截至2023年底，该平台拥有中国供应商企业600万家，其中有七成是中间品供应商；平台上的采购商数量达到2700万家，其中有五成是中间品采购商，中间品这个版块无论是访问量还是成交量都非常高。
其次，数字化转型。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有一个中间品分类标准，目前全球中间产品的数量一共是3556种，其中693种是高技术中间品，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类：电机、电气、音响设备零部件；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零部件；光学、照相、医疗设备零部件。
因此，我们应该从这三大类高附加值的产品入手，确保它们有统一的编码、可以共享并能够上线平台。将这600多种中间品做好，我们就抓住最大的价值点。
第三，要做强价值链贸易。
所谓价值链贸易，是相对于产业链而言的，无论是上游、中游、下游，都有价值链成分。比如，产业链的下游产品，市场和品牌最有价值。中国拥有众多的中下游产品，要把握住14亿人的市场，就必须依靠品牌。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价值链贸易产品包括资源类产品、知识类产品和创新类产品。
我们要做强三个价值端。
首先，做强价值链的上端。包括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和工业设计。
其次，做强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价值端。这主要涉及金融中介、IT服务等领域。美国是全球服务贸易最发达的国家，其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72万亿美元，远超其他国家。而中国2023年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仅为6.5万亿人民币（约合9200亿美元），在这一价值链上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再次，做强全球创新的价值端。比如，汽车、计算机、电子、机械等行业，催生了全球价值链最大、出口附加值比最高、知识最密集的商品贸易价值链，这些行业的产值占全球总产出的13%。少数发达经济体参与了创新型价值链，如美国和欧洲12国占据了这一价值链75%的出口量。而中国就是要抢占这一端，要在此有所作为。
第四，要做优数字产品贸易。
数字产品贸易实际上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数据交易。目前，全国有40多家数据交易所，这些数据在确权、定价机制问题解决后，可以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交易；其次是基于物联网的创新技术，如物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智慧城市、大医疗健康等；第三是专利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如航空航天、制药、计算机、光学等，包括软件、出版、信息和技术等领域；最后是服务外包，如软件开发服务、注册管理服务、楼宇租赁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和专业策划服务等。换句话说，这涵盖了信息技术、商业流程和知识流程三大领域的服务外包。
目前，我们主要专注于服务外包领域，其他几个板块尚未充分开发或涉足。所以，2024年我们要向其他几大版块发力。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40%，预计2025年将会超过50%。我认为，在未来五年内，北京、上海和深圳都将会实现超过1000亿美元的数字贸易额。
如何看待外资撤出？
中外管理：近几年，外资撤出中国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对我们的外贸出口会有什么影响？
张伟：最近，商务部召开了全国外资工作会议，研究吸引外资的问题。2023年，全国吸收外资、实际利用外资额是11339.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8%。其中，有两个数字不太好看，一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3179亿元，同比下降了1.8%；二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7760.8亿元，同比下降了13.4%。但是，高技术制造业使用外资增长了7%多，电子、医疗、建筑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都呈现出积极的增长态势。
那么，2024年应该怎样利用外资？
第一，稳住欧洲投资。从2023年的投资来源上看，法国、英国、荷兰、瑞士、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实际投资，分别增长了84.1%、81%、31.5%、21.4%和17.1%，因此，只要把欧洲的投资稳住，就是稳住了大头。为此，我们必须把投资环境建设好，要增强竞争力。
第二，落实好取消外资准入限制。2023年，我国接收的最大一笔投资来自德国巴斯夫公司，该公司在广东湛江投资了100亿欧元，打造一座世界级化工综合体。我们对巴斯夫实施了税收优惠，建立了产业园，并升级了综合保税区，以便产品进出口，为其提供了优越的外部条件。而巴斯夫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证明了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
第三，客观看待外资撤离。2023年，部分外资汽车企业撤资，这并非完全是他们有意为之，而是由于竞争力不足。例如，三菱汽车的撤资是因为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下滑。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丰田的混合动力车，或者国产电动车。去年，奔驰宣布放弃电动车开发计划，因为其开发成本过高，无法与中国电动车竞争。因此，这类撤资也是他们理性考量的结果。
第四，充分利用外资但不能依赖外资。纵观利用外资的历史，不难发现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不靠外资，例如日本，战后几十年间，依靠政府和金融体系扶植了汽车、石化、电子等产业。而越南则过度依赖外资，在美联储加息后，外资大规模流出越南，使得去年越南股市和楼市几乎全面崩溃。
假如特朗普当选……
中外管理：前段时间，特朗普曾表示：若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将对中国商品征收60%关税。对中国商品“加税”是否已成定局？这将对外贸形势产生多大的影响？
张伟：在贸易问题上，我们要高度关注以下领域：
第一，关税领域。特朗普曾表示，一旦执政将继续挥起关税惩罚的大棒对所有国家（不只是中国）进行关税惩罚。比如，欧盟对美国的平均关税比美国高出30%，印度对美国农产品、汽车分别征收32.9%和25.3%的关税，美国只征收了3.1%和2.9%。对于这种不公平，美国也要对欧盟和印度进行惩罚。
所以，特朗普对中国要提高关税，当然中国要进行反制。
第二，终止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特朗普其目的是要促进制造业全面回流。过去两年，拜登政府主要是针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投资，但特朗普意欲全面终止美国对中国的投资。
第三，中国资本退出美国的基础设施。要限制中国资本持有美国的能源、技术、电信、农田、自然资源、医疗和其他战略性国家资产。对于中国已经持有的资源，也要迫使中国出售，保护所谓的“经济安全”。
因此，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谁上台，机遇和挑战都会存在，我们都要破解它。比如，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我们就会有机会扩大欧盟贸易；特朗普反对新能源汽车，中国就有机会在新能源汽车上巩固世界第一的位置；所以，无论美国未来谁上台执政，我们都要有所准备，未雨绸缪。
墨西哥，是否会成为中美贸易的“新战场”？
中外管理：2023年，中国失去了“美国第一贸易伙伴”地位，墨西哥取代中国上位。去年，有近3000家中国企业开始在墨西哥进行投资，部分企业已经在墨建厂。那么，中国是否可以实现“曲线救国”？美国是否会有所防范？
张伟：美国商务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自墨西哥进口的商品总额同比增加了5%，达到4750亿美元，超过了自中国的4270亿美元。此外，墨西哥也成为了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新热点。
实际上，中国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在2021年增长了76%，在2022年增长了78%。中国赴墨投资是“全面开花”，汽车、家居、家电、电子商品、纺织鞋帽等企业纷纷布局。为什么中国企业一下子涌入墨西哥？源头还在于美国的近岸贸易战略。
北美自由贸易区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组成，区域内的关税非常低。2019年，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从10%提升到25%。而北美自贸区的美国对墨西哥进口产品从1993年的12.1%降到现在的3.9%。因此，中国企业选择在墨西哥投资，第一是看中了其自由贸易区的优势，关税低甚至有些产品零关税；第二是丰富的资源优势，以及距离美国近，运输成本低，时效快；第三是充足的劳动力市场，人工便宜。
当然，美国已经注意到中国企业在墨西哥投资建厂的情况，但这种近岸贸易，美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美国只能进行供应链转移，但没有办法和产业链脱钩。即便美国努力推动本国产业复兴，也难以将全球范围内众多的中间产品生产完全迁移至国内，这在实际操作上所需成本将会非常高昂。已在墨西哥建厂的海尔提出了一个看法：在墨西哥建厂所带来的供应链机遇，将大于产业链本身的机遇。可见，海尔在布局未来，并没有在意眼前的得失。
鉴于当前国际贸易趋向于区域性交易，企业若在现阶段不进行准备，不考虑将供应链迁移至美国邻近地区，那么未来可能会面临失去北美市场份额的风险。这一挑战对于电子、汽车和家电行业的企业而言尤为显著。因此，企业必须根据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市场的变化调整其战略布局，这是基于实际情况的合理决策。举例来说，许多数字和电子产品制造商纷纷选择在匈牙利设立生产基地，这并非是政府的指导作用，而是企业根据市场环境做出的战略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要注意一点，一定要把产业最核心、技术含量最高的部分稳稳地留在大本营，对于海外布局要有“绿色投资”的概念，海外只是分公司而已。不难发现，布局墨西哥的企业大多是中下游的制造产业。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企业家的创新意识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我们要相信中国企业家的战略眼光、定力和前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