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时，务必明确 “目的性”、“针对性”、“系统性”（上）
文：中外管理传媒社长、总编 杨光
做管理，自然离不开决策。而决策的本质，并不意味着权力。将“决策”及其人格化的“领导”，简单等同于“权力”及其物格化的“公章”，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误解，也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悲剧。
高质量决策的关键，在于优化围绕决策的方法论。
张瑞敏的“谋断循环”
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时期是初唐。而初唐政治清明、社会祥和的根源，与其说是源自前台一唱一和的李世民和魏征，或至今都说不清的玄武门之变，还不如说在于初唐的后堂里拥有名垂青史的“房谋杜断”。谋和断，深刻扼要地揭示了有效决策的两大核心及其联系。缺少谋的断，简单把决策等同于拍板，无疑是鲁莽和愚蠢的，决策将只意味着绝命。而缺少断的谋，简单把决策等同于点子，也无疑是肤浅和低效的，决策往往都归于无策。只有将谋与断链合、融合，进而循环起来，决策才会呈现高质量。对，不仅要融合，还要往复循环。因为每一个对当下正确的断，都应已包含了对未来的谋。
深谙此道的，是张瑞敏。
张瑞敏无疑是中国当代最具有哲学底蕴的企业家，没有之一。而张瑞敏的成就，不仅仅在于成就了海尔集团的“白电江湖”地位，也不仅仅在于开创了人单合一的组织管理创新，还在于他一生几乎没有出现过重大决策失误，包括对组织，包括对自己，包括进取，包括后退。
为什么？在于张瑞敏有一个关于如何做决策的方法论，也就是极容易被外界忽略的“二次决策”。张瑞敏认为：任何一项决策本身，无论看起来多么英明正确，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决定决策质量的，是对每一个决策所衍生的连锁后果的“后续决策”。如果决策者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提前准备好应对未来的“二次决策”，任何决策都和赌博无异。
目的性：你到底想做成什么？
在谋-断-谋……不断循环做二次决策的方法论的启发中，我也产生了关于高质量决策的一些结构思考，归纳起来就是次序不可颠倒的三点：目的性、针对性、系统性。
高质量决策的第一点，也是至为重要的前提，就是对“目的性”的构建。
做对一件事，取决于想透一件事，特别是要想透围绕它要达成的目的。反过来一件事有时做得差强人意，左摇右摆，甚至适得其反，往往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想清楚这件事，又特别是围绕它要达成的目的。所谓目的，就是做这件事到底是为了什么，进而到底要做成什么样。
因而，我们围绕要做成一件事所做出的决策，就有两个要点。
一、你对目标实现的“意义”，是否足够明确与足够强烈？
要实现一件事，这件事本身的难度只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往往取决于我们要做成这件事的愿望有多强烈。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生活阅历，会不难发现：“心想事成”绝非一句说说而已的吉祥话儿，而应是大概率可信的真理总结。也就是说：你内心有多想，决定着你能不能做成。反过来说，我们之所以做起来会半途而废，会知难而退，往往并不是真的因为这件事对你真的着实太难，而在于你内心对这件事着实还不够想！
你说你也“想”，其实大多只是“希望”甚至“乐见”而已。什么是“想”？茶不思，饭不进，夜不寐，抑或梦中游，每天24小时从显意识到浅潜意识都在朝思暮谋、魂牵梦系地只琢磨这一件事时，才配得上一个“想”字。而如果你真做到了“想”，很难有做不“成”的。国人很多事之所以做不成，往往都是因为内心对很多事，都过于“洒脱”地不够“想”……太过佛系的民族与个人，是很难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甚至高僧玄奘，能得以克服不可思议的困难成就佛法东渡，也是因为他很“想”！而不是随缘……
那么“想”又从何而来？从“想”到“魂牵梦系”又如何才能做到？这往往取决于你内心对这件事于你的意义，明确到了什么程度！
试问阿根廷队为什么而战？
如今欧洲杯让足球重新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而2022年世界杯决赛“谢幕球王”梅西领衔的阿根廷与“候任蝉联”姆巴佩领衔的法国巅峰争冠，堪称历届决赛之绝世经典，至今如闻韶乐。众所周知，最终梅西如愿捧得了人生最高桂冠，而姆巴佩连中三元却仍落寞成为背景。
但赛前，绝大多数中国资深球迷却都更看好法国，纵然他们很喜欢梅西。因为国人早已习惯了用“实力”来作为分析竞争的唯一标准。而就纸面实力而言，法国确实高于阿根廷。但我，却从大赛一开始，就看好梅西的阿根廷，到决赛前更认定阿根廷必将夺冠。
为什么？这不是赌博，也不是偏爱。
因为从梅西到整个阿根廷队，都知道他们在为什么而战。这肯定是35岁的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而梅西作为马拉多纳之后的新一届球王，用球技和人格，已征服了全世界，却一直与世界杯冠军失之交臂。之前梅西在世界杯决赛落败后凝神紧盯咫尺天涯的金杯，击中了包括年轻的阿根廷球迷在内全世界球迷的心。如今，那些曾经只能从电视上为偶像心碎的球员，有机会在赛场上与偶像为共同的梦想并肩而战了。不难想象他们争冠时，是抱着怎样的决心与热血！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成全梅西——利他之心，总能迸发出最大的能量。门将马丁内斯甚至直言：“我愿意为梅西去死！”于是，也恰恰是这个抱着拼死之心的球员，在决赛中只身挡住了法国人的压哨绝杀，又在点球决战中两度在法国人身前像一座山一样不可逾越。
而法国人呢？他们很年轻，他们很强大，他们甚至在更年轻时已经获得了上一届的世界冠军。但也因此，他们强大到“只是”在为蝉联而战，他们年轻到“还”不知道团结至上。因此，纵然他们依然强大，但在决赛最要劲儿的那一刻，他们输了——因为他们的对手，更知道“为什么而战”，对目标更热切，更统一，因而他们更拼命，也更强大，也更不可战胜。
试问乌克兰人为什么而战？
如今，在俄乌战争中的乌克兰，也是如此。
当俄罗斯的钢铁洪流跨过国界扑向基辅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没有选择逃亡，更没有选择投降，而是选择了与国民一起共同抵抗到底；同时乌克兰人民也没有选择逃亡，更没有选择投降，而是选择了与政府一起共同抵抗到底。进而他们不仅保卫了自己的首都，而且将闪电战拼成了消耗战，还实现了卓有成效的局部反攻，最终赢得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声援与支援。因为，他们在决定抗战到底的那一刻，都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
1940年代，中国四万万上下军民一心，在国力严重不足时，誓死不屈服于日军的轰炸与刺刀，直到迎来了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最终赢得了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赢得了百年耻辱的彻底洗刷，进而赢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因为中国人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并为此不惜战至最后一人！
如同任何事的影响，都永远比事情本身更为重要——明确每个目标的意义，永远比目标本身更为重要。
二，你对目标本身的“界定”，是否足够明晰与足够具体？
明确决策目标的意义，如同定性，是高质量决策前提的前提。那么，高质量决策的前提，就是对决策目标的明确定量。好比阿根廷队要的是夺得世界杯，乌克兰人要的是回归1992年的俄乌边界，中国人要的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听起来，着实没什么稀奇，也一定无人反对。但是，我们自己在制定决策及执行决策时，却往往做得并不好——特别是国人。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热衷的是宏大叙事，讲究的是留有余地，呈现的是含糊其辞。因此，钱钟书先生曾精辟地总结为一句话：“规定得严，解释得宽”。所谓宽严，一直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的“精髓”，以至于高调出现在了中国政治治理“第一标杆”诸葛亮的祠堂里。但殊不知，正是这些宽严之间的“进退自如”，使得我们随后在面对人类现代化进程时，显得患得患失，力不从心。当宽严作为形容词，将组织决策完全变成行为艺术时，也就意味着决策及执行，都没有明确与稳定的标准，都没有刚性而坚决的原则。
试问到底是目标不清？还是执行不力？
而事实上，我们的组织目标之所以经常在执行中或者虎头蛇尾，或者似是而非，就在于目标本身界定得还不够清晰，不够具体，不够量化——而未必是执行不力。当决策者总是在为自己的方便着想，而宁愿将目标定成“空洞地果决”、“灵活地坚定”时，下面在执行目标时，很自然也就配合着对工作“精巧地糊弄”，让事业“自私地艰难”。于是整个组织系统，从上到下，都会自娱自乐，自欺欺人。总之，当目标就是个形容词时，执行及结果自然也就难以形容了。
目标满足于大概其，本质就是从起点上想放过自己，终点上也就难免会错失目标。
可以说，目标量化的分解程度与具体程度，本质上也就是认知目标的清晰程度，执行目标的合理程度，和达成目标的坚决程度，以及实现目标的坚韧程度。只有目标量化、清晰，你才会更聚焦，更专注，更执着，更心无旁骛，更一往无前。
而决策目标不够清晰、不够量化，导致执行不伦不类，不了了之，也往往是因为决策者对于事业目标本身及其意义，想得并不清楚，并不透彻，甚至并不生动。
试问有没有把心中目标变成眼前电影？
仅仅把目标定义成一清二楚的数字，也仍然是不够的。“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已然广为人知，问题就在于如果目标仅仅是数字，数字完全可以是人为信笔而成的，只要他“想”。
如何让数字目标拥有生命，才是高质量目标的关键。
“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曾经在总结自己的经营经验时，认为你把自己要实现的目标，在头脑中呈现得越真切、形象、生动，乃至关于目标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脑海中真实浮现出来，就犹如放电影一般时，目标就越容易实现。因为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就意味着我们对目标想得越深入，越全面，越有逻辑，越符合实际，进而也就越向往，越执着，最终能调动与激发出决策者自己和整个组织的潜在能量。当抽象数字结合图景生态时，数字便不是可以无中生有的，而是拥有生命的，拥有根基的。
好比1958年“大跃进”进入高潮时，当我们直观所谓“亩产万斤粮”的“放卫星”报道，又加上当时有知名科学家从理论上论证其为可能时，我们就很难断定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并将导致民族灾难。但如果我们将这一数字结合当时中国农业的实际条件，去还原“亩产万斤粮” 的生产场景时，用我们普通人的“常识”，都可以判断出那是绝不可能的，或注定是寅吃卯粮，难以为继的。
因此，高质量目标的清晰界定，取决于截然相反又浑然一体的两方面：“数字化”和“图景化”。
（未完待续）
